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平:中国欧洲研究实现了跨学科与多领域发展

 

  学者简介  

  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兼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曾先后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2021年,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以下简称“欧洲所”)成立40周年。4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欧洲所已成为国内全面研究欧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领域的重镇,欧洲研究实现了跨学科与多领域的发展,在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何看待40年来欧洲所在我国欧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所庆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了欧洲所所长冯仲平。 

  中国社会科学网:欧洲所走过了40个春秋,您如何评价欧洲所在我国欧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冯仲平:我到欧洲所工作时间不长,但由于之前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直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所以对国内欧洲研究界的情况还算了解。中国的欧洲研究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高校。国内不少高校曾得到欧盟的资助,近年来我们国家又加大了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许多高校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为了对欧洲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很多高校根据自己的优势成立了国别研究中心,如英国研究中心、波兰研究中心等。在这些高校中,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在欧洲研究界名气颇大。近年来,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欧洲研究更受到了重视,越来越多的高校正日益成为中国欧洲研究的重要力量。 

  第二类是关于政策研究的智库。欧洲所属于既注重基础研究又重视应用对策研究的智库型机构。它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以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形成了智库方队。在这一方队中,欧洲所实力比较强。经过40年的奋斗,人员规模、研究领域、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研究成果等在国内都名列前茅。目前欧洲所有七个研究室:欧洲经济研究室、欧洲政治研究室、欧洲社会文化研究室、欧盟法研究室、国别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和中东欧研究室。其中,国别研究室是2020年新成立的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如何评价中国欧洲学会在国内欧洲研究中的作用? 

  冯仲平:中国欧洲学会成立于1984年,挂靠欧洲所,秘书处也设在欧洲所。学会作为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在推动我国欧洲问题研究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成立以来,组织了大量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出版了学术著作以及开展“欧洲研究在中国”等调研课题,目前已成为中国学者之间以及中欧学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自1997年开始,学会与欧洲所合作出版的年度《欧洲发展报告》(学界最早出版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蓝皮书)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 

  中国欧洲学会下设欧洲联盟研究分会、英国研究分会、法国研究分会、德国研究分会、意大利研究分会、西班牙研究分会、北欧研究分会、欧洲一体化史研究分会、欧洲经济研究分会、欧洲政治研究分会、欧洲法律研究分会。欧洲所的学术骨干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积极组织与协调分会的活动。而分会的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些年来,这些分会举办各种学术交流及项目研究活动,对推动中国欧洲研究不同领域的学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会年会是中国欧洲学会的重头戏,汇聚了全国各地研究欧洲问题的专家与学者,根据当年欧洲情势的变化,讨论不同的主题。在年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国别、欧洲发展状况以及中欧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如何推进未来的欧洲研究。40年来,欧洲所和中国欧洲学会相互支持、相互促进。2021年8月23至24日,欧洲所成功举办了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以及换届大会,第十届学会理事会顺利诞生。未来,欧洲所将继续推动中国欧洲学会的工作,加强与智库和高校合作,共同将学会打造成促进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网:《欧洲研究》创刊近30年,发表了许多优秀成果。您如何评价《欧洲研究》这些年来的发展?《欧洲研究》未来的学术定位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冯仲平:我用五个“性”来评价《欧洲研究》:全面性、学术性、引领性、理论性和动态性。全面性是因为涉及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学术性是因为用不同的学科来解释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引领性是因为《欧洲研究》在欧洲研究中的龙头作用;理论性是因为期刊的作者为理论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动态性是因为《欧洲研究》时刻关注中欧政策的变化。 

  《欧洲研究》业已成为国内欧洲学界备受青睐的刊物,是我国欧洲研究领域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发布与传播平台,在学科发展、议题引领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地看,中国的欧洲研究起步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初,但全方位系统性的欧洲研究主要还是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欧洲研究》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代学术同仁共同努力推动欧洲研究学科发展的缩影。 

  在欧洲研究学术共同体形成初期,陈乐民先生即提出“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这一带有文明史关切的学科元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欧交往的需要,又催生了大量对当代欧洲现实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欧洲自身的复杂性和欧洲研究学科建设任务的多元化特征,一直是《欧洲研究》建设的一个大背景,而《欧洲研究》也一直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如果对《欧洲研究》的期刊建设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可以发现大致三个重心:一是专注于发掘和推动欧洲各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比如国别研究、欧盟研究、欧洲政党和社会思潮研究、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跟踪与比较研究、欧洲法律研究,等等;二是在多学科和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综合性研究的学科发展,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欧洲学”建设的探讨、欧洲学界一直高度关注的欧洲一体化研究、近年来多学科视角下的欧洲转型研究,以及自期刊创刊以来就一直坚持的中欧关系研究;三是坚持“立足于欧洲,但不局限于欧洲”的办刊方针,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引入新的学科视角,推动欧洲研究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如本世纪初,期刊参与推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与争鸣,近年来设立的新型国际关系专栏,以及新技术条件下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随着我国欧洲研究领域的学科发展,《欧洲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扩大,学科视角日趋多元,发表文章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厚度,也不断增加。 

  至于《欧洲研究》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这是一个需要刊物和我国欧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紧密合作、共同探讨的问题。在几代欧洲学人的支持下,《欧洲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风格,以欧洲一体化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领域,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而当前的国际格局进入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期,世界在变,欧洲也在变,新的研究议题层出不穷。如何在接续既有研究传统的同时,去把握欧洲研究新的“时代精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欧洲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总结欧洲文化特性时曾经提到,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内部的对话机制的连续性和活跃性。而《欧洲研究》杂志和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也正是在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在杂志创刊初期,陈乐民先生提出“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之问,推动了学界围绕欧洲各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两大议题展开长期研究,直接滋养了欧洲一体化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现实问题研究,为我国的对欧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智识上的支持。而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新发现和新议题,也反过来促进了欧洲各国研究和资本主义模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以说,对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的坚持,是欧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一个优良传统。我想,作为一本专注于欧洲问题的刊物,通过不断地推动各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对话,把优秀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学科时代精神的探索统一起来,恰恰是《欧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欧洲研究》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许多来自欧洲的学者极为看重《欧洲研究》的学术价值。欧洲国家的语言非常丰富,在未来,我们也会考虑将期刊翻译成多种语言,让更多的欧洲学者与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欧洲研究。《欧洲研究》已是国内知名刊物,未来我们将在“国际知名”上争取更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