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匈牙利民族起源的“东方”迷思
摘要：东方想象在匈牙利民族起源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匈牙利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涌现。中世纪时期，匈牙利贵族借助“匈奴起源说”确立对喀尔巴阡盆地的主权合法性，依托游牧部落联盟传统强化贵族主体性，并以游牧民族特性担当“基督教的堡垒”。19世纪民族国家建设阶段，面对东西方发展分流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图兰叙事”兴起，围绕匈牙利语起源引发“乌戈尔-突厥论战”。图兰主义推动匈牙利与亚洲民族的联系，虽在二战后一度消退，但为后续东方认同埋下伏笔。21 世纪以来，匈牙利“回归欧洲”遇挫，东方民俗传统复兴，右翼政党约比克党及青民盟推动“向东开放”。这种“东方迷思”已经发展为动态的文化符号再生产机制，在不同时代服务于贵族合法性、民族独立、欧亚外交等政治功能，其根源在于语言文化隔膜、地缘政治压力及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它与中国“文明互鉴”理念共鸣，为中匈关系发展提供文化底蕴。
关键词：匈奴；突厥；图兰；萨满；向东开放；中匈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5月8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机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机场迎接，并对习近平主席夫妇说，“欢迎你们来家里”，“我们感到极大荣光”。在事后接受中央电视台高端访谈时，欧尔班总理对此专门解释道：“匈牙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我们常说匈牙利是西方世界中最东边的国家。我们由东方迁徙而来，我们匈牙利人都非常珍视这段东方起源的记忆。我们的根非常重要，所以当有朋自东方来，尤其当贵客来自高度文明的国家，比如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样的会面对匈牙利人来说，总蕴含着特殊的情感。所以我对习主席说‘欢迎来家里’，希望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欧尔班总理的话，揭示出东方世界在匈牙利民族认同中非常特殊的一面，纵观匈牙利民族发展史，尽管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在文化上选择加入拉丁基督教世界，东方仍然是凝固和沉淀在匈牙利民族精神深处的故土家园，转向或者返回东方的诉求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在匈牙利文化民俗甚至官方政策中。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匈牙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党政治和民粹主义、外交等议题上，历史学领域研究集中在匈牙利人起源、蒙古远征匈牙利等主题的研究，民族学领域，有研究关注到匈牙利跨境民族问题，有不少学者通过对比匈牙利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民间故事的共同特征，探讨中匈民族亲缘关系，或者研究匈牙利人的远东祖源。
这些研究对丰富匈牙利民族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系统研究匈牙利民族起源和认同的东方渊源及其当代关联的文章仍付之阙如，本研究试图填补该空白。本文将匈牙利民族起源辩论放置在具体历史和时代语境之中，通过系统勾勒匈牙利中世纪、19世纪民族国家建设时代、21世纪及当代有关民族起源的东方辩论，呈现东方在匈牙利民族认同上的全貌。
二、贵族共同体与匈奴起源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Magyarok），是属于乌拉尔语系的一个民族，其祖先生活在乌拉尔山以东的森林草原地带，与其他乌戈尔语族民族（如汉特人、曼西人）有共同起源。约在6—8世纪，匈牙利人的祖先逐渐迁入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地带，与当地游牧民族接触，吸收大量草原骑射文化元素，包括军事组织、马文化、政治联盟制度等。因此，尽管语言来自乌拉尔，匈牙利文化、宗教、政治制度深受突厥及草原游牧文化影响。 896年，匈牙利七个部族组成联盟，在其首领阿帕德（Árpád）率领下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潘诺尼亚（现喀尔巴阡盆地），定居在此成立匈牙利公国。1000年，伊什特万一世大公接受罗马教皇赐予的王冠，匈牙利融入拉丁基督教，成为匈牙利王国。
伴随着基督教化，匈牙利不再依靠部落时代的血缘共同体信念来维系团结，而是逐渐采纳西欧封建社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匈牙利萌生出最早的民族意识，它体现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与此同时，尽管匈牙利成为拉丁基督教王国，它和周边斯拉夫、德意志民族的疏离感始终未曾消除，亚欧文明交汇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更容易经受多元文明的碰撞，这使得东方意识始终残留在贵族记忆和文化心理深处，西方化并未改写它的精神谱系。为了确立喀尔巴阡的历史主权和征服合法性，建立起以贵族为中心的政治体，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和西欧基督教体系的关系，匈牙利贵族借鉴并发展了西欧史学家的“匈奴起源说”，将东方来源打造为塑造贵族民族政治的关键要素。
匈牙利“匈奴起源说”的核心建立在斯基泰人-匈奴人-匈牙利人血统论之上，它们共同服务于匈牙利作为“贵族民族”的合法性叙述和身份建构，体现为三点：
第一，通过“匈奴血统论”和“二次征服论”，建立对喀尔巴阡盆地主权的历史合法性。匈牙利中世纪编年史家通常以记叙匈奴起源及其历史征服开篇，通过在血统和历史记叙上的连续性，合法化对喀尔巴阡盆地的历史征服。在追溯匈奴血统问题上，早期编年史的记叙并不统一，《匈牙利人事迹》（Gesta Hungarorum，作者为匿名书吏，约成书于1200年）认为匈牙利人始祖为斯基泰人，居住在登图莫杰尔 （Dentumoger）地区（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欧亚草原西端，相当于今天的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南部顿河下游和库班草原地区、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的第一位国王是雅弗之子玛各 (Magog)，匈人首领阿提拉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于格克（Űgek）都是玛各的后代。《匈人暨匈牙利人事迹》（Gesta Hunnorum et Hungarorum，由匈牙利国王拉斯洛四世的宫廷神父西蒙·凯佐Simon Kézai，于约1282—1285年期间编撰完成）则认为匈牙利人始祖为宁录，他在以维拉地 （Eviláth，今波斯湾-伊朗西南-阿拉伯东北地区）生下两个儿子胡诺尔 (Hunor) 和马戈尔 (Magor)，两兄弟外出打猎时追随一只母鹿到达梅奥提斯沼泽地带 (Meotis, 今亚速海一带的湿地)。两兄弟之后迁入这片地带，并和当地人通婚，分别繁衍出日后的匈奴人和匈牙利人。
在征服的连续性上，编年史家通常会首先记叙匈奴人对西欧的征服，重点描写阿提拉在5世纪上半叶对潘诺尼亚地区的统治。在匈人征服“若干年”后，匈牙利人忆及先祖的辉煌战绩，迫于人口压力和周边战乱，决定不是以宾客的身份，而是以土地继承者的身份重返故土。为了填补两次征服之间近四百年的历史空隙，匈牙利中世纪史家发明出包括家谱建构、塞凯伊遗民、匈人-阿瓦尔-匈牙利连续性等多种学说，家谱建构通常建立在诺亚-阿提拉-阿尔莫斯的历史承续之上，而遗民建构通过匈牙利人与塞凯伊人或阿瓦尔人的血亲关系来证明其对于喀尔巴阡的历史主权从未中断。
除此之外，编年史家还诉诸游牧民族神话，来渲染征服者的天命，通过将神圣起源转化为历史记忆，为贵族统治提供超越时间的合法性。二次征服以对于格克的儿子（一说是其孙子）阿尔莫斯（Álmos）“梦兆之子”的记叙开始。阿尔莫斯所属部落的原始图腾为图鲁尔神鹰（Turul），其氏族也被称为图鲁尔氏族，阿尔莫斯系其母亲埃梅谢（Emese）受图鲁尔神鹰感召所孕育，图鲁尔神鹰在梦中启示埃梅谢，从她的腹中将涌出一条奔腾的洪流，从她的后裔必将产生荣耀的君王，但他们不会在本土繁衍兴盛。
阿尔莫斯最初可能承认了可萨可汗对其的宗主权，大致在9世纪中叶，阿尔莫斯领导的部落联盟逐渐摆脱可萨汗国的控制，并于895年前后迫于战事离开黑海草原。阿尔莫斯在匈牙利人进入喀尔巴阡盆地前死亡（死因有争议），其儿子阿帕德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于895年前后带领匈牙利人翻越喀尔巴阡山，征服并定居喀尔巴阡盆地。
第二，诉诸游牧部落联盟传统，突出“以约立国论”，强化贵族主体性。通过诉诸游牧传统，匈牙利贵族还意在强调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强调王权来自贵族的推选，确保贵族在政治中的主体性。这使得尽管征服者有着天命的昭示，其权力仍离不开贵族的支持。
对于匈牙利贵族来说，匈牙利建国的两个关键时刻都离不开贵族阶层的同意、授权和支持。一个是9世纪后半叶，匈牙利七个部落通过歃血为盟的方式结成部落联盟，阿尔莫斯被推选为首任首领。一个是在完成最初征服之后，阿帕德率领各部落在瑟尔（Szeri，今奥普斯塔塞尔 Ópusztaszer）召开部落会议，订立法律、分封土地。“整饬王国一切习俗之法与诸律令，规定其应如何奉事公爵及其首领，亦规定凡有罪行当如何审断。在此，公爵亦将随行之贵族们分封诸地，连同其居民尽赐予之”。该次会议被视为匈牙利以约立国和民族建国的起点，匈牙利建立起阿帕德王朝世袭统治的匈牙利公国。
在此之后，匈牙利大公/国王和贵族围绕王权经历多次博弈，最终以法律形式将国王嵌入到贵族政治的法律结构中。1222年，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颁布《金玺诏书》（Bulla Aurea），赋予匈牙利贵族免税权和对国王暴政的“抵抗权”，把自由贵族群体确立为王国政治核心。1517年，匈牙利法学家伊斯特万·韦尔伯齐（István Werböczy）出版《三部法典》（Tripartitum），将“民族”明确界定为匈牙利贵族，指出王权的来源是民族/贵族，国王一切权力通过加冕礼由民族授予，国王与贵族共同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在相互依存中共同拥有完整的权力。圣史蒂芬王冠是公共权力的具象化，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为圣王冠学说（Holy Crown Doctrine）奠定了基础。《三部法典》虽没有得到王室的正式立法承认，但在实践中成为匈牙利法律传统的核心，这也意味着匈牙利在法律上确立了贵族民族的政治合法性。
第三，以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特性，担纲守护“基督教的堡垒”。贵族民族的第三个特性是武士的共同体，它的天职是守卫基督教世界的安宁。在刚踏入欧洲基督教世界后，匈牙利人因为烧杀掳掠困扰欧洲数年。955年，匈牙利人在莱希河战役中被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彻底击败，这场失败使他们意识到游牧掠夺模式无法在欧洲立足，决定放弃草原生活，开始定居、建国与基督教化进程，最终从东方草原骑士转变为中欧基督王国。
1000年圣诞节，匈牙利大公伊什特万一世在埃斯泰尔戈姆由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派来的使节加冕，受赐王冠，匈牙利正式被纳入拉丁基督教王权体系，成为匈牙利王国。据传在1038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圣史蒂芬将匈牙利，以圣冠为代表，奉献给了圣母玛利亚。由于这一奉献，圣母玛利亚被尊为匈牙利女王（Regina Hungariae），而匈牙利则被称为圣母之国（Regnum Marianum）。
在13世纪蒙古和16世纪奥斯曼入侵之后，匈牙利沦为东方游牧民族征伐的前线，其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特性，使其成为护卫基督教世界的前方堡垒。在1241—1242年蒙古入侵之后，时任匈牙利国王的贝拉四世在致教皇的信中，将自己的王国比作一堵墙，将多瑙河称为“抵抗之水”。在16世纪奥斯曼入侵欧洲之际，包括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内的历任教皇在信件和训令中称匈牙利是“基督教的堡垒”（Antemurale Christianitatis）。尽管在1526年遭遇莫哈奇战败，匈牙利王国被分割，但匈牙利作为守护基督教前沿的说法发展为政治-宗教叙述，成为匈牙利贵族和王国的身份象征。
三、民族国家与图兰叙事
“匈奴-匈牙利同一论”为维系贵族阶层统治提供坚固思想框架，并成为中世纪匈牙利贵族世界观的核心支柱。与此同时，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形象，既满足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寻找护卫者的需要，也满足了匈牙利贵族寻找显赫出身的自尊心，匈奴意识 á不仅没有与欧洲意识发生冲突，反而以一种悖谬的方式，促进了匈牙利融入欧洲。但17世纪以后，东西方发展出现大分流，英法等西欧王国率先开启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这在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激发起强劲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涌现出泛日耳曼和泛斯拉夫等族群统一运动。匈牙利王国自1699年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后，便被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在新的时代际遇下萌生出强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诉求。新兴的市民阶层将匈牙利的落后归咎于保守的匈牙利贵族，希望追随西欧路线，在推进匈牙利现代化的同时，也将自身打造为匈牙利民族代言人。作为欧洲的外来民族，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应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预言，“再过几个世纪，他们的语言将几乎无人听闻”，成为时刻敲响匈牙利民族生存危机的警钟。在这双重的挤压下，匈牙利贵族再次转向东方寻求民族认同来源和现代化方案。
正是在这一时期，“图兰（Turán）”作为一种地理与族群文化概念，开始进入匈牙利政治与思想意识。图兰一词来自中古波斯语Tūrān，意为“图尔部众之地”，古伊朗人用该词指称伊朗以北、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土地，以区别于定居的伊朗人的土地。在古伊朗神话与中古祆教传统中，法里东战胜暴君扎哈克后被视为重新奠定世界秩序的理想君王，其最具象征性的政治行动之一便是将天下三分而赐予三子。根据《列王纪》（Shahnameh）及若干中古波斯文献（如《登卡尔》《本德赫善》）的叙述，长子萨勒姆（Salm）获“罗马之地”（Rūm），象征地中海-西方世界，次子图尔（Tūr）获“图尔”（Tūrān），幼子伊拉季则得伊朗本土，被描绘为最富饶、最“应受托付”的王土。在《阿维斯陀》及早期伊朗史诗传统中，图兰人最初指称分布于中亚草原的东伊朗语支部族，如塞种（Saka/Scythians）、大夏-大月氏集团及若干粟特-粟特周边族群。自6世纪突厥汗国崛起后，中亚草原的语言与族群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东伊朗诸部逐渐被突厥语族部落取代。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图兰”一词在波斯文学中也随之由早期的东伊朗草原民族逐渐转指或兼指突厥人，使两者在中古-伊斯兰时代的史诗叙述中经常混同使用。
在19世纪初，“图兰”一词通过奥斯曼帝国和西欧的东方学家渠道传到匈牙利，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普及。在知识上，图兰论述的兴起应和了当时席卷欧洲的“东方主义”风潮，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欧洲，一方面催生出反思现代性弊端的思想和艺术运动，它将亚洲和东方视为充满异国情调，未被现代化玷污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欧洲殖民运动，它借助对东方的旅行和探险，积累开展殖民的区域国别知识。这其中，为探究民族起源而兴起的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图兰主义的科学框架，它表现为匈牙利语起源的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之争。
乌拉尔语系是分布于从斯堪的纳维亚往东经乌拉尔山脉到亚洲西北部广大地区的一组语言，分为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芬兰-乌戈尔语族包括芬兰语支和乌戈尔语支，芬兰语支主要有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拉普语，乌戈尔语支主要有匈牙利语、汉特语、曼西语。芬兰语支和乌戈尔语支的亲缘关系最早由17世纪的瑞典学者注意到，后经匈牙利语言学家雅诺什·绍伊诺维奇（János Sajnovics）、山缪·焦尔马蒂（Samuel Gyarmathi）系统阐释后，由德国哥廷根学派学者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August Ludwig Schlözer）和约翰·埃贝哈德·菲舍尔（Johann Eberhard Fischer ）推广下进入主流学术界。按照这种学说，匈牙利人起源于乌拉尔山脉以东、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后经逐步西迁进入欧洲。
与此同时，18世纪的德国、瑞典学者也注意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相似性，并提出二者具有共同起源的“乌拉尔-阿尔泰假说”（Ural-Altaic hypothesis）。19 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德裔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将二者共同归入“图兰语系”。在其语言学著作中，缪勒按照语言学特征，将人类语言分为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s)、黏着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s)、屈折语 (Inflectional languages)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古汉语、图兰语系、雅利安语系（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系。图兰语系包括汉语及其方言以外的，非雅利安语系和闪米特语系的所有亚欧大陆语言，它分为北部语群和南部语群两大类，北部语群又叫乌戈尔-鞑靼语群（Ugro-Tataric）或乌拉尔-阿尔泰（Ural-Altaic）语群，包含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芬兰-乌戈尔语族（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等）。图兰语系各语言之间并不具备类似闪米特语系或雅利安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因而是区别于国家或政治语言的游牧语言。根据这一假说，匈牙利人起源于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和黑海以东草原地区，后经逐步西迁进入欧洲。
在匈牙利国内，这一有关匈牙利语起源的争论始于匈牙利语言学家、旅行家阿尔明·范伯里（Ármin Vámbéry）1869年发表在《语言学论文集》（Nyelvtudományi Közlemények）第八期的文章《匈牙利语与突厥-鞑靼语的词汇对应》（Magyar és török-tatár szóegyezések）以及语言学家约瑟夫·布登茨（József Budenz）1871年在同一期刊第十期的回应文章《关于阿尔明·范伯里〈匈牙利语-突厥语词汇对应〉的报告》（Jelentés Vámbéry Ármin magyar-török szóegyeztetéseirö）。范伯里认为匈牙利语源于乌戈尔语，但后来混入突厥-鞑靼元素，这些元素最终塑造出匈牙利民族，布登茨认同范伯里的语言起源论，但强调匈牙利语和突厥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基于词汇借用，从中臆造出民族起源实属异想天开。
这场“乌戈尔-突厥论战”，由于牵涉民族认同、国家发展战略等多重诉求，很快就发展为弥漫学术界和公共舆论，贯穿19世纪80年代的激烈论战。尽管范伯里的立场未经科学验证而最终败北，他的观点却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乌戈尔叙事被视为哈布斯堡王朝基于科学和理性名义，对匈牙利进行政治控制和文化同化的阴谋，激发匈牙利强烈的抵触情绪。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匈牙利民众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历史上纵横欧亚草原的伟大游牧民族的后代，而不是偏远的西伯利亚不知名小民族的后代，或者跟充满鱼腥味的北欧捕鱼人发生关联，“既然可以成为庞大而原始的征服者兄弟会的一员，为什么还要成为欧洲机器中一个小小齿轮呢？”在19世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环境下，来自草原民族的征服精神更容易激励民族进取心，并为匈牙利人开拓巴尔干、小亚细亚，乃至亚洲市场，甚至寻求图兰民族的政治联盟奠定精神和文化根基。
1910年，匈牙利诗人曾普莱尼·阿尔帕德（Zempléni Árpád）出版诗集《图兰之歌 》(A Turáni Dalok)，歌颂图兰民族的英雄精神、祖先崇拜与民族记忆，证明这些民族的史诗文化与匈牙利史诗、传说之间存在文化与情感上的同源性，通过唤起共同的“图兰民族精神”，抵御雅利安人的压迫和同化。同年，帕尔·特莱基伯爵 (Count Pál Teleki)、热纽·乔尔诺基 (Jenö Cholnoky)、久洛·裴卡尔 (Gyula Pekár)、山多尔·马尔基 (Sándor Márki) 等成立图兰学会 （Turáni Társaság），希望通过研究、举办会议、实地考察等形式，传播和发展与亚洲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在这些人带动下，匈牙利开拓和深化与巴尔干国家、土耳其、亚洲的经济文化联系，图兰运动进入蓬勃发展期。与此同时，对于“图兰民族”的定义也日益扩大，包括蒙古、朝鲜、日本都被纳入图兰民族大家庭，这其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崛起，并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罗斯，对匈牙利带来巨大心理和政治震荡，日本被图兰主义者视为东方文明自强的榜样。一战期间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为匈牙利向东扩展提供政治机遇，其政治野心在于打造一个从匈牙利到日本，横跨欧亚大陆，有别于西方、阿拉伯和斯拉夫的“图兰民族联盟”。
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也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被肢解，丧失近三分之二国土和三分之一人口。失地的屈辱和对西方的怨恨，驱使匈牙利图兰主义者进一步向东方寻求亲族和盟友，对牺牲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修约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也推动了图兰运动和德、意法西斯的合作。对失地后沦为境外少数民族的塞凯伊人的强烈关注，驱使图兰主义者发起塞凯伊人古文字 （Székely Rovásírás）复兴，通过弘扬最原始纯正的匈牙利语言，传承匈牙利民族的征服精神，捍卫匈牙利未被异化的民族灵魂，寄托对被遗弃的边疆同胞的哀思。部分人士还试图组建“图兰一神教”（Turáni Monotheisták），主张回归东方祖先的信仰，即一种早于基督教、但也非多神教的“天神信仰”（Tengri），试图赋予匈牙利民族以独立于西方神学的精神根基。但在二战结束和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后，这些努力大多沦为边缘性的尝试，图兰主义话语也逐渐消退。
四、当代复兴与欧亚互联互通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东方因为苏联统治的历史包袱成为贬义词，西方社会弥漫“历史终结”的胜利主义论调，对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诸国来说，如何通过体制转型“回归欧洲”成为当务之急。但在匈牙利侨民圈中仍保存对东方起源的浪漫信仰，包括蒂博尔·巴拉特（Tibor Baráth）、维克托·帕达尼（Viktor Padányi）、费伦茨·巴迪尼·约什（Ferenc Badiny Jós）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并通过右翼媒体被广泛传播。2000年，米克洛什·帕特鲁巴尼（Miklós Patrubány）担任世界匈牙利人联盟（Magyarok Világszövetsége, MVSZ）主席，将该机构从官方侨务机构转变为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的海外枢纽，“回望东方故乡”也被其打造为匈牙利民族认同的部分。2004年加入欧盟后，匈牙利发展并入欧盟治理轨道，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反而拉大了国内经济差距，政治和文化自主性受到挤压，引发强烈的疑欧情绪和民族焦虑，对于西方的幻灭，驱使匈牙利再次转向东方寻求认同与救赎。
东方民俗传统的复兴，是匈牙利转向东方的底层逻辑，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萨满主义的回归和库鲁台大会的召开。匈牙利萨满传统可以追溯到匈牙利民族志学家、人类学家维尔莫什·迪奥塞吉（Vilmos Diószegi），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他多次前往西伯利亚、阿尔泰、图瓦、曼西和汉特人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挖掘匈牙利先祖精神与神话文化，及其与乌拉尔-西伯利亚萨满文化体系的深层亲缘关系。20世纪90年代，为了填补苏联解体后的精神空虚，匈牙利出现新萨满主义运动，涌现出科瓦奇-匈牙利·安德拉什（András Kovács-Magyar）、马泰·伊姆雷（Imre Máté）、约什卡·绍什（Jóska Soós）、绍约姆菲·佐尔坦（Zoltán Nagy-Sólyomfi）等萨满群体。新萨满主义反对将西方视为匈牙利的精神出路，认为西方体制建立在后民族、后现代信仰之上，带来经济不平等、机构的压迫和心灵空虚，破坏了宇宙世界的平衡，主张复原“古匈牙利萨满信仰”，借助充满力量的萨满疗愈和引导，重建人、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和谐。新萨满主义者将东方视为神秘力量的来源，认为匈牙利民族的使命是复兴草原文明的古老智慧，并将中亚视为匈牙利的祖源地。
新萨满主义最具特色的是对匈牙利圣史蒂芬国王和王冠的解读。在这些人看来，史蒂芬国王尽管受洗、受教皇祝圣加冕，但本质上依旧是延续祖先异教传统的萨满王（Táltos），他与生俱来的第六根手指，就是他“天赋异能”的标志，这赋予“圣右手”有别于天主教圣髑崇拜的神圣意义。与此同时，圣王冠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圣物，也是萨满-东方传统的神圣遗物。这顶充满神圣能量的“萨满王冠”，正是匈牙利民族能在历经数百年劫难后依然存续的原因。
库鲁台大会（Kurultáj）是匈牙利为保存古老传统，深化与突厥语诸族交往所举办的定期集会。“Kurultáj”一词源自古突厥语与蒙古语系，字面意思为“召集、集会”，在草原游牧文化中指由各部酋长、萨满等共同参加的部族集会，并通常伴随有祭天、祈祷、祭祖与盟誓仪式。匈牙利库鲁台大会的创立源于匈牙利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安德拉什·佐尔特·比罗（András Zsolt Bíró），他在2006年通过对匈牙利人（Magyars）和哈萨克族马贾尔氏族（Madjars）的基因采样研究，证明这两个民族不仅名称相近，而且存在遗传联系。2007年哈萨克斯坦马贾尔部落邀请以比罗为首的匈牙利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在图尔盖地主办了首届库鲁台大会。受此启发，比罗于2008年在匈牙利举办了第二届库鲁台大会，并邀请马贾尔部落成员作为贵宾出席。
在此基础上，比罗于2009年成立匈牙利图兰基金会（Magyar Turán Alapítvány），将库鲁台大会扩展为拥有中亚游牧血统的各民族的定期集会，并形成奇数年举办国内“祖先日”活动，偶数年举办国际库鲁台大会的双年轮回制度。库鲁台大会通常包括人类学和考古学展览、马术和射箭比赛、勇士决斗、马背射箭和格斗表演、传统手工艺展、民间音乐和舞蹈表演、历史和地缘政治演讲等内容，以丰富可见的形式，展现欧亚草原民族文化传统，塑造共同的民族认同。
匈牙利右翼政党是匈牙利转向东方的政治推动力，这其中约比克党的推波助澜起了关键作用。约比克党（全称是匈牙利更好运动，Jobbik 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是一个主张维护匈牙利价值观和利益的激进右翼政党关于其基本情况和主张。1998年，匈牙利正义与生命党（Magyar Igazság és Élet Pártja, MIÉP）在全国大选中获得14个席位，为匈牙利激进右翼运动提供发展动力。受此激励，1999年匈牙利罗兰大学学生创建“右翼青年共同体”（Jobboldali Ifjúsági Közösség，缩写正好是 JOBBIK），在青年群体中传播民族主义理念。在2002年正义与生命党全国大选失利后，该组织转化为政治政党，通过炒作反罗姆人、反犹、反同性恋、反移民等话题，吸引被主流政党边缘化的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在2009年至2018年的历次欧洲议会选举和匈牙利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劲。
约比克党反对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认为该进程是欧洲-大西洋地区在物质和精神上控制整个世界的努力，表现为经济上的全球殖民、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专断、民主的暴力输出。该党在2010年党代会正式拥抱图兰主义，将转向东方视为拯救匈牙利的方案，时任党主席加博尔·沃纳 (Gábor Vona)曾撰文强调，与西方的联盟关系让匈牙利陷入更加受束缚和无力的境地，只有东方才能为匈牙利发展提供突破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以图兰主义原则为基础并发展起来的联盟，而不是欧洲-大西洋联盟，将更有效地服务于匈牙利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在具体诉求上，约比克党反西方和以色列，支持穆斯林，同情巴勒斯坦，主张匈牙利和土耳其、俄罗斯构建一个具备真正普遍性的欧亚联盟。这体现出约比克党试图整合图兰和欧亚论述的矛盾，发展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非西方思想和政治联盟的努力。
2010年青民盟上台执政后，将约比克党主张融合进自己保守民族理念叙事中，通过长期连续执政，发展出更为连贯的民族主义执政理念和主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世界历史视野下重新审视匈牙利的民族认同，诉诸双重合法性策略，提出匈牙利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主张，强调匈牙利历史、国家和民族的“两个连续”，一个是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历史连续性，一个是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在新的历史叙述下，匈牙利加入欧盟这段时间就成为匈牙利千年历史的“沧海一瞬”，欧盟治理模式及其自由主义理念不再具备普遍性。
欧尔班总理支持匈牙利流行的东方民俗传统，并频繁借用匈牙利部落文化符号，以重塑匈牙利国内政治文化逻辑。2012年3月21日，匈牙利女歌手埃娃·卡纳拉什（Éva Kanalas）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新萨满阿迪格兹（Adigzi）获准进入匈牙利国会大厦，对圣王冠举行了一场净化仪式，可谓是萨满传统为圣王冠赋予意义的戏剧性展现。2010年起，匈牙利议会副议长山多尔·莱扎克（Sándor Lezsák）正式担任库鲁台大会的主保人（fövédnök），将该节庆带入政治主流视野。自2018年以来，匈牙利人力资源部（后改为文化和创新部）每年为该节庆提供约一百万欧元的资助，使得库鲁台从民间节庆转变为国家文化项目。
2012年9月，欧尔班总理在奥普斯塔塞尔国家历史纪念公园为一座十米高的图鲁尔雕像揭幕，并发表演讲指出图鲁尔“是匈牙利人民的原型，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它，正如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我们的语言和历史一样。这个原型属于我们的血脉和祖国。图鲁尔鸟是现存、已逝以及即将诞生的匈牙利人民族认同的象征”。与此同时，欧尔班政府在匈牙利各地及邻国建造图鲁尔雕像，将匈牙利的部落图腾升级为国家文化符号。
2019年，匈牙利人力资源部设立匈牙利学研究院（Magyarságkutat éó Intézet），对匈牙利征服喀尔巴阡盆地的史前史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东方叙事提供科学支撑。这里的“Magyarság”并非普通的匈牙利学，而是一个民族本体概念，源自19—20世纪初民族学与社会学传统中的“民族特质研究（nemzeti karakterológia），带有鲜明的文化、种族和精神内涵，表征的是匈牙利民族精神共同体，其更确切的称谓应是匈牙利民族精神与起源研究院。由此可见，匈牙利当代民族叙事与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思想有同源关系，但将种族意识改造为文化意识，由此形成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认同，有别于自由主义脉络下的公民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欧尔班政府还将民族叙事融合在外交战略之中，将东方认同打造为匈牙利“向东开放”的文化基础。2014年，时任外交和对外经济关系国务部长西雅尔多（后担任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至今）曾指出，匈牙利向东开放的四个重点区域/国家为西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阿拉伯世界、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2024年以来，匈牙利将向东开放战略升级为互联互通战略，突出联通东西方的战略导向，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世界与俄罗斯陷入阵营对立，土耳其和中亚国家在联通欧亚贸易、作为俄罗斯能源替代国的作用愈加凸显。在此背景下，凭借历史和文化联系强化与这些国家联系也成为欧尔班政府的战略重心。
2018 年 9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欧尔班总理声称匈牙利起源于“匈奴-突厥，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是阿提拉的后裔。匈牙利尊重并珍视其突厥血统” ，并将“东方国家”视为别人对自己的一种赞美。2019年3月，欧尔班在匈牙利图兰基金会主办的会议上宣称，匈牙利人是“钦察突厥人”，匈牙利“是信仰基督教的突厥土地”。2024年11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荣获“突厥世界最高勋章”，在颁奖典礼上，欧尔班指出“尽管我们相隔千里，却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并特别提到了阿尔明·范伯里的贡献。同月在接待来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指出，匈牙利祖源地位于哈萨克斯坦。2025年5月，欧尔班在一处国际会议上声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中的布达，是匈奴王阿提拉兄弟的名字。
凭借这种文化优势，匈牙利得以深化与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的联系，通过嵌入各种政治、外交、经贸和文化机制，成为欧亚互联互通的欧洲门户。与此同时，这种东方叙事也超越了民族起源的范畴，而是泛化为匈牙利民族认同的文化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在匈牙利东方想象中扮演重要地位。2024年，匈牙利翻译出版晚清科幻小说《新纪元》，凸显中国在匈牙利东方认同中的重要性。该小说出版于1908年，讲述了中国在世纪末的1999年通过出兵远征欧洲，帮助“匈奴后裔黄种人”匈牙利人摆脱欧洲强国压迫的故事。由此可见，尽管历时百年，中匈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历史友谊和文化亲缘关系仍能引发时代共鸣。
五、结语
在其经典著作《东方之民》中，匈牙利19世纪改革家塞切尼感叹，“身为欧洲唯一的异质之芽（heterogen sarjadék），匈牙利肩负着展现那源自亚洲摇篮、至今未曾在任何地方完全展开、也未曾成熟绽放的特有天性与精神。”在其诗篇《〈未知的科尔文抄本〉的旁注》（Ismeretlen Korvin-kódex margójára）中，匈牙利20世纪著名诗人阿迪·恩德雷（Ady Endre）将匈牙利形象地比喻为“摆渡国”（Komp-ország），感叹“在它最能干的梦境里，也不过只是在两岸之间踯躅往返：由东方至西方，却更乐于折返。”在匈牙利民族漫长历史发展中，诸如此类关于匈牙利东方特性的描述不胜枚举，东方世界牢固扎根于匈牙利文化、民族和外交想象中，在匈牙利国家发展和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扮演重要角色。
匈牙利“东方迷思”并非单纯的历史遗产，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再生产机制，它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政治功能：中世纪的贵族合法性、19世纪的民族独立叙事、21世纪的欧亚外交身份。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是一种被想象的共同体，在匈牙利语境中，“东方”正是这种想象的载体。东方既是匈牙利的神话源头，也是其现代政治身份的象征资源。
这种向东方寻根的诉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生活在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匈牙利人始终感到一种无法消除的语言和文化隔膜。2014年2月，欧尔班总理在访问北京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指出，“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左侧是日耳曼人，右侧是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不是他们的亲戚。”在强烈孤独感驱使下，匈牙利萌生去东方故地寻找远亲的冲动。作为小国，匈牙利在列强环伺的地缘结构下产生强烈的被灭绝的恐惧感。1526年之后匈牙利先后依附奥斯曼、哈布斯堡、苏联和欧盟，为应对同化和外来统治的压力，匈牙利转向东方寻求突破和民族生机。17世纪后，东西欧发展出现分流，英法等国率先迈上现代化道路，成为匈牙利国家发展的主要参照系。作为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国际体系的追赶者，匈牙利民族受自卑感和自尊心的政治歇斯底里驱使，在拥抱和拒绝西方之间来回摇摆，东方成为匈牙利寻求逃离、安慰的救赎之地。而在21世纪“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下，匈牙利最终在东方大国的感召下，再次坚定谋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为成为地区中等强国的目标振奋前行。
而自进入现代以来，这种东方认同就凝聚着两种诉求，一是将匈牙利民族史前史与欧亚草原民族勾连起来，通过发展一种文明连续性叙述，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将东方视为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在“多重现代性”指引下追求差异式发展。这种“最古老，又最现代”的民族观和文明观，正契合了我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理念，这正是支撑中匈缔结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化底蕴，匈牙利的“东方叙事”与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理念在文化心理上形成共鸣，这为中匈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作者简介：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略。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