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欧元与人民币：美元的全球竞争者？
二战后美元的主导地位能够一直持续半个多世纪，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元缺少真正的竞争对手。那么欧元和人民币是否有资格和能力与美元同台竞技？其实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关于欧元能否挑战甚至取代美元国际地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挺欧派”与“倒欧派” 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他们“看空”欧元的基本理由：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单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各国不同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欧元区债券市场的不统一、欧元治理结构的缺陷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缓慢等等，似乎在欧债危机中全面地应验了。据此，“倒欧派”认为欧元非但不能取代美元反而有最终崩溃的危险，最好的结局也就是成为一种地区性货币。其实“倒欧派”的分析非常正确，只是这些分析有意无意所遵循的仍然只是货币的经济逻辑，而忽略了货币的政治逻辑。
欧元的命运
“倒欧派”的重量级元老马丁•费尔德斯坦一直坚持认为欧元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对欧元的打压也是不遗余力，但欧元毕竟还是坚持存在了超过10年，并未如他所言而消亡，“费老”对此要予以解释，他列出了四条理由：第一，支持欧元的政治精英相信，欧元给了欧元区在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欧元，单个的欧元区成员国是不可能享有这样的地位的。第二，德国企业界会支持用本国税收维系欧元的做法，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受益于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的其它成员国无法通过贬值本币同德国展开竞争。第三，投资者需要欧元来分散美元的风险。在希腊危机开始前，投资者就开始悄悄地将资金分散到欧元资产中去。他们暂时停止是因为对欧元的未来感到不确定。第四，大家终将认识到周边国家的问题并非欧元的问题。费尔德斯坦所讲的实际就是一个货币的政治逻辑，也是欧元之所以能够至今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垮掉”的根本原因。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的政治后果是任何一个欧洲领导人都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默克尔在德国经济界的压力下转变态度，努力说服国内选民，出钱出力拯救欧元，而欧洲各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最终能够相互妥协退让，建立了永久性危机处理机制，一步步将政治一体化推向深入；而在国际上，中国从战略大局出发，不希望出现欧元崩溃而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频频表示要力撑欧元，主动对欧洲施以援手，这对于维系欧元的信心和稳定欧元的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或者“法币”，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仅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之所以它能够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作为清偿手段被普遍接受，在于其背后国家主权的强制力和信用程度。恰恰在这一点上，欧元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弱政治性”货币。欧元真正成为一个全球货币与美元竞争需要两个前提中的任意一个：或者欧盟政治一体化更为深化，能够发行媲美美国财政部债券的欧元区债券；或者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人民币的前途
许多观察家对于人民币在短期内成为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并不看好，因为人民币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币投资产品还很缺乏、中国金融机构的透明性和效率还有待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狭窄并且资产流动性较差，特别是目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以及中国所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但正如一战严重地冲击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一样，目前美国的巨额赤字也在侵蚀着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就像当年美联储为在纽约建立一个国际商业融资票据市场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一样，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将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抓住时机用了10年时间，中国未必不能做到。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具体的路线图很多学者都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后果——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和控制能力的变化——可能更值得深思。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格局中，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投资渠道少，企业和个人的闲置资金大多选择存放银行，并且也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正是在这种格局下，政府一方面可以较为容易地将信贷资金有意识地引导到至其所偏好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政府也可以直接从拥有大量居民存款的国有银行以较低的成本借钱，自己直接进行投资建设活动。这是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的重要体制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发展具有流动性好、容大量和自由化的证券市场，如果国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被允许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并且假如国外机构发行的债券回报率更高、品种更丰富，国内居民将会选择不把资金变成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储蓄存进国内银行，而是直接用来购买这些国外机构的金融产品，这将会削弱中国政府对国内储蓄的引导和控制能力，这对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是一种挑战。同样地，人民币国际化也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能够自由交易，这必然又会引起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重大变革，进而影响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目前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大量存在的出口企业不仅仅关系到经济效率，更是和就业、社会稳定、收入分配等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连。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更多地涉及到国家体制层面的政治权衡。资深金融专家夏斌在其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结尾处所写的话耐人寻味：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也是有“轨迹”可循的。同时，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会同意以下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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