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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红:意大利大选后政局走向及对欧盟的影响
作者:孙彦红 |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 | 更新时间:2018-04-19 16:18:00

内容提要:近年来,意大利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正在成为政坛“新主流”,成为左右该国未来对内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和极端政党联盟党的强势崛起,既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经济长期低迷、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直接相关,也再次暴露了欧盟内部存在的日益尖锐的深层次矛盾。鉴于持疑欧、反欧立场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已渐成政坛主流力量,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主政,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都难免会更趋紧张。考虑到其经济与政治分量,意大利与欧盟层面龃龉不断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困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欧洲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意大利研究会秘书长

原文刊载于《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注释略。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4.010

关键词:意大利大选;反建制政党;极端政党;欧盟

 

2018年3月4日,意大利举行了二战后第十八届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的得票率合计已超过传统的中左/中右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意料,也再次引起外界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担忧。

在2017年举行的法国大选和德国大选结束后,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未能上台执政,德国也艰难地组建起大联合政府,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法德轴心”得以延续,欧洲一体化进程再现曙光。随着欧洲经济形势整体好转以及难民危机稍有缓解,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的影响力似乎出现“退潮”迹象。另外,在意大利,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该国2017年通过的新选举法将成功“阻击”风头最盛的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甚至消除了其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因此,在投票前,本届大选并未如2016年12月的宪法改革公投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然而,选举结果却表明,在意大利,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的影响远远超出外界预期,这既反映了该国不容乐观的经济社会现状,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欧盟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的强势崛起,直接影响到意大利未来的政局走向,同时也将对欧洲一体化前景造成冲击。

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正在成为政坛“新主流”

根据意大利内政部公布的选举结果,主要政党和竞选联盟在众议院的得票率和席位数如下:中右联盟获得37%的选票和260个席位,单独竞选的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获得32.68%的选票和221个席位,中左联盟获得22.85%的选票和112个席位。参议院的得票分布与此类似。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竞选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因此各党派必须结盟才有可能组建起新政府。

进一步观察选票分布情况,并与2013年大选结果对比,不难发现,过去几年意大利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反建制政党/极端政党与传统政党实力对比的演变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表面上看是中右联盟获胜,实际上是极右翼政党强势崛起并占据上风。在中右联盟中,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的意大利力量党得票率仅为14.01%,极右的联盟党和意大利兄弟党各获得17.37%和4.35%的选票。尤其是,联盟党由“配角”变成“主角”,标志着“中右联盟”已名不符实,意大利政坛的中右势力已经没落。联盟党的前身是北方联盟,成立于1991年,其最初立场是主张北部几个大区从意大利分离出去,属于地方性政党。自2013年由萨尔维尼任党魁以来,该党迅速扩大成全国性政党,立场也由地区分离主义向反全球化、反欧元、反移民等“民粹主义”主张转变,并且在欧洲议会与诸多右翼民粹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和荷兰的自由党等)结成党团。过去多年,该党长期作为贝卢斯科尼的政治“小伙伴”参选或参政。2013年大选时北方联盟的得票率仅为4.1%,此次大选联盟党得票率蹿升至17.4%,翻了两番,成为中右联盟第一大党。

3月5日,在意大利米兰,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出席新闻发布会。

其次,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成最大赢家。“五星运动”由喜剧演员格里洛于2009年创立,其自我定位是不属于按传统意识形态划分的“左派”或“右派”,而是反对一切传统政党的反建制派。总体上看,该党环保主义和扩大福利的主张倾向于左派,而反欧元、反移民的立场又接近极右翼,的确难归左右。2013年大选时,该党得票率即高达25.6%,此次大选更是一骑绝尘,获得了32.7%的选票,相当于民主党与意大利力量党得票的总和,成为议会席位数最多的第一大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中支持“五星运动”的选民具有高度多样性,无论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还是所在部门、所在地等方面看,其支持率都在30%以上。尤其是,在参加投票的公共部门雇员中,有高达41.6%的人支持“五星运动”;在首次参加投票的新选民中,投票给“五星运动”的比例为26%,而投票给民主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的比例合计仅为18%。这说明,当前“五星运动”已赢得跨代际和跨阶层选民的普遍支持,成为“民心所向”。二战后以来,只有20世纪50年代的天主教民主党和2008年大选时的自由人民党曾获得过如此广泛的民意支持。不难想见,这一选举结果必然会大大激励“五星运动”上台执政的愿望。

再次,中左翼政党集体溃败,执政的民主党走向边缘化。与民主党结盟的四个中左翼小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均未达到3%的门槛,而民主党18.72%的得票率也远低于2013年大选时的25.43%,更是低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的历史最高点40.81%。自2016年12月举行的宪法改革公投失败以来,民主党的支持率一路走低,现已跌至成立以来的最低点。该党总书记伦齐的个人支持率也从2014年的74%跌至不足20%。短短一年半时间里,身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已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

鉴于“五星运动”、联盟党、意大利兄弟党等三个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的得票率合计已接近55%,可以说,此次大选后,意大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左—中右两极政党格局已经瓦解。随着过去几年政治民粹化的不断发酵,如今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正在成为政坛“新主流”,成为左右该国未来对内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强势崛起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近年来意大利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在竞选中并未提出明确可行的方案,而且也缺乏执政经验。这两个政党之所以在大选中获得空前的高支持率,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迎合了当前该国民众迷茫不安的心理和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不满情绪。具体而言,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尤为重要。

第一,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不平等有增无减,民众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不满情绪持续增加。自2008年底以来,意大利经历了二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是欧盟大国中受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2008—2014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超过9%,失业率由6.9%一路升至13.4%。虽然自2015年起开始复苏,但是经济增长率仍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而且经济复苏并未带来就业状况的明显改善。2018年1月,整体失业率仍高达11%,青年失业率为31.5%(2014年曾达到43.9%)。此外,经济落后的南方地区受危机冲击更为严重,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自危机以来,贝卢斯科尼的中右政府、蒙蒂的技术政府、莱塔、伦齐和真蒂洛尼的中左政府均无力扭转经济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导致民众对传统政党失望乃至厌倦,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没有执政经历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愿意给其尝试执政的机会。

2017年12月1日,意大利首都罗马,民众参加由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游行,对政府进行抗议以保护养老金政策。图为游行民众打出“退休金”字样的标语。

第二,难民问题引起民众不安甚至恐慌,反移民的激进主张获得越来越多认同。意大利紧邻北非,是大量北非(尤其是利比亚)难民前往欧盟的第一站。自2014年以来,已有65万难民经由地中海进入意大利。2016年该国接收难民达18万人,2017年为12万人。短时间内收容大量难民导致社会治安恶化,与难民移民相关的治安案件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难民移民问题成为此次大选的最热门议题。与传统政党的人道主义立场不同,“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均持反移民立场。“五星运动”提出遣返非法移民,重新安置难民;联盟党更加激进,提出“意大利人优先”的口号,声称要结束意大利的难民支出,将难民遣送回国并实行边界管制。2018年2月发生的意大利公民报复北非难民的枪击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恐慌,令这两个政党(尤其是联盟党)的支持率进一步提升。

第三,近几年意大利民众不断升温的疑欧情绪得到了“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迎合与回应。意大利是欧共体创始成员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然而,近几年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开始抱怨欧盟的相关政策,疑欧情绪高涨。欧盟委员会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于2017年底做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每100个意大利人中仅有59人支持统一货币欧元,这一比例为意大利加入欧元区后此类民调结果的最低值。持疑欧、反欧立场的“五星运动”与联盟党在竞选宣传时,往往把国内经济困难归因于欧元区实施的紧缩政策,把难民问题归因于欧盟层面失效的难民政策,此外还表达了若当选将与欧盟对抗的强硬立场,甚至提出过如果布鲁塞尔不改变难民政策,意大利将退出欧盟。可以说,上述立场迎合了国内民众的情绪,而大选投票又为民众提供了宣泄情绪的渠道。

第四,“五星运动”和联盟党擅于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影响并吸引了大批支持者。特别是“五星运动”,堪称将互联网的动员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该党起家于网络,其创始人格里洛因常常在博客中嘲讽和抨击意大利政治腐败而拥有大批拥趸。过去十年,格里洛的博客一直是意大利点击量最多的域名之一,该党政策主张的雏形最早就是在其博客文章里形成的。“五星运动”还规定,新党员一律通过网络注册和遴选,党内事务也由党员在线投票决定,宣称以此实现直接民主和透明政治。此外,“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党员大多较为年轻,擅于利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宣传甚至美化本党日常动态以争取选民,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最活跃的年轻人。相比之下,民主党和意大利力量党中老派政客居多,不太擅长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宣传造势。

综上所述,“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强势崛起有其必然性,既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经济长期低迷、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直接相关,也再次暴露了欧盟内部存在的日益尖锐的深层次矛盾,即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且从中获益的精英群体与难以从中获益进而越来越对一体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草根大众之间的对立。考虑到促成当前民意的根源在短期内不易消除,未来一段时间“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民众支持率会较为稳定。尤其是,鉴于国内经济社会状况难以快速好转,即便未来数月因无法组建新政府而被迫重新举行大选,“五星运动”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也难以撼动。

大选对意大利与欧盟关系的影响

鉴于大选后产生了“悬浮议会”以及各党派动态,可以预见,意大利未来组阁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近期,有关下届政府构成的猜测与分析频频见诸报端,包括“五星运动+民主党”组合、“五星运动+联盟党”组合、“中右联盟+民主党”组合以及过渡性技术政府,等等。政界和学界之所以特别关注意大利下届政府的构成,一方面是为把握该国政治经济走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担忧。

鉴于持疑欧、反欧立场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已渐成政坛主流力量,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主政,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都难免会更趋紧张。虽然大选后“五星运动”因急于上台执政而出现向建制化转型的趋势(例如,一改此前坚持不与其他党派结盟的主张,提出可与任何党派商谈组阁事宜,而且公开表示不再坚持意大利退出欧元区的立场),但是,只要经济社会状况不明显改善,该党要继续获得民众支持,其政策主张就至少会部分地保留“反建制”的内容。此外,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又是欧盟共同财政的净贡献国,与欧盟层面讨价还价的筹码远高于希腊。不难预见,未来意大利将在公共财政与难民问题上对欧盟持更加强硬的立场,而该国与欧盟层面龃龉不断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困扰”。

首先,能否继续削减公债和遵守欧盟财政契约将是未来意大利与欧盟争论的焦点之一。自2011年被卷入欧债危机的漩涡后,迫于欧盟层面的压力,意大利政府相继实施了几套经济紧缩计划。然而,由于紧缩措施对经济增长与就业造成较大冲击,意大利国内一直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2014年伦齐政府上台以来,该国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开始由紧缩转向宽松,不再严格执行欧盟给出的结构调整建议。相应地,政府初级财政盈余由2013年的4%降至2017年的1.9%,公债削减步伐放缓。2017年底,意大利公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32%。此次大选中,各党派更是竞相抛出当选后将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的承诺,即使是最亲欧的民主党也几乎完全不提继续削减公债和遵守欧盟财政契约。尤其是,在竞选中,中右联盟提出要大幅减税和为养老金改革松绑,而“五星运动”更是承诺要为贫困和失业人口发放总额达170亿欧元的补贴。未来无论中右联盟还是“五星运动”主政,即使部分地兑现承诺,都必须对公共预算做较大调整。为此,近期欧盟层面已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意大利公债可持续性的担忧。虽然大选后“五星运动”和联盟党都不再坚持要求意大利退出欧元区,也暂时搁置了发行本国平行货币的主张,但是考虑到这两个政党始终反对来自欧盟的财政“紧身衣”,未来意大利政府与欧盟层面在公共财政问题上的矛盾乃至冲突似难以避免。

其次,难民安置问题将成为意大利与欧盟层面争论的另一焦点。虽然近几年为救援地中海偷渡难民做了大量人道主义努力,但是长期以来,意大利并无接收外国移民的传统。2014年,意大利人口中外籍常驻居民的比例仅为8.3%。2017年底,这一比例猛增至14.1%。难民的大量涌入造成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而安置难民也越来越成为公共财政负担。据意大利内政部的数据,2015年该国安置难民的公共开支接近10亿美元。对于原本就债台高筑的意大利政府,这笔开支并非小数目。在此背景下,对于欧盟难以落实难民分摊政策,意大利各党派在大选宣传中均表达了不满和抗议。即使是最亲欧的民主党也承诺要推动重修《都柏林协定》,要求将欧盟成员国的难民支出从对欧盟净支出中扣除,甚至威胁要阻止结构基金流入拒绝接收难民的欧盟财政净收益国。考虑到“五星运动”和中右联盟对待难民的态度较之民主党要强硬得多,无论哪个党上台,下届意大利政府在难民问题上都会对欧盟持更加强硬的立场。

最忙的一天:2016年8月29日,意大利海岸卫队在利比亚海岸外救起6500多名难民,成为近年来援救人数最多的行动。图为有700多名难民挤在一艘渔船上,一些人跳下船主动游向救援者。

当前欧洲一体化尚未完全走出低谷,“多速欧洲”何去何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此次意大利大选又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考虑到其经济和政治分量,未来意大利与欧盟层面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显然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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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孙彦红:sunyh@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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