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一)债务危机的定义

  何谓债务危机?据我所知,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有人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债务危机的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主权信用评级是否被连续、大幅度调降;二是与主权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息差是否大幅度上升;三是新发债券收益率是否显著上升。

  这一定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将其作为判断的标准似乎有难度。例如,何谓“连续”?何谓“大幅度”?何谓“显著”?

  我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主要看它有没有提出纾困(bail-out)的要求。在严格意义上,一个债务国只有在提出了纾困的要求后,才能被视为陷入了债务危机。

  迄今为止,只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提出了纾困的要求。意大利、西班牙虽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经济困难,但它们都没有提出纾困要求,因此不能被视为陷入了债务危机。

  众所周知,美国和日本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但也没有提出纾困要求,因此这两个国家不能被看作陷入了债务危机。

  2011年下半年,意大利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许多媒体认为,贝卢斯科尼领导无方,将意大利送入了债务危机泥潭。但贝卢斯科尼却说:“我们意大利餐馆人满为患,一派兴旺发达,哪有什么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贝卢斯科尼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陷入债务危机的标准是餐馆里的人多不多。这一判断似乎言之有理。在经济危机中,工资水平下降,人们当然要厉行节约,不去餐馆享乐了。我认为,意大利债务负担确实很重,经济形势也不好,但不能说意大利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它并未提出纾困的要求。

  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20%,青年失业率过50%,一些储蓄银行被政府接管,但我们不能据此而断言西班牙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它没有提出“纾困”的要求,没有喊“救命”。

  如何判断债务危机得到解决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公认的关于“解决债务危机”的定义。2013年初,我在布鲁塞尔一智库做访问学者时,曾问过许多经济学家和欧盟官员这一问题:欧洲债务危机得到解决了吗?我得到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较多的人说:“最危急的时刻过去了。”

  债务危机的解决是否意味着:GDP摆脱负增长,债务和财政赤字下降到60%和3%以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6%或7%以下,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的“三驾马车”停止纾困,政府大楼门前没有示威游行,国际上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莫迪和惠誉)不再将希腊等国的国债降级,国际媒体不再报道债务危机,等等。判断债务危机是否得到解决,是符合所有上述条件,还是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无论如何,自2013年下半年起,或是在进入2014年后,欧洲债务危机可被视为得到基本解决。例如,曾接受“三驾马车”纾困的希腊和葡萄牙终于摆脱了负增长,爱尔兰经济已从2013年的0.2%上升到3.6%。爱尔兰和葡萄牙甚至已退出了纾困,即不再需要外部救助。

  在讨论欧洲债务危机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危机的走势有无转折点?转折点在哪里?何时出现的?

  我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形势的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8月2日。是日,欧洲央行宣布,必要时将实施“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此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大幅度下降,债务危机形势明显好转。

  这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很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港元受到“金融炒家”的冲击。中国政府公开表示,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港元。这一震慑作用十分有效。

  其实,在欧洲央行正式宣布OMT之前一周,即2012年7月26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就已经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说,欧洲央行将为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而“豁出去”(Whatever it takes)。这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三个字”。有人认为,这三个字使欧洲债务危机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从而“拯救了欧洲货币联盟”。

  直到今天,OMT从未被投入使用,因此,有人认为,OMT是欧洲央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吓唬人”(bluff),因为“在OMT要被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必要使用了”(By the time the OMT would have to be used, it wouldn't have to be used)。换言之,在欧洲债务危机形势极为严峻之时,“吓唬人”居然能力挽狂澜,因为它发挥了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

  如果说OMT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为什么欧洲央行迟至2012年8月2日才宣布?这或许与德国的立场有关。2013年初我在访问欧洲央行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时,也曾听那里的经济学家说,因为德国同意推出OMT,所以德拉吉才能说出“豁出去”三个字。

  且不论欧洲央行宣布OMT与德国的立场有多大关系,可以断言的是,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领头羊”,德国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的立场和态度始终受到媒体、政界和国际金融界的关注。

  一些分析人士曾指出,2009年10月希腊新政府修正前政府的有关经济数据后出现的金融动荡,如能得到欧盟和欧洲央行的及时应对,希腊形势不会恶化到诱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地步。而希腊的问题当时之所以未能引起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持消极和观望的立场。德国非常不愿意看到“道德风险”的出现,认为希腊对其经济问题必须“咎由自取”。

  那么后来德国的立场为什么会改变?除了债务危机形势不断恶化以外,可能美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人认为,希腊是美国放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即美国试图通过高盛公司为希腊做假账等方式来制造债务危机,使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搞垮欧元和欧元区经济。这一观点被称作“阴谋论。”

  我在因特网上看到的报道与“阴谋论”截然相反。据报道,在德国因考虑要不要救助希腊而丧失救助的良机时,美国曾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敦促德国和欧盟采取果断措施,以避免希腊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美国财长盖特纳曾无数次致电欧盟和欧洲央行的主要官员,为其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提出建议。毫无疑问,欧元区或欧盟的崩溃对美国来说并非福音。

  虽然欧洲央行宣布了OMT,而且收效显著,但在德国,反对欧洲央行出手救助希腊的声音时有所闻。德国议会议员Peter Gauweiler和3个企业家(Heinrich Weiss, Patrick Adenauer, Juergen Heraeus)甚至向德国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认为OMT违反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123条。他们的诉讼代理人是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Christoph Degenhart。

  2013年6月11日至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举行了OMT听证会。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在听证会上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实施的包括 OMT在内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违反了欧盟的相关法律及宪法的民主原则。2014年1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决:OMT超出了欧洲央行的权限,而且违反了欧盟的有关法律规定,即欧洲央行不得从事货币融资(monetary financing)。该法院还要求欧洲法院为OMT附加条件。

  但在2015年1月15日,欧洲法院佐审官(Advocate General)Cruz Villalon就德国公民Peter Gauweiler等人诉德国联邦政府案(Case C-62/14)出具的法律意见认为,OMT原则上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不冲突,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法院的这一意见为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QE)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欧盟经济的“日本化”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却不尽人意。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经济已呈现出“日本化” (Japanization)的特征。

  首先,欧盟经济复苏乏力。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欧盟经济复苏乏力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欧元区在2015 年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为30%,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0%。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3月6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9%,欧盟为1.3%。

  其次,债务率居高不下。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1月22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第四季度末,欧元区的债务率为92.1%(低于第二季度末的 92.7%,但高于2013年第三季度的91.1%),欧盟为86.6%(低于第二季度的87.0%,但高于2013年第三季度85.3%)。最高的三个国家是希腊(176%)、意大利(131.8%)和葡萄牙(131.4%),最低的三个国家是保加利亚(23.6%)、卢森堡(22.9%)和爱沙尼亚(10.5%)。

  再次,通货紧缩业已形成。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1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12月欧元区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2%(为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为-0.1%,低于2013年11月的0.3%和12月的1.0%。

  最近,欧洲经济学家较为关心通货紧缩,认为这个问题已制约了经济复苏,因此欧洲央行应该有所作为。

  通俗地说,通货紧缩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下降。关于通货紧缩的利弊,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他不仅反对通货膨胀,而且还反对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也是有害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持久的通货紧缩对现代经济来说是极具破坏力的,应该被有力地制止。”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担任旧金山联储前主席时曾说过:“如果通货紧缩继续恶化,我们会发现我们处于一种不断恶化漩涡中。在这一漩涡中,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经济活动进一步衰退。”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题为《不要担忧通货紧缩》(Don’ t Worry About Deflation, 1998)的文章中却写道:“通货紧缩如同一个人的体重不够,是一个相对而言容易得到解决的问题,而通货膨胀则较难得到解决。”《彭博商业周刊》编辑 Chris Farrell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地评价通货紧缩。他说:“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害怕通货紧缩?这取决于价格为什么下跌。在一个重债国家,坏的通货紧缩来自‘需求冲击’……但通货紧缩并非总是坏的。温和的通货紧缩(mild deflation)有时意味着经济充满活力,具有创造性,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好的通货紧缩来自积极的供给冲击,如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推动成本和价格下跌,同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机遇。”这一观点不难理解。技术进步使电脑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样的价格下跌可被视为“良性”,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货紧缩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它不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打击就业,加重债务负担(甚至可能会增加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剧经济萧条。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欧盟经济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但它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欧盟出口贸易依然强劲有力。2015年1月,欧盟的经常项目顺差高达158 亿欧元(2014年1月为64亿欧元)。欧洲的一些智库认为,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下跌,欧盟有望在2016年成为经常项目顺差最大的经济体。毫无疑问,欧盟能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与德国强大的出口能力有关。

  在讨论当前欧盟经济形势时,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货紧缩的根源。通货紧缩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因此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后遗症。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财政紧缩。“勒紧裤腰带”不仅打击了投资,而且还损害了经济活力,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减少了许多人的收入,从而削弱了消费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不当。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肯定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许多人认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较多地考虑了德国的利益,而德国总是希望保持价格稳定,因此,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是德国的货币政策。

  在欧洲债务危机形势极为严峻的2011年,欧洲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听从德国提出加息的要求。这与当时欧盟经济的形势是背道而驰的。当时,美国和英国为刺激经济而奉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德国如此惧怕通货膨胀?这与心理因素有关。众所周知,1921年至1924年,德国遇到过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德国邮票的面值高达50亿马克。 1922年6月,德国的生活费指数为41,半年后却上升到685,增长了约16倍。可以想象,这一可怕的经历在德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因此,遏制通货膨胀压力是德国人极为关心的货币政策目标。

  第三个原因是石油价格下跌。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很强,因此,石油价格下跌后,进口费用减少,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第四个原因是欧元汇率。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的币值依然较为坚挺,使欧元区经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QE政策的冲击。欧元币值的坚挺对德国的影响似乎不大,而竞争力不强的希腊等国这受害匪浅。受单一货币政策的制约,这些国家无法无法使欧元贬值,因此只能通过压低本国工资水平等方式来提升竞争力。而工资水平降低是不利于消费的,也不利于提升价格。

  在分析欧盟的通货紧缩时,有人提到了中国。例如,Chriss W. Street认为,中国是欧元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低通货膨胀率加剧了欧元区的通货紧缩。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韩国KBS记者向李克强总理提问:“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通货紧缩的输出国,对此您怎么看?”李克强总理答道:“国际上对这个提法有多种解释,比较一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物价综合水平持续出现负增长,我们国家CPI或者说物价总水平一月份是正增长,二月份还比一月份同比更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你说叫 ‘输出者’,实际上我们是‘被通缩’。我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我们进口了3.1亿吨原油、9.3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没有跌,但是价格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李克强总理的回答表明,将欧盟的通货紧缩归咎于中国是毫无道理的。

  (三)从负利率政策到QE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留下的众多后遗症,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利率政策和QE。

  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把基础融资率降到0.15%,边际放债率降到0.4%,存款率降到0.1%;9月4日又再次降低到0.05%、0.30%和-0.20%。

  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动机是鼓励商业银行放贷,以增加投资。因此,负利率对个人储蓄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有些商业银行却对企业的大额存款也实施负利率政策。据报道,在德国,公司的存款如果超过50万欧元,不仅不会从银行得到利息收入,反而会向其支付一笔费用。

  应该指出的是,一些德国人既反对OMT,也反对负利率政策,因为负利率政策违反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即确保价格稳定)。

  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在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中,欧洲央行开创了负利率政策的先例。该报告认为,美国和日本等中央银行还没有实施过负利率政策,而瑞典和丹麦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成效似乎不是非常明显。

  有趣的是,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曾使一些银行的电脑系统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一系统最初没有将记账单位设计成正数和负数两种输入法。

  与负利率政策相比,QE的力度似乎更大,因此更为引人瞩目。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决定从3月开始实施“扩大化的资产购买计划”(an expanded asset purchase program),每月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总额为600亿欧元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和欧洲机构发行的、以欧元计值、具有投资等级的债券,总额达1.1万亿,直至2016年9月。

  “扩大化的资产购买计划”就是QE。关于这一计划将在什么时候会结束,欧洲央行网站上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They are intended to be carried out until end-September 2016 and will in any case be conducted until we see a sustained adjustment in the path of infl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aim of achieving inflation rates below, but close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这一段文字中关于QE何时结束的表述 似乎有2种理解:一是在2016年9月结束,不论通货膨胀率是否回升到2%;二是在通货膨胀率回升到2%后结束。第二种理解蕴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在2016年9月通货膨胀率并未回升到2%,那么,QE将不会停止。

  2015年3月4日,德拉吉签发了在3月9日正式启动QE的文件(DECISION (EU) 2015/[XX])。

  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央行的QE姗姗来迟?许多人认为,欧洲央行早该实施QE了。

  2011年12月21日,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意大利人洛伦佐•比尼•斯马吉(Lorenzo Bini Smaghi)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时说:“英国和美国的央行之所以实施QE政策,是因为它们认为存在着通货紧缩的风险,而欧洲央行则认为没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条件发生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流动性,那么,我认为欧洲央行会实施为欧元区量身定做的QE政策。”在这以前,德拉吉也说:“我们不会以毁掉欧洲央行的可信度的代价来达到(实施QE的)目的。”

  我认为,欧洲央行之所以迟至2015年1月才决定实施姗姗来迟的QE,或许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欧盟和欧元区出现了实实在在的通货紧缩;二是德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变化;三是2015年1月15日欧洲法院佐审官对OMT是否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从而为QE的出台创造了法律条件。

  OMT与QE有何异同?首先,它们的宗旨不同。OMT的目的是降低国债收益率,即降低借贷成本;而QE的主要目的是应对通货紧缩。其次,OMT仅仅是购买 “有问题”国家的3年期以内的国债;而QE则面向所有欧元区成员国(包括德国),国债的期限在3年以上,具体数额取决于它在ECB中的份额。第三,OMT 需要冲销,因而不会产生流动性,而QE则不需要冲销。

  欧洲央行的QE政策能不能成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在欧元区,信贷的供给取决于银行,而非金融市场。言下之意是,欧洲央行的QE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

  还有人认为,QE会压低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价格,从而鼓励这些国家继续举债。此外,欧盟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是要“多管齐下”,继续推进改革。

  欧洲央行的QE政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2014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6151亿美元,即每天的贸易额高达17亿美元。因此,欧盟的QE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欧洲央行希望QE政策能够达到三个目标:降低利率、提升通货膨胀预期和降低欧元汇率。欧元的贬值使人民币“被”升值。这似乎是不利于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但是,QE有助于欧盟经济复苏,而欧盟经济复苏是有利于扩大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此外,欧元贬值后,中国在欧盟的投资以及赴欧洲旅游或求学的中国人会受益匪浅。

  如前所述,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关注的是确保价格稳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后危机”时代,欧洲央行要不要提高2%这一通货膨胀目标?有人认为,多年前确定的2%这一目标过低,现在已难以适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欧盟经济的现实。在他们看来,适当提供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刺激经济,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但也有人反对,突破2%这一目标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会强化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最终是不利于欧盟经济增长的。

  (四)欧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如何判断“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欧盟经济是一蹶不振还是凤凰涅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马博巴尼认为,欧洲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正在变得愈益无足轻重,因为世界在快速变化,而欧洲却在沉沦。欧洲过于沉溺于调整内部的安排,这无异于在沉落中的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重新摆放椅子。

  皮尤的民意测验问道:“你认为你的子女的生活会好于上一代吗?”各国给出肯定回答大不相同:德国人为28%,英国人17%,意大利人14%,法国人9%,而中国是82%。由此可见,欧洲人对其前途较为悲观,中国人则充满了乐观。为什么反差会那么大?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和心理上的“后遗症”不容低估。

  虽然当前欧盟经济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但我们不必为欧盟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悲观。

  第一,“容克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加快欧盟经济复苏。2014年11月26,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为刺激经济复苏,欧盟将实施一个总额为31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媒体称之为“容克计划”,Juncker Plan)。2015年3月10日,欧盟财长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

  第二,“后危机”时期欧洲人的消费能力将快速提高。欧盟经济已走上复苏之路,只是复苏乏力。经济复苏为扩大消费创造了机遇。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复苏和消费会相得益彰。事实上,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消费对复苏的促进作用业已显现。

  第三,欧盟成员国的许多企业在国际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例如,在Fortune 500的前100大企业中,欧盟有33家。这些企业都是跨国公司,业务范围超出了欧洲。我们不能说欧洲债务危机没有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似乎是有限的。在“后危机”时期,这些大企业将为欧盟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排名前20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德国、瑞典、荷兰、英国、丹麦、奥地利和比利时榜上有名。

  第四,欧盟拥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场所。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潜力大,科技发达,劳动力素质好,政局稳定,政策的连贯性强,法制体系健全,腐败行为较少。这些特点有利于欧盟吸引外资。

  第五,欧洲模式并未失效。欧洲模式就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social market economy)。欧盟委员会主管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的官员Mr. László Andor (EU Commissioner responsible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说,该模式的特点是介乎于自由放任与计划经济之间,是一种类似“杂交”(hybrid)、“鸡尾酒”(cocktail)的模式。该模式把社会和市场结合到一起,很好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六,德国经济充满活力。2014年,欧盟28国的GDP总量为13.9万亿欧元,欧元区19国为10.1万亿欧元,德国为2.9万亿欧元,占欧盟的 21%和欧元区的29%。这意味着,只要德国经济保持其活力,欧盟经济和欧元区就充满希望。近几年形势表明,德国经济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灿烂的。

  第七,欧洲一体化进程将继续推进。许多人认为,欧洲一体化具有“危机倒逼”(crisis-driven)的特点。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就在人们担忧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元会不会崩溃的时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先后加入了欧元区。2015年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同意构建“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s Union)。2月25日,欧盟委员会同意构建“能源联盟”(energy union)。这两个联盟在建成后对欧盟经济的贡献将是十分巨大的。

  第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有利于促进未来欧盟经济的发展。TTIP问世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大幅度上升。有人认为,TTIP将使欧盟经济和美国经济的GDP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

  第九,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利于扩大欧盟的出口,有利于扩大欧盟的对外投资,当然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体扩大对欧盟的投资和出口。

  应该指出的是,欧盟经济的发展前景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是债务危机的后遗症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失;二是人口老龄化日益显著,迫使欧盟必须将本来可以投入生产领域的资金用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三是欧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四是能源需求严重依赖外部。

  综上所述,欧盟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容悲观。

  (五)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有人说,希腊曾经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但现在可能会成为西方文明的坟墓。这一说法言过其实,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落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掘墓人”。但是,国际上担忧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人委实为数不少。

  在2015年1月25日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获胜。该联盟成立于2004年1月,由十余个左翼小党组成,主要是当年希共国内派成员。2012年6月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反对党。 2013年召开首届党大会,正式完成从竞选联盟到政党的转变。

  齐普拉斯在竞选时表示,他将与为希腊提供纾困的“三驾马车”重新谈判纾困的条件,即希腊不应该为获得外部资金的救助而“勒紧裤腰带”。因此,许多人担心,如果“三驾马车”与希腊的谈判无果而终,希腊可能会退出欧元区。

  我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不大。齐普拉斯和希腊人民深知,退出欧元区并非解决希腊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希腊经济会因这一过激行为而陷入崩溃。

  “三驾马车”与希腊谈判的过程将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相互作出让步。

  (本文系2015年4月3日作者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所作学术讲座的记录稿,发表于该院出版的《新视界》2015年夏季号。)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