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法国，左右激烈对抗的政治文化主导了它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以致这一为革命充斥的独特进程被称为“法国例外论”。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斗争弱化、中派力量崛起，“法国例外论”在孚雷、朱利亚尔、罗桑瓦龙等政治学者看来已然终结。但是，他们认为代表现代欧洲民主政治航向而极力拥抱的中庸政治，却被塞尔纳等左派学者视为投机，它阻碍了人民主权理想的实现，是法国政治民主化的“毒药”。本文深入法国社会历史传统来解读法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之争，并以此理解法国大罢工和大游行背后的深层逻辑及未来政治走向。 

　　自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今天，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经典范式。大革命创造了“两个法国”，为法兰西赋予了一种左右之间二元对立的内战式政治风格。然而，在激烈对抗中真正走向权力的政治人物，往往带有某种超越左右、立场温和的特征：第一帝国的拿破仑如此，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如此，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如此，如今成为欧洲政坛焦点人物的马克龙，同样以中间派的形象两次赢得了法国人的选票。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来源：google.com） 

　　法国学界对这一中间力量已经给予颇多关注。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弗朗索瓦·孚雷、雅克·朱利亚尔、皮埃尔·罗桑瓦龙就曾合作撰写《中间派的共和国》（FranÇois Furet, Jacques Julliard, PierreRosanvallon,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La fin de l’exception franÇaise , Calmann-Lévy, 1988）一书。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是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第二次当选。这位社会党出身的总统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左右共治”（cohabi tation，即总统和总理分别来自左右两个对立党派）的尴尬局面，在第二任期内不再高呼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口号，用“团结的法兰西”取代“与资本主义决裂”。法国社会党宣称自己已经与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重新汇合在一起。正因如此，上述著作的副标题是“法国例外论的终结”。所谓的“法国例外论”，指的正是法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革命，而法兰西人民将这一现象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历史进程加以看待。 　  

　　当时的法国处于二十世纪末“粉红欧洲”的潮流之中。海峡对岸的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凭借灵活实用的中间立场赢得选举，而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则使“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成为概括这一政策转向的广为人知的代名词。然而，即便“第三条道路”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整体潮流，欧陆世界同英美世界在政治结构上依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意味着中派力量在各自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一致。在英国，两党政治是长期的政治传统，工党虽然进行了适当的调和，但是并未打破两党政治的基本格局，而且“第三条道路”事实上也并未维持较长的时间。法国乃至欧洲大陆则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从历史上看，法国反党派的政治倾向植根于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造就了容不得对立党派存在的思维定式，每一派政治势力都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是不容置辩的人民代表，其他党派则都是“图谋不轨”的乱党。因此，英法两种政治文化之下中间力量的存在形式是不同的。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来源：douban.com) 

　　朱利亚尔对法国政坛中派作用的分析正是基于这种差异。他指出，两党的政治结构以民主轮替的概念为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无需选择他们的领袖甚至他们的纲领，也无法完全摆脱两党，而是通过定期的间隔用一个政党代替另一个政党。相反，多党政治的支持者则痴迷于一致而非轮替—“他们在民主制度中看到的不是关于矛盾的运作机制，而是关于共识的理性机制。”他对法国政治机制的理解类似黑格尔思想中的“正反合”，中派政党相当于正题与反题的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向着理性更进一步。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性主权”政治理念，对后世的法国政治影响深远。这一理念植根于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经过当时兴起的科学思潮的加持，成为法国在整个世纪的重要政治诉求，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概莫能外。正如朱利亚尔所说：“从圣西门到蒲鲁东，从让·巴蒂斯特·萨伊到卡尔·马克思，从斯塔尔夫人与‘观念学派’（Idéologues）到泰纳与勒南，都痴迷于在政治层面用理性替代意见（opinion），换言之就是从激情的政治走向科学的政治。”实际上，尽管后革命时代法国的众多思想家将目光投向了英国的分权传统或美国的“三权分立”，但是这种对分权的推崇，其根本目的是规避旧制度的“王权专制”或大革命的“民众专制”，而非追求权力的绝对分割。相反，大革命中已经产生的“一致性”倾向，在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中也发挥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当时重要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基佐曾引用帕斯卡的观点指出，多元性如果不能归结为一元性，就是混乱。如果社会保持在多元的状态，如果孤立的意志无法团结在共同规则的统驭之下，不能将自己归结为一元性，社会就不存在，就只会有混乱。这种对一致性的追求显然不是产生两党政治的土壤。因此，当左右两派都将自身视为真理的追求者与捍卫者时，中庸理念对极端派别而言，便成为不得已的妥协方案；对宽和派别而言，则成为“理性主权”的客观呈现。后革命时代法国政坛的悖论在于，政治力量的极端分裂，恰恰源于对于“一致性”的追求。罗桑瓦龙在《中间派的共和国》中指出，一切反对力量都被认为是一种内战威胁，革命政治文化没有为冲突赋予任何积极意义。 　　  

　　虽然孚雷与朱利亚尔都着眼于“二战”之后的法国政治，但是他们实际上指出了法国自一七八九年以来长期存在的政治困境，即左右互斗损耗了政治能力。朱利亚尔指出，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作为法国大革命和工人社会主义战士的继承者，从未停止将政治视为另一种战争。这种将公共事务“内战化”的视角，在当今的政治现象中依然保留着痕迹。这一政治传统成为法国例外论的土壤，然而却无助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朱利亚尔支持第三共和国总统格雷维的说法：“如果能够实行一种适当的中庸政治，那就太完美了！这对一个民主政体是完全适合的！”孚雷与朱利亚尔对一九八八年的法国所赞赏的，正是格雷维期待的政治“中庸化”。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大革命为信条的雅各宾主义国家观念逐渐消退，天主教与世俗派的斗争逐渐弱化，由此催生了中派力量。孚雷指出，今天的法国人共同庆祝同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所规定的行政权可以调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政治走向平庸，法国例外论消融在欧洲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中，但推动政治平庸化的理念本身并不平庸，而是一种“宽和而富有雄心的、真正的原则”。 　　  

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来源：bing.com）

　　由此看来，中庸原则似乎代表着历史的走向，承载着法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至少在法国革命史学者塞尔纳看来恰恰相反。在西方世界的“第三条道路”走向退潮的二〇〇五年，塞尔纳出版了《风信鸡的共和国》（Pierre Serna, La République des girouettes. 1789-1815 et au-delà. Une anomalie politique franÇaise, la France del’extrême centre , Champ Vallon, 2005）一书（或许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对上述著作的戏谑回应），并在书中提出“极中派”（l’extrême centre）的概念。“风信鸡”是法国城乡随处可见的建筑附件，因其随风而动、指示风向，经常被用以比喻见风使舵或投机钻营。塞尔纳在全书开篇就为政坛“风信鸡”们奠定了讽刺的基调。在他看来，《圣经》当中使徒彼得对耶稣的背弃，以及使徒犹大在客西马尼之夜与敌人的共谋，这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石。政治投机贯穿了现代政治史。塞尔纳认为，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中派，就是这种政治投机的呈现。随着二〇一七年马克龙凭借“法兰西团结起来！”的口号上台，塞尔纳的立场更为激进，在二〇一九年的新著中将“极中派”称为“法国的毒药”（Pierre Serna, L’extrême centreou le poison franÇais: 1789-2019 , Champ Vallon, 2019）, 认为法国的政治生活并非被左右两派的政治斗争所瘫痪，而是被“极中派”所阻碍，这一多变的派别声称自己是宽和的，却抽空了共和国的民主内涵。显然，塞尔纳展现的是同孚雷等人针锋相对的立场。如今，“极中派”已经成为法国学术界、媒体界广为注意和引用的政治用语。 

《风信鸡的共和国》（来源：douban.com）

　　“风信鸡”的政治意涵源自一八一五年七月出版的一部《风信鸡词典》，其中列出了自大革命以来的六百七十个“风信鸡”政客。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坛波谲云诡，正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短短一年有余，法国经历了政体的三次更迭。许多政治人物在不同政权中担任要职，左右对垒非但没有击垮他们的前途，反而使一些人的地位愈加显赫。当时的一份法国报纸评价这些“风信鸡”说：“这些政治变色龙在对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共和八年宪法、元老院法令以及一八一五年四月的《补充条例》表示忠诚之后，如今竟敢声称自己是宪章的捍卫者，宪章根本不需要他们！”在塞尔纳看来，后革命时代的“风信鸡”可以分成三类—一是能够预见政治风向变化的聪明人，二是无法预见政治风向但能见风使舵的人，三是只能被动地跟着风向走的小公务员。 　　  

　　“极中派”正是诞生于这些风信鸡中间，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是立场的灵活性，秉持左右之间相互平衡的实用主义；其二是话语的温和性，不同于激情的内战式风格，极中派具有斯多葛主义式的冷静，非常有欺骗性；其三是强行政权特征，拿破仑、戴高乐、马克龙等都具有这种气质。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纳明确认为，后革命时代的众多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极中派”的典型代表。他指出，以基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确立代议制的合法性，这种代议制立基于稳固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地产为基础的纳税选举。这一倾向阻碍了政治权力从全体社会，特别是默默无闻的底层大众中汲取“公共的、真实的、建立在公正理念之上的理性”，因此它是时代的逆流。塞尔纳还将这一批判上升到后革命时代整个政治宽和传统的层面，认为自督政府时期以来，那些自称“宽和的”“节制的”政治人物表面上批左批右、理性居中，实际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理念可言，也正是他们使得法国长期没有形成二元对抗的议会传统。作为法国左翼运动的支持者，塞尔纳希望在议会中形成一支强大的、团结的左派力量，通过与右派的斗争吸引、唤醒和动员大众，秉持大革命赋予的“人民主权”原则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极中派”的出现冲散了左翼阵营，使得人民主权的理想随着左派的分裂而破碎。按此思路，“极中派”的确成为困扰法国民主政治的“毒药”了。 　　  

皮埃尔·塞尔纳（来源：french.bfsu.edu.cn） 

　　法国政坛在大革命之后的中间派，是否如塞尔纳所说，是一群只重视行政权的占有而缺乏意识形态信念的“极中派”？法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法国例外论的终结，还是阻碍法国政治民主化的“毒药”？这或许不应跳出具体的历史语境一概而论。无论是孚雷、朱利亚尔、罗桑瓦龙还是塞尔纳，他们本身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对法国左派的历史作用认知有别。对于“理性”这一在十九世纪已经引起重视的政治概念，这些学者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孚雷认同代议制的作用，认为中派是左右思潮调和妥协的最佳成果，也是理性的体现；塞尔纳则相信大革命已经历史性地将理性授予“人民主权”，因此，任何在决策中忽视人民大众的精英做派都是对革命遗产的背弃。 　　  

　　长期以来，左与右的斗争已经塑造了一个“法兰西神话”。这一现象不难溯源。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众多的政治词语，“左派”与“右派”就源于其中。在一七八九年的制宪议会上，崇尚激进革命的代表坐在主席左手边，主张温和保守的代表坐在主席右手边，由此形成了左右派概念。作为近现代历史上最为激进而彻底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和历史遗产，在于进行了广泛的民众动员，确立了民主化的正当性，由此为后革命时代的平民政治和街头运动奠定了永恒的合法性。在左派看来，这一历史事实开创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大革命结束至今的两百多年里，法国社会的左翼力量一直十分醒目，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背后都有大革命的影子。法国强大的左派在欧洲独树一帜，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关于“正常”或“例外”的思考和论辩。 　　  

　　然而，大革命留给法国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这场革命既创造了左右派的斗争，又强化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机器；既激发了法国人的民族性，又催生了崇尚博爱的普世精神。这些相互龃龉的理念，共同塑造着后革命的法兰西，构成了今日法国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历史渊源。实际上，法国自旧制度时期就已形成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尽管在不同时代进行了一系列地方分权改革，但是中央集权依然是理解法国近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这一传统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呈现，就是法国的铁路网络直到今天都是以巴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在中央集权的制度模式下，进入权力的政治力量，无论来自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将行政权的占有作为一切政策的前提。 　　  

法国铁路网（来源：europerail.cn） 

　　正因如此，后革命时代的法国政治陷入一个“怪圈”：不同派别的力量尽管政治理念南辕北辙，但是都沾染了一些国家主义色彩，其中包括恐怖时期的罗伯斯庇尔，雾月之后的拿破仑，甚至七月王朝的基佐。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自由主义区别于英美自由主义的特征之一，正是其思想中或明或暗的国家主义味道。恰恰在塞尔纳的眼中，上述三位都是典型的“极中派”。不过，如果直接将“极中派”同缺乏信念、政治投机的“风信鸡”挂钩，恐怕还有待商榷。毕竟，罗伯斯庇尔被称作“不可腐蚀者”，其苦心孤诣试图打造的道德理想国最终走向破灭；而基佐在所处时代恰恰以强硬著称，因不屑于像梯也尔等人一样扭转立场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一蹶不振。这些“极中派”的理念共性，在于认识到国家机器在法国这片政治土壤上的关键作用。作为自由派，基佐的解释或许更具说服力： 　　  

　　众多事例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这里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除非拥有自由的人能够行使真正的权力，否则自由是不会真正存在的。如果自由没有变成权利（droits），如果权利没有变成权力（pouvoirs），无论是权利还是自由都不会存在（FranÇois Guizot,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en Europe , Volume 1, pp. 333-334）。 　　  

基佐(来源：iwh.cssn.cn)  

　　法国大革命造就的政治文化崇尚决裂、不善妥协，左右派之间没有留出英美式政党轮替的余地，反而为中间派创造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极中派”是“法兰西神话”的衍生品。如果说热衷斗争的左派继承了大革命的民主化使命，那么不激不随的中间派则着眼于大革命提出的另一项时代诉求——建设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塞尔纳本人也指出，“国家理由”（raison d’Etat）和民族国家是“极中派”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主张实行中庸政治的理论家眼中，左右互斗瘫痪了法国的国家建设。不破不立，破是必要的，然而关键在于立。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极中派”政治人物都在思考和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调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民主化的新现实面前推进民族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需要在民主激情与政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尽管人们通常会将第三共和国作为法国共和制度确立的标志，但是将民主化原则注入现代国家的努力远未完成，而这一困境持续激发着法国社会的讨论和对抗。孚雷、朱利亚尔、罗桑瓦龙以及塞尔纳等人观点的隔空交锋，也可以放置在这样一条思想线索中进行解读。 　　  

　　相较于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政体试验”，如今的第五共和国以稳定著称，这稳定离不开政治中庸化。纵观第五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史，不难发现进入权力的政治力量中已经难觅极端派别的身影。来自左翼社会党阵营的总统——密特朗与奥朗德——在任期内都经历了政策的大转弯，从激进改革走向妥协和解。然而，政治中庸化真的终结法国社会的左右对抗了吗？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从左右派概念的诞生之日起，左与右之争的背后，就是民众与精英之争。时过境迁，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法国民众反抗的对象已经从最初的国王、贵族和教会，变成如今的资本集团，民主化的斗争目标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传统的左右派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今天的社会格局，但是“民众对抗精英”这一深层逻辑始终没有消失，代表民众的力量反而因应时势不断壮大。正是在密特朗和奥朗德选择向右派靠拢的同时，法国政坛之中的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此消彼长，激进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无论是密特朗时代强势崛起的极右翼政治家勒庞，还是奥朗德时代获得关注的极左翼领导人梅朗雄，都对大资本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怀有深深的敌意。如果像塞尔纳所说，马克龙以调和左右的“极中派”形象收获了法国大多数人的选票，那么自马克龙就任以来延烧至今的若干次大罢工和大游行，以及极右翼力量与日俱增的现实，似乎意在宣示：“革命”尚未成功，“民众”仍需努力。 　　  

　　孚雷、塞尔纳等人的讨论，其最大意义在于从学术角度凸显了中派政党在法国政坛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法兰西神话”。现代法国的政治进程从不缺少英雄主义的色彩，然而激情与传奇只是为现代法国提供了若干灵感与符号，真正能够推动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延续的，恐怕还真的离不开塞尔纳鄙夷的“极中派”。不过，尽管法国的中派力量已经取得越来越大的能见度，浪漫的法国人却并未告别激情与传奇。法国机构在二〇二三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法国人依然认为左右之间永远是壁垒分明的，一个人不可能既左又右。左右对抗的政治文化已经深深嵌刻进大革命以来的民族记忆中，构成了法国人政治思考与行动的基本框架。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中派政治能够终结“法国例外论”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大革命提出的民主化理想还远未实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国例外论”早已成为法国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底色。 　　  

　　（L’extrême centreou le poison franÇais : 1789-2019 ,Pierre Serna, Champ Vallon, 2019）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马麟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读书》2024年8期新刊。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