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特别重视产业政策，陆续提出多个产业战略。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于2021年5月5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版产业战略，其中有不少内容直接针对或间接涉及中国，下面分四个部分概述。 

　　第一部分是欧盟最新版产业战略的出台背景。简言之，就是新冠疫情加速了欧盟实施经济战略自主的步伐。欧盟的“战略自主”，是经济战略自主的重要部署之一。欧盟于2020年3月10日发布了一份新的产业战略，提出推动工业双转型，即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刚提出来不到一周，世界卫生组织（WHO）即宣布“新冠大流行”。在此情况下，这份战略几乎是一发布就搁浅了。一方面因为欧盟内外部纷纷封锁边境，停工停产，战略无从落实；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暴发后产业链供应链的弱点暴露出来并成为关注焦点。此后，欧盟开始谋划更新产业战略，并于2021年5月提出最新版产业战略。其内容主要基于对新冠疫情的两点反思：其一，疫情期间成员国相互间的边境封锁使得欧盟意识到在极端的情况下，确保最低限度的“四大自由”非常重要；其二，疫情使得欧盟意识到自身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之大。  

　　第二部分是欧盟最新版产业战略的主要内容。欧盟基于上述对疫情的反思提出，单一市场是其最重要的资产，也应该成为欧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强有力跳板。欧盟最新版产业战略出台的四个方面的措施，都是围绕单一市场进行的：其一，建立单一市场的应急机制，确保今后出现类似于新冠疫情危机时，单一市场能够保持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基本流通；其二，深化单一市场。欧盟于2021年5月对单一市场做了首次评估，认为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单一市场深化的进展非常缓慢，制度建设也没有跟上，今后会加快出台这方面的举措。其三，加快《外国补贴条例》立法。欧盟在发布最新版产业战略的同时提出《外国补贴条例》立法提案，并强调该立法是其实施新产业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也是其推进战略自主的重要行动，提出要弥补当前欧盟单一市场只审查成员国政府补贴而不审查外国政府补贴的制度漏洞。显然，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国。其四，调整供应链布局，降低战略性产品的对外依赖。在发布最新版产业战略的同时，欧盟发布了一份供应链对外依赖报告，对134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进口产品做了来源地分析，发现对中国、越南和巴西的依赖度最高，进口额中的52%是来自中国。经过进一步细分，欧盟认为，在这134种产品中，有34种产品受限于产地而难以进行分散化或本地化生产，其余约100种产品（其中一部分是高技术产品）是可以通过逐步调整而进行本地化和分散化生产的。在此基础上，欧盟提出要支持成员国政府和企业以PPP的方式建立产业联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令欧盟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目前已经在电池和芯片领域建立起产业联盟，未来还将扩展至氢能、半导体等领域。  

　　第三部分是欧盟落实新产业战略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盟要落实最新版产业战略，其中建立“单一市场应急机制”和针对外国补贴的立法等方面阻力较小，而深化单一市场和调整供应链布局的掣肘因素较多。特别是在调整供应链布局方面，欧盟在疫情暴发后的大讨论中确定的由“效率至上”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原则正在落实为战略规划和具体行动，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生产的趋势正在成为现实。然而，欧盟主要国家供应链布局调整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首先，过分看重安全因素而转向本地化生产很可能打乱欧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既有步调，令原本可用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资源继续留在产业链“低端”。其次，欧盟主要国家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决策并不具备理论认识和制度上的支撑，产业链布局的最终决定权仍在企业手中。此外，欧盟竞争政策也限制了成员国政府的干预空间，不能随便通过国家援助支持企业生产活动迁移。最后，欧盟主要国家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布局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欧盟与美国的供应链是市场分工的结果，在双方贸易投资协议安排不发生大变化的前提下，两者供应链关系调整的空间不大。而且，当前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承接西欧国家供应链的能力已基本饱和，其生产能力难以扩张。北非地区的政局不稳、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低等短板也使得其工业承接能力相当有限。  

　　总体而言，欧盟最新版产业战略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其一，《外国补贴条例》立法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有企业和获得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进入欧盟市场，显著提升我企业经营的合规成本；其二，欧盟首次在产业战略文件中提出要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间的供应链相互依赖，有意以价值观划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孤立中国。  

　　第四部分指出，当前中欧关系复杂，但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仍在，双方有很多领域可加强合作的主基调并未改变。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经济复苏，其供应链布局调整在中短期内难以真正开启“去中国化”进程，从疫情期间的贸易粘性中可以看出。而这为中国应对可能的负面冲击提供了“窗口期”。由此可见，我们还要依托较成功地管控疫情、拥有最具成长性的大市场、制造业门类齐全、物流基础设施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经济数字化程度高等优势，提高产业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决策与实施的透明度，继续挖掘对欧洲合作潜力，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作者简介：孙彦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上的发言，转载自中国欧洲学会官网，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