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整个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面临新问题，贫困和高失业在西班牙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西欧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是经济结构长期脆弱和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的国家。加入欧共体后，历届政府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力图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轨。近些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下，制度性缺陷和政府改革不力等多种因素，造成社会普遍贫困和高失业叠加危机。在无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分离主义、左或右翼民粹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交锋对峙下，国家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任何外部的突发事件或冲击都极易引爆西班牙内部震荡。新冠疫情暴发后，政府宏观调节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争锋相对，在分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疫情未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西班牙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而经济大衰退带来社会普遍贫困、高失业率和社会不公等叠加危机，其根源在于西班牙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长期失衡。 

　　近年来，西班牙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多重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国内左右翼政党分歧日益尖锐化，导致四年内举行四次全国大选，政党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政治局势不稳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治理水平；其次是抗疫危机。2020年1月首届左翼联合政府刚刚完成组阁，执政联盟尚在磨合期，对突然暴发的疫情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先后经历三波疫情的严重冲击，抗疫形势异常艰难；第三，社会经济多重危机。在隔离、限流、停工停产等管控下，经济停摆造成新失业和新贫困危机叠加。而社会抗议来自多个方面：主要反对党高呼“自由万岁”，鼓噪美式新自由主义；新兴极右翼民粹主义党成为反政府的急先锋，煽动民众与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无政府主义者借机向君主制发难，煽动地方分离主义情绪，各种政治或社会思潮相互交锋碰撞。  

　　总体来看，“高失业、新贫困”社会危机叠加的基本特征包括：（1）新贫困阶层规模扩大，普遍贫困问题凸显。2019年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组报道，揭示出西班牙社会的贫困程度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大约66%的西班牙人属于世界上20%的最贫困群体，61.7万户西班牙家庭全年没有任何收入，260万西班牙儿童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新冠疫情加剧了贫困，对社会最贫困和最脆弱群体的影响最大。相对贫困率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足平均数的60%，在西班牙目前扩大到23.1%，相对贫困人口从原来的70万上升到1080万。西班牙4700万人口中，贫困和遭到社会排斥的人口比例达到25.3%，女性贫困率为26.0%，男性为24.6%。 

　　（2）社会不平等与新物质匮乏现象并存。2019年，欧盟成员国基尼系数均值为0.3，西班牙从疫情前的0.325提高了0.342，增幅为1.7%。即使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系数的增幅也仅为1%。这表明当前的社会不公问题更加严重。新物质匮乏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中普遍存在的新贫困现象，目前约33.5%的西班牙家庭，一年内支付不起度假一周的开销。  

　　（3）失业率长期在高位徘徊。高失业问题长期困扰西班牙社会，成为社会最大不稳定因素之一。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高失业率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看都具有广泛性，南部地区和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通常南部地区的失业率都会在25%左右，青年人的失业率最高达到40%。目前全国约380万失业人口中，25-59周岁的中青年失业人口约为298万，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人数在143万左右。 

　　社会普遍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1）制度性缺陷和社会经济结构性失衡。社会贫困、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西班牙社会中的痼疾，左翼或右翼执政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无论人民党或工社党均未能有效解决。人民党执政期间，以刺激经济增长、追求社会财富为目标，推崇美式新自由主义政策，打造精英阶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2021年初，联合国贫困和人权事务特别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到访马德里，针对西班牙的贫困问题，提出过严厉批评：“西班牙应该认真加以审视，现状并非是广大民众所愿。这些年来，受欧债危机影响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传统上以家庭为基础、根植于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出现了严重撕裂的现象。”   

　　（2）二元严重分割的劳动市场制造“虚假”繁荣。在欧盟国家中，西班牙是公认的高失业国家。为了提高市场灵活性、增加供需弹性，在过去的40年期间，历届政府推行了50多次劳动力市场改革，创下世界纪录。为了尽快加入欧共体，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促进区内劳动力自由流动，1984年工人社会党政府开始引入临时合同工制，建立了包括长期合同工与短期合同工在内的两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为了达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雇主将短期合同协议无限期延长，严重侵犯了劳动权益。一般情况下，西班牙每四个雇员中就有一个是临时合同工，有时甚至超过30%的员工持有短期合同。历次改革，尤其是2012年人民党推行的严厉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其改革措施明显偏向雇主利益，雇主在裁员、雇佣等方面具有决定权。这些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西班牙劳动力市场法规的僵化特征，因而招致共和派组织的强烈不满和不断抗议。  

　　（3）宏观经济失调，社会经济长期结构性失调。西班牙实体经济相对单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长期以来，在西班牙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值偏低，工业门类较为单一，对GDP的贡献率低于20%，建筑业、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65%以上。创新研发投入较低，传统产业难以升级、新技术研发动能严重不足。在全球创新能力排行中，西班牙排名第30位。公共研发投入总体较低，2019年研发投入占GDP的1.25%，总计155.72亿欧元；企业研发投入占56.1%，相当于GDP的0.7%；高校研发投入占26.6%，占GDP的0.33% 。欧盟创新排行榜中，西班牙创新指数为92 ，属于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创新能力略高于中东欧国家，但落后于葡萄牙。相比英、法、德、意，西班牙缺乏世界级大公司和大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速度缓慢，新技术产业成长缺乏强大的创新环境支撑，难以赶上新技术革命的进步和发展。民生保障水平较低，相比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处于弱势地位。最低工资、养老金、失业补贴、家庭补贴等社会保障费用都处于较低水平。自欧洲债务危机以来，西班牙公务员的工资多年冻结或持续下调。新一届左翼联合政府执政后，将西班牙的最低工资从每月736欧元提高至950欧元。 

　　西班牙危机叠加下的政治或社会问题的交织与交锋，显然是在危机叠加下各种思潮碰撞的结果，也产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目前对峙和冲突最严重的是政府的管控主义和自由主义，双方的交锋结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上的发言，转载自中国欧洲学会官网，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