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Matthias Schrader/AP   

　　在不同身份之间摇摆的欧盟 

　　近年来国内对区域和国别研究重视度提高，这对强化对世界重点国家和区域认识、确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框架、推动文明互鉴都有重要意义。作为有着独特历史传统和制度模式的区域组织，欧盟及其所表征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尤其值得关注。国内学者对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军事层面多有研究，但对一体化建构的规范问题着墨较少。欧盟是共同市场、政治和防务同盟，但更是一个价值观联盟。随着欧洲右翼不断壮大，欧洲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日益焦灼，欧盟内部的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地缘政治冲突也加剧了欧盟与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此相关，西方学者围绕欧盟价值观问题、欧盟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深化扩展了对欧盟建构的文化和价值观维度的认识。  

　　本文从价值观维度梳理欧洲一体化构建的历史进程，揭示欧盟在民族国家、欧洲性和普遍性之间摇摆不定的身份定位。欧洲一体化进程建立在后民族逻辑之上，希望超越民族国家恢复历史上的统一传统。在欧洲一体化初期，欧洲领导人曾尝试基于基督教传统整合西欧，在超越民族性的同时，打造欧洲层面的认同。随着欧洲社会逐渐世俗化，宗教逐渐淡出公共领域，无法为一体化提供价值支撑，欧洲领导人将一体化建立在启蒙思想原则上来。启蒙思想诉诸普遍性，在消解欧洲民族性的同时也模糊了欧洲和外部世界的边界，无法塑造强有力的欧洲认同，欧盟在价值层面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无边的普世共同体。由于普世价值无法铸就牢固的认同纽带，欧盟近些年遭受内部民族思想回潮和外部地缘政治的双重夹击，深陷文明冲突无法自拔。 　　  　

　　基督教民主与西欧联合  

　　主导战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是以天主教保守势力为主体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及其结成的跨国网络。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基督教民主致力于寻求传统和现代、保守和激进的折中之道，它承认现代化潮流不可逆转，但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存在明显弊端，希望基于基督教道德原则提出系统性的补救方案。受欧洲历史天主教大一统传统影响，基督教民主党持亲欧立场，认为新教改革引发的民族主义是欧洲战争和灾祸之源，希望通过去民族国家化，恢复欧洲统一传统。二战期间，法西斯运动引发的灾难使得传统右翼名声落败，共产主义大搞阶级政治难以俘获人心，西欧六国（法德意荷比卢）持基督教民主立场的政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成为西欧一体化得以开展的重要契机。  

　　在荷兰，天主教人民党（Catholic People's Party）在1946年赢得三分之一选票，跟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一直持续到1958年。在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在1946年大选中成为全国最大政党，其地位一直持续到1968年该党解散。在卢森堡，基督教社会人民党（Christian Social People’s Party）自1944年成立以来一直是该国最大政党，其主导地位至今未变。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cy）自1943年成立至1994年解散，一直主导意大利政治，党主席加斯贝利在1945年至1953年连续担任意大利总理职务。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自1945年成立以来获得广泛支持，并在1949年联邦德国首次选举中获得组建联合政府的机会，在这之后一直主导德国政治，党主席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直到1963年。在法国，人民共和运动（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1944年创立，在1946年6月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政党，尽管后来受竞争对手影响影响力有所下降，它仍然是第四共和国的支柱性力量，党主席Georges Bidault和舒曼都曾担任首相领导联合政府，舒曼更是在1948年至1953年担任外交部长期间领导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建。  

　　作为法德意三大国的领导人，舒曼、阿登纳和加斯贝利在西欧一体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基督教基础上重建欧洲是他们共同的愿景。舒曼将欧洲的分裂归咎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指责它们瓦解了天主教欧洲的统一，将基于主权国家建构的国际体系视为“异端”。早在1913年，加斯贝利就梦想根据天主教的普世主义原则，发展整合欧洲的超国家机制。而对阿登纳来说，“没有基督教和西方欧洲，世界就无法存在。西方的救赎，基督教文化的救赎，只有通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盟才能实现。如果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卢森堡、奥地利和瑞士的基督教政党建立更坚定的联盟，相互交流信息和相互支持，这将对欧洲的事件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1950年5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发表《舒曼宣言》，提议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通过实现生产团结，为未来构建欧洲联邦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西欧六国领导人签署《巴黎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迈开了打造更紧密联盟，实现共享命运，在基督教基础上重建欧洲的第一步。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加强欧洲的竞争力，保障西欧内部的和平，并确保其在与美国共同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发挥更独立的作用，其制度构想、实践方式无不透露着浓厚的天主教价值观。“共享的命运”观体现出天主教位格主义（personalism）思想，它认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精神存在，一体化的欧洲无疑是实现欧洲人价值的最终归宿。西欧一体化意在克服新教民族主义引发战争的恐惧，作为跨国集团存在的天主教势力自然成了克服欧洲分裂的担纲者。但基督教民主党人并不想在欧洲层面复制民族国家的集中决策模式，而是意图发扬天主教辅助性原则的立场，强调上级机构不能干涉下级机构和个人能够处理的决定、职责和事项，希望发挥社会团体、主权国家、超国家机构的积极作用，通过联合民主的管理形式来整合西欧，以实现天主教和谐社会的景象。  

　　除此之外，基督教民主党人还重新挖掘包装Abendland的概念，为西欧一体化赋予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语言学上，Abendland来自日耳曼传统，意为“日落之地”，通常跟Morgenland（日出之地）相对应，被视为西方、东方世界的诗学表达。在地理范围上，Abendland大致涵盖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西罗马帝国统辖的领土，也约略等于查理曼大帝打造的加洛林帝国的领土范围。自该词产生后，其政治意义经历过几番流变。法国大革命后，包括德·迈斯特等在内的保守思想家用该词指称一个被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所摧毁的西欧基督教世界。一战后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引发该词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不同于法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笔下的“西方”是被现代性侵染而日益走向虚无和毁灭的西欧文明。二战之后天主教徒用该词指代西欧天主教世界，批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为欧洲带来的灾难，奠定了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思想精神基础。  

　　由于Abendland的地理涵射范围跟西欧六国高度重合，它成为六国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实现共同命运的核心概念。通过打造一个现代、民主版本的“加洛林帝国”，修复被现代民族主义摧毁的欧洲，接续西欧统一历史的自然进程，也成为当时“跨国基督教民主势力普遍共享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西欧一体化最终指向一个建立在共同历史文化基础上，由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的超国家民族共同体。  

　　Abendland建立在天主教世界观之上，包含着反新教的偏见，意在诉诸法德共同的历史化解双方宿怨，通过“法德轴心”将西欧建设为独立于美苏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将英国等新教国家排除在西欧一体化进程之外的主要考虑。在一开始，英国、挪威等北欧国家也对一体化抱有疑虑，怀疑它是天主教势力推动反宗教改革、重建梵蒂冈欧洲的“阴谋”。但由于六国尤其是德国和荷兰也有不少新教徒，仅凭借天主教势力的团结打造排他的地缘政治共同体，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持续的。德国基民盟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尤为明显，阿登纳醉心于跟法国联合缔造“核心欧洲”，但其继任者艾哈德更看重深化对英美的合作，希望通过邀请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加入，将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为跨大西洋共同体。  

　　在冷战年代，由于Abendland外延的不确定性，它成为弥合欧洲内部的教派分歧以及调和欧洲一体化两条路线冲突的适当概念。在很多基督教民主党人看来，Abendland既可以指欧洲内部天主教和新教的分界线，但也可以指基督教欧洲和共产主义东方的分界线。对苏联的共同恐惧战胜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派冲突，双方出于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需要握手言和。随着英国于1973年和丹麦、爱尔兰一起加入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从六国扩大为九国。欧洲一体化的法德核心路线与跨大西洋路线之争也被搁置，西方世界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团结在一起。  

　　欧洲共同体的扩大改变了欧洲联合的性质，“天主教的欧洲”因其过于狭隘无法适应日益多元的政治现实。受1973年石油危机影响，欧洲被缓慢的经济增长、高升的失业率、持续的通胀困扰，患上了“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通过经济联合实现经济繁荣也不再有说服力。这驱使欧共体领导人再次严肃思考欧洲联合的目的问题，通过发展更为包容的欧洲联合理念，回答欧洲在内忧外困局面之下的身份认同谜题。  

　　1973年欧共体九国外长签署《哥本哈根欧洲认同宣言》（Copenhagen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Identity），首次尝试以官方名义回答欧共体的身份定位问题。宣言第一部分致力于回答九国联合的认同基础，指出欧共体的制度框架是欧洲认同的制度基础，而九国共同珍视的法律、政治和道德秩序，共同捍卫的代议制民主、法治、社会正义、尊重人权原则，保存共同欧洲文明框架内的文化多样性构成欧洲认同的规范基础。宣言第二部分致力于确定九国联合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指出欧洲统一不针对任何一方，也不追求权力欲望，而是通过自愿的联合，推动构建一个平等、繁荣、安全的世界。宣言意识到九国拥有“共同的遗产”，保留了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叙述发展欧洲认同的理念，但除了代议制民主、法治、社会正义、尊重人权几条抽象的原则，它对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和原则的定义相当空洞，实际上回避了任何对于欧洲的实质性定义。  

　　1970年代，南欧国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军政府垮台，开始向议会民主制转型，并于1980年代加入欧共体，欧共体从九国扩大到十二国。在此期间，欧共体曾无数次尝试通过营造共同历史、文化叙述，塑造实质性欧洲认同。但由于涉及越权，加上九国对共同历史认知的巨大分歧，这些努力在实践中很难实施。比如什么样的物件属于“欧洲遗产”？哪个历史人物堪称“欧洲伟人”？德雷克是英国的民族英雄还是海盗？诸如此类的历史问题长期困扰着欧洲共同历史叙事，使得任何旨在赋予一体化实质历史文化内涵的努力都很难产生效果。  

　　1992年，十二国签署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回避了任何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性论述，仅在序言部分提及“坚持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和法治的原则”，条约提出要实施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维护欧盟的共同价值观，但没有明确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该条约还引入了“欧盟公民”的概念，开辟了基于公民身份，通过实现“人民的欧洲”打造欧洲认同的新路径。在这之后，欧盟于1995年吸收奥地利、瑞典和芬兰三国加入，欧盟成员国扩至15个。从历次扩大的实践来看，欧盟再次难以用天主教、基督教等历史文化身份定义自己，唯一能够把十几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就是报团取暖的功能性考虑、稀薄的“议会民主制”的制度面纱和空洞的人权、法治等基本原则，这为后来欧盟普世主义理念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欧盟与普世主义共同体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欧洲一体化建设面临新的历史契机，苏联解体缓解了欧盟面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压力，欧盟无需通过一个保守的基督教世界观保卫自己。出于打造更深层次联盟，并吸纳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需要，欧盟将去民族化、去基督教化作为一体化建设的重点，选用抽象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作为规范支撑。经过跟保守势力的多次博弈后，基督教原则逐渐淡出，世俗主义的欧洲最终胜出，欧盟在“共同价值观”的引导下逐渐走向普世主义价值观联盟。  

　　早在1999年起草《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时，成员国各方就曾围绕欧洲的宗教遗产问题发生争议，较为保守的德国要求明确提及宗教对欧洲精神的影响，但世俗主义倾向明显的法国拒绝这一观点。这一争论直到2000年12月《基本权利宪章》签署都没有得到解决，结果是《基本权利宪章》的德文文本和法文文本出现的表述差异，德文文本坚持“精神、宗教和道德遗产（geistig-religiösen und sittlichen Erbes）”的提法，而法文和英文文本都只提到“精神和道德遗产（patrimoine spirituel et moral/spiritual and moral heritage）”。  

　　这一问题在2003年欧洲宪法草案起草期间再次上演。时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多个场合要求拟议的欧洲宪法要承认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贡献，罗马天主教会、希腊东正教会也积极游说宪法文本明确提及上帝和基督教信仰。考虑到基督教问题极具争议性，并且明确提及基督教会阻碍未来土耳其加入欧盟，欧洲制宪会议代表在审议相关条款时做了折中，在欧盟宪法序言中指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欧洲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遗产的启发，这些遗产孕育出人类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并在1.2条将联盟的价值观表述为“建立在尊重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是各成员国共同的价值观，在一个多元、不歧视、宽容、公正、团结和男女平等的社会中盛行。”  

　　尽管如此，《欧盟宪法条约》第1.8条将由蓝底衬托的十二个金星组成的圆圈确定为欧盟的官方象征旗帜，被认为默认了基督教的影响。该旗帜在1955年被当时的欧洲委员会确定为欧洲的象征，被认为存在基督教隐喻。该旗帜的设计者之一Arsene Heitz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自己的设计灵感来自圣经启示录。该章12.1记载道：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里的妇人一般指玛利亚，12个星指以色列的12个部落，或者耶稣的12个门徒。  

　　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否决后，时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再次发起“基督教入约”行动，并且得到了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但这一诉求仍未被接受，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延续了《欧盟宪法条约》序言的措辞，删除了关于欧盟旗帜的条款，第2条完全照搬了《欧盟宪法条约》1.2条的表述，最终奠定了欧盟建构的规范基础。根据这种表述方式，欧盟奠定在世俗价值观基础上，它传承自欧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并发展为“人类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普世价值”。  

　　至此，欧盟建设的政治意义得以阐明，它脱胎于欧洲历史文化传统，但发展为基于世俗主义的价值观联盟，由于这些价值观的普遍性意义，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是个开放的普世化进程。对内而言，它意味着欧盟建设确立了新的规范基础，《里斯本条约》事实上构成欧盟制宪进程的延续。条约第53条规定该条约永久有效，已经超越出简单国际条约的范畴，条约第2条有关欧盟价值观的表述，也普遍被视为该条约的“同质性条款”，宣示着欧盟以条约形式履行制宪使命的政治决心。对外而言，它意味着欧盟价值与普世精神的同构，对认同这些价值观的欧洲国家开放，并在全世界推广欧洲价值观，成为欧盟对外行动的重要使命。2012年10月，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中说道：作为一个“价值观共同体”，欧盟体现了和平、自由和正义的愿景，也见证了人类对世界主义秩序和普世主义价值观的追求，可谓恰当表达了欧盟的价值追求。  

　　除了向外宣示欧盟的价值诉求，《里斯本条约》第13条还明确规定欧盟需要建立维护和促进其价值观的制度框架。对内而言，这些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塑造欧盟认同、监测成员国遵守价值观状况、追诉和惩罚机制三类。塑造欧盟认同涉及欧盟对文化、教育权限的扩张，诸如欧洲公民身份、共同护照、欧元、伊拉斯谟教育项目乃至欧洲歌唱大赛等，均可被视为欧盟打造共同欧洲身份的具体措施。监测成员国遵守欧盟价值观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制度和司法记分牌（EU Justice Scoreboard）制度，二者均涉及对成员国法治状况的监测。追诉和惩罚机制主要表现为四个。首先，《里斯本条约》第7条明确规定了对违背欧盟价值观成员国的惩罚机制，它指出在满足特定程序条件下，欧盟理事会能够决定中止违反价值观的成员国的特定权利，包括在欧盟理事会的投票权。除此之外，多数意见也认为也可以为违反价值观的成员国适用《欧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258-260条规定的侵权诉讼（infringement proceedings）和267条规定的初步裁定（preliminary references）机制，前者赋予欧盟委员会对不执行欧盟法律的成员国发起侵权诉讼的权利，据此欧盟委员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该成员国判处巨额罚金，后者赋予欧洲法院就成员国适用欧盟法律问题做出初步裁决，为成员国法院相关判决提供基准。最后，2020年12月，欧盟机构通过“法治条件机制”（Rule of Law Conditionality Regulation），赋予欧盟委员会对违反法治原则的成员国包括中止支付欧盟资金在内的多项惩罚权力。  

　　对外而言，这表现为欧盟东扩和欧盟塑造全球规范的影响力两个层面。作为国家间联盟组织，欧盟及其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自其创立之初就包含两个对外政策的面向，它首先欢迎符合条件的国家申请加入联盟组织，因而对外政策包含扩大的维度，其次它致力于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外交关系，因而对外政策包含国家间外交的维度。就前者而言，欧盟及其前身一直对新成员加入持开放态度，但从来没有明确加入标准。经1993年欧洲理事会制定，及1995年修订后，欧盟明确了新成员加入的“哥本哈根标准”，具体表现为成熟稳定的西式民主制度、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有执行欧盟法律和遵守欧盟目标的能力三个标准。以此为依据，欧盟委员会制定出严格的评估标准，于2004年成功吸纳10个中东欧国家，实现欧盟历史上最大范围东扩。在此基础上，《里斯本条约》第49条明确提出任何尊重第2条价值观，并致力于促进它们的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成为欧盟成员，至此，价值观标准成为欧盟扩大的统摄性条款。  

　　就后者而言，《里斯本条约》第3.5条和21条规定，欧盟应追求共同政策和行动，在对外关系中维护和促进其价值观和利益，在国际关系所有领域实现高度的合作，这意味着维护和促进其价值观成为欧盟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目标。2002年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概括为“规范性权力”，指出欧盟的核心是体现为“诉诸共同原则和漠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理念的规范性权力，它表现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五个主要规范和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善治四个次要规范，欧盟国际角色的关键就成为通过一体化的实践伸张自身价值观，同时不断在国际社会传播和扩散它。  

　　在欧盟制宪前后，欧洲学术界兴起有关“宪法爱国主义”的讨论热潮。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宪法爱国主义产生于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氛围之中，自由哲学家雅斯贝斯主张德国通过反思过去的罪责，积极承担“集体责任”来巩固民主认同。这启发了他的学生施滕伯格，他提出利用“宪法爱国主义”，巩固公民对民主国家的认同，抵御内外威胁。哈贝马斯结合其公共交往理论，将其发展为建构后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强调公民通过交往行动建构公共领域，发展“理性化的认同”，形成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爱国主义不是基于历史认同，而是权利和民主程序，并指出欧盟条约“共同价值观”条款表明，欧盟已经将基本普遍价值和原则的认同，放在欧盟认同的核心，宪法爱国主义同样适用于欧洲一体化构建。但在批评者看来，德国宪法实践来源于对二战期间的恐惧记忆，德国基本法对普遍人权的捍卫，仍然是历史反思的产物。对欧盟而言，诉诸抽象规范无疑可以回避民族认同的难题，欧洲国家远没有对人权、民主和法治等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因而宪法爱国主义理念仍然无法充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粘合剂。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是成为欧盟规范输出的对象，尽管中欧关系有经济、政治、文化多重面向，但欧盟作为价值观联盟的政治属性，驱使欧盟将价值观输出作为其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轴。早在1975年5月，中国政府就跟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冷战极大限制了双方的外交和商业往来。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欧盟通过深化对华合作推动中国改革的战略逐步成型。在1994年欧盟发布的《迈向新亚洲战略》报告时，推动欧亚和中欧经济互联，巩固亚洲的“民主、法律、人权和基本自由”即是其重要目标。一年之后发布的《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强调，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欧盟将持续支持中国对外开放，全方位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1998年发布的《建设对华全面伙伴关系》指出欧盟对华主要目标在政治和经济上将中国快速纳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向基于法治的开放社会转型，清晰描述了欧盟对华政策核心。2001年的欧盟对华行动计划、2003年的“成熟伙伴计划”政策文件和2006年的政策文件基本承袭了1998年的战略框架。  

　　文明冲突中的欧盟 　　  

　　为了适应欧洲社会变化和一体化进程需要，欧盟在建构自己规范基础的时候实现了两个转变，从一个基于基督教原则的伦理共同体，发展为基于普世价值的世俗共同体，从一个纯粹的条约秩序，发展为准宪法秩序。共同价值观支撑着欧盟建构的合法性，维护和推进这些价值观也成为欧盟机构内外权力行使和制度建构的重要目标。随着欧洲后现代思想流变，因应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以推动人类赋权为主要目标的“解放”价值观日益成为欧盟共同价值观核心，文化左翼日益侵入欧洲主流空间。   

　　由于自诩为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基于该价值观引导的欧盟很容易形成一种高人一等的道德心态和居高临下的说教态度，希望凭借所谓的“规范领导效应”，加速自身建设，领导世界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欧盟一路高歌猛进，欧盟价值观并未遇到质疑。但2008年以来，欧盟内外危机不断，这种自我独尊的文化心理遭遇挑战，逐渐将欧盟推向内外“文明冲突”的最前沿。   

　　中欧和西欧的价值观分歧将欧洲内部的文明冲突推上前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说，在价值观问题，欧洲从波罗的海三国，经过捷克、匈牙利，向南延伸到斯洛文尼亚，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文化分界线，界限以西的国家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界限以东的国家更倾向于保守主义。欧尔班所言的“界限以东的国家”是被俗称为“中欧”的地理区域，该概念出现于19世纪，但其具体内涵受地缘政治格局变动表现出不确定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诉诸中欧（Mitteleuropa）的概念，打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二战之后，中欧地区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在地理和政治上成为东欧地缘政治集团一部分。当代欧洲语境中的中欧概念肇始于冷战结束后，它表达的是夹在东西方政治集团之间的地区小国保存政治独立和文化认同的政治诉求。它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合作机制，在文化上可能辐射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   

　　根据这种理解路径，中欧的特性在于一种混合着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诉求的一种独特地区认同理念。历史地看，中欧国家夹在东西方帝国之间，历来把保国保种作为首要事业。对中欧国家而言，国家形成与民族意识是同步的，政治独立和文化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主义是救亡图存之道。捷克思想家米兰·昆德拉曾说包括中欧国家“不仅要与压迫性的周边大国作斗争，还要与微妙而无情的时间压力作斗争”，他们希望通过诉诸文化和传统，维持民族身份，抵制同化。但这些国家又不追求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是致力于报团取暖，发展和维护地区间合作机制，因而存在国际主义的面向。 　    

　　随着欧盟东扩，中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如何协调民族和中欧认同与欧盟认同的关系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开启了以联邦化为主要诉求的狂飙突进，最终目的是实现欧洲政治文化的大一统。中欧国家对此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通过加入欧盟，中欧国家表现出认同西方世界理念，并通过吸收这些理念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基本诉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欧洲一体化建立在后民族政治和文化逻辑之上，跟欧盟的深入融合必然消解自身的民族认同，从而再度激发内心深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冷战结束初期，受“历史终结论”的盲目引导，这种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中欧国家普遍接受“转型”论述，全盘接受西欧政治文化模式。2008年以来，欧元危机、难民危机接踵而来，欧洲一体化遭遇诸多挑战，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治事业欧盟变得日益强势和集权，要求成员国在财政政策、安全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上服从欧盟决策，引发成员国强烈反弹。   

　　双方矛盾根源在于对于欧盟共同价值观的认识分歧，并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多重维度。欧盟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治理的基本模式，但它在中欧国家的实践后果是本国产业被国际资本买空，本土优秀人才流向西欧。欧盟认为民主治理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包括法治、独立的司法机构和独立的媒体等，但它在中欧国家的实践后果是导致中欧国家政治碎片化，无法抵御欧盟机构权力在本国的渗透和扩张。欧盟诉诸普世主义价值观摆脱民族国家的历史包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普世主义价值观日益呈现出“白左化”的面貌，成为瓦解群体认同的罪魁祸首。但中欧国家仍然将历史认同视为国家立身之本，希望保护本国社会完整性，捍卫民族独立和文化认同。欧盟将推广价值观作为共同安全外交政策的基准，但中欧国家更加注重发展实用主义的互利合作关系，没有特别强烈的对外输出价值观的诉求，不愿为了附和欧盟失去跟外部世界合作的发展机会。   

　　对中欧国家来说，完全遵从欧盟将导致本国逐渐丧失各领域主权和决策权，面临经济上被吸干、政治上被夺权、文化上被“取消”、外交上失语的境地。2010年4月，匈牙利政治家欧尔班率领青民盟赢得议会选举多数，在这之后连续赢得2014、2018、2022三次选举，迄今已连续执政14年，开启匈牙利捍卫自身民族传统的改革进程。在这之后，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先后赢得2015年和2019年议会选举多数，成为追随和配合欧尔班的政治盟友。   

　　匈波两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针对欧盟引以为豪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比如修改司法制度、加强媒体监管、反对性别平权、保护家庭鼓励生育、反移民等。而这系列举措也引发欧盟机构强烈反弹。欧洲议会通过多项决议，谴责波兰和匈牙利在廉洁、法治原则、学术和言论自由、性别平权、移民和难民保护方面出现重大倒退，已经蜕变为“选举专制”国家，敦促欧洲理事会暂停两国包括投票权在内的相关权利，敦促欧盟委员会充分利用其预算权力惩罚这两个国家。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也于2019年3月将匈牙利青民盟驱逐出该党团。欧盟委员会针对波兰司法改革发起多起侵权诉讼，并且几乎在法官退休年龄、难民庇护、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性别立法所有方面都曾对匈牙利启动违反欧盟法规的诉讼程序，在波兰和匈牙利拒不配合之后，提请欧盟法院进行审理。2020年12月，欧盟机构将“遵守法治”作为成员国获得欧盟预算拨款的前提条件，欧盟委员会据此先后冻结团结基金、复苏和韧性基金机制下应向波兰和匈牙利转移支付的资金。   

　　2016年英国脱欧运动被视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大危机，并引发更多成员国脱离欧盟的猜想，但由于已经深入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脱离欧盟没有有效的民意支撑，脱离欧盟并不是可选项。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地区分离主义，中欧地区将与西欧的对立和分歧，包装为对欧洲和西方世界发展的道路分歧，将中欧标榜为欧洲精神和西方世界的守护者，将自身诉求提升为有关欧洲发展的普遍性诉求。通过吸收欧洲19世纪的保守主义话语，中欧国家强调欧盟激进的自由主义无法维持，注定会崩溃。欧洲想要生存，就必须回归基督教价值观，回归基于宗教传统的神圣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欧的政治和思想实践，目的是为了通过捍卫一个已经被西欧遗忘的西方理念和文明传统，完成拯救西方毁灭的历史使命，因而中欧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守护者。   

　　悖谬的是，尽管同样诉诸基督教世界，中欧的民族保守主义的目标却跟战后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完全相反，后者希望借此打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联合，但前者则希望发展基于民族国家逻辑的跨国合作。这一思想策略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基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政治联合。在地区层面，维谢格拉德集团是匈波合作的主要抓手，但俄乌冲突造成的持续紧张局面，导致维谢格拉德集团出现分化，加上法律与公正党在2023年议会选举中落败，欧尔班失去重要盟友，匈牙利和奥地利、捷克右翼势力的联合，成为支撑中欧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随着2022年梅洛尼成为意大利总理，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影响力上升，意法德等西欧大国政治生态面临逆转可能，为发展泛欧层面的右翼运动创造了条件。2021年7月，匈牙利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西班牙呼声党等十几个政党，联合签署《欧盟未来联合声明》，倡导根据“民族保守主义”的理念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欧洲右翼党团联合发声。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激进右翼进一步分化组合为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爱国者党团和主权国家欧洲党团三个阵营，青民盟所在的欧洲爱国者党团，成员包括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84名议员，已经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成为不容小觑的右翼政治势力。   

　　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也将欧盟推向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前台。匈牙利学者、政治家鲍拉日·欧尔班曾指出，欧盟建立在自由主义逻辑之上，这一思想逻辑的根本缺陷是喜欢走极端，在欧盟发展盛期，欧盟将自身标榜为“规范性权力”，憧憬将自身模式扩散到全球，打造普世主义共同体，但在遭遇危机后，欧盟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推动意识形态竞争和阵营对抗。2019年以来，为应对激烈大国竞争需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要将本届欧盟委员会打造为“地缘政治委员会”，这并不是说要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发展对外政策，而是意识到软实力日益难以应对充满危机的世界，强调为了维护欧盟价值观，在必要时要学会使用“硬实力”。   

　　2022年以来，受大国竞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欧盟外交政策的“价值观”维度日益凸显，它在叙事上逐渐接受“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进行集团对抗的理念，在认知上将俄罗斯和伊朗视为对欧亚安全的潜在威胁，将援乌抗俄和支援以色列作为维护自由世界的主要手段，成为推动东西方对抗的主要政治集团之一。   

　　对于处于欧亚交界地带的匈牙利等国来说，新冷战等于将这些国家推向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实际上扼杀了他们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出于自保和自强的需要，匈牙利等国将发展实用主义外交路线，推动欧亚互联互通作为国际战略支点，希望借此将中东欧地区打造为粘合东西方的“共识”地带，而非激化东西方矛盾的“冲突”地带，并通过更多人效仿，推动欧盟外交向保守务实主义路线的转型。   

　　尽管中国并不是相关冲突的当事方，但相关事态仍然极大影响了欧盟对华认知。2016年《欧盟新对华战略》开始将中欧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互惠性摆在首要位置，欧洲对华促进普世价值的目标也被整合进敦促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新表述之中。2019年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欧盟对华“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型对手”四重定位表述，欧盟首次提出中国尝试推动替代性治理模式，成为欧盟体制的竞争者。受到此认知模式的影响，欧盟政策不再基于合作和机遇，而是基于挑战和竞争发展对华政策。在实践层面，尽管合作仍然构成欧盟对华政策框架的支柱之一，其自相矛盾的对华立场极大干扰了中欧合作的顺利开展。  

　　“唯我独尊”的欧盟与紧张的外部世界 　　  

　　在研究欧盟建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英国学者怀特指出，欧盟“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同时也反对意识形态”，欧洲一体化体现出欧洲领导人弥合民族国家分歧，超越意识形态冲突的政治理想，但一体化进程本身对合法性的追求，又驱使欧洲领导人发展区域性意识形态，赋予一体化进程以意义。欧盟站在民族性和普世性的交叉点上，并在这种张力中探寻生存、发展和扩张之道。   

　　了解欧盟价值观属性的多重维度，对我们深化对欧认识以及开展对欧交流也借鉴意义。欧盟在探索对外关系进程中同样为身份所困，它夹在跨大西洋认同和欧亚认同之间，外交政策在价值观输出和实用主义合作之间摇摆。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冲突，驱使欧盟通过抬高价值观维系自身存续之道，从而加剧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张。这反应出欧洲政治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心态，无法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无法以平等的心态跟外部世界和平交往，这日益凸显出对欧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