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父”丘吉尔和被误读的英欧关系
作者：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昆廷•皮尔
| 文章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 更新时间：2016-10-08 15:12:00
皮尔：英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根植于大英帝国的历史，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英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都系于全球、而非仅系于欧洲。
整70年前的1946年9月19日（原文发表于9月19日——译者注），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呼吁建立“欧罗巴合众国”。
尽管丘吉尔在1945年的大选中丢掉了首相之位，但这位英国的战时领袖因其在击败纳粹德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赢得了欧洲各地民众的尊敬。他对法德两国和解以及“再造欧洲大家庭”的大声疾呼，在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走出来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都引发了共鸣。丘吉尔的呼吁激发了一场欧洲一体化运动，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的建立，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欧盟(EU)。
“丘吉尔被称为‘欧洲’之父，他当之无愧，”英国记者、政论家雨果•扬(Hugo Young)在其关于英国与欧洲历史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写道，“但他也是英国在新欧洲所扮演角色被误解的始作俑者。他助长了欧洲对英国的误解以及英国对自身的误解。”
虽然丘吉尔力劝法德建立伙伴关系、带领欧洲向他设想的新欧洲迈进，他却宣称，英国、英联邦应同美国、苏联一道，成为该计划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他并未谈到英国自身应成为新欧洲的一员。
“我们与欧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员，”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彼此关联，但并无隶属关系。”自那时起，这种含糊不明一直困扰着英国与其欧陆邻国的关系，直到今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表决退出欧盟时达到顶点。
起先，英国在1957年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将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谈判斥为无足轻重。后来，当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因担心英国错失一个经济增长机会而改变主意申请加入时，他的申请却被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否决。当1973年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最终成功地通过谈判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时，许多人将之视为英国例外主义的失败，而非欧洲一体化的胜利。
英国人对欧洲的这种态度根植于大英帝国的历史——丘吉尔的一大爱好——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英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都系于全球、而非仅系于欧洲。这种感觉（以及对德法两国在设置欧洲议程方面明显作用的不满）一直以来是暗含在主张退欧理由中的潜台词。
然而，尽管外交政策和安全议题在英国知识界关于去留欧盟的辩论中处于战略关切的中心，但这两个议题在此次公投运动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反而是围绕移民和经济的辩论占了主导。
“在讨论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时……主要谈论的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成本和收益，”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理查德•惠特曼(Richard Whitman)说，“关于英国退欧后欧盟与英国外交及安全政策关系可能会有怎样的未来，根本没有切实的预演。”
这是一个蹊跷且令人担忧的遗漏，因为这些问题一直都处于英国对欧盟犹豫不决历史的中心。
对丘吉尔以及战后初期几十年英国绝大多数建制派而言，大英帝国（及后来的英联邦）与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最重要的两个战略重点。伦敦方面将北约视为欧洲可以说最重要的联盟。根据1957年《罗马条约》建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基本上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无关紧要。
在退欧阵营，复兴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想法非常流行，盎格鲁文化圈以英美“特殊关系”（尤其是情报合作）为中心，以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几个“老”英联邦国家的紧密联系为支撑。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对昔日帝国和英语圈联系的不切实际的依恋，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政策。2016年的世界已经与1946年的世界截然不同了。
“首要问题在于，所有其他国家都已经向前看了，”惠特曼教授说，“在塑造‘后英国’外交政策认同方面，他们一直非常成功。”澳大利亚、新西兰已将本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重心重新调整到亚太地区，而这一地区的主导者是中国。加拿大已将自身定义为美国的独立自主的邻居，并利用与亚洲日益强有力的联系来平衡与欧洲的传统关系。
至于美国，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他们将欧洲一体化视为西方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英国全心全意地促进欧洲一体化。此次公投运动期间，除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外，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的意见在华盛顿占压倒性多数。
退欧阵营主要成员——如现在负责退欧谈判的大臣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一直将“欧盟对英国的安全无关紧要、北约要重要得多”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现在的预期是，英国将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增强北约联盟力量的努力中，以补偿其逐步退出欧盟的不利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加强英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支持——无论此举可能会多大地激怒俄罗斯。
对欧盟其他成员国而言，英国退欧带来的前景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欧盟最重要及部署最快速的军事力量就是英军和法军。在打击索马里附近海域海盗的行动中，英国发挥了领导作用。英国外交官在建立欧盟自身的外交机构——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英国越来越反对发展欧盟防务政策，反对以任何形式削弱对安全政策的政府间控制权（因而也反对削弱国家否决权）。英国退欧将使得其他成员国能够自由地推进创建一个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和规划核心（如法国所青睐的），增加对更强大的欧洲国防工业的支持。
进行公投后的三个月里，新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新任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都未说明他们对英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未来的工作重点有何看法。
事实是，英国退欧的谈判进程以及重新定义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这两件事，可能将在未来多年主导英国政府的所有议程。
“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主要的外交政策重点将是理顺其与欧盟的关系，”惠特曼教授说，“我们将不得不对欧盟投入比对世界其他地区多得多的精力和努力。我们将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欧盟专家。”
这正是英国退欧决定的可笑之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的议程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考虑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