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可能是研究欧洲20所领先大学里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被授予博士学位的比例。这可能包括一个附录,显示过去100年出生并居住在欧洲的诺贝尔奖得主百分比。
另一项调查可能是考察整个欧盟的高中的理科教育状况,并在这方面与中国、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和美国等国进行对比。该报告的附录可能概述选择去美国留学(或者移民美国)的欧盟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
欧盟雇用的庞大律师和社会科学家队伍的其他成员,可能被派到专利库,去查看自1990年以来欧洲在关键领域的发明速度与中国和美国相比表现如何。接下来,假如还有律师闲着——在布鲁塞尔这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另一个纳税人资助的团队可能被派去考察欧洲科技公司的形成速度为何落在其他国家后面。
这种情绪似乎正蔓延至欧洲企业的董事会。最近,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一直在全力对抗美国一些大型科技公司Spotify的创始人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表达了典型的美国式观点:针对他们不得不应对的国内艰难条件指责瑞典政客。这些条件包括斯德哥尔摩住房严重匮乏,来自股票期权的收益被征税的方式,以及技术教育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对女孩和年轻女性而言)。难怪他们威胁要将公司整个搬到营商环境更好的地区。
欧盟委员会可能在一个诡异的地方找到一些慰藉——当年它对微软(Microsoft)展开的调查。那项调查始于2000年,持续了十多年。对微软的指控和现在针对谷歌的指控一样尖锐。然而想想自那以来发生的情况吧。欧盟对这家个人计算机行业的领军企业提出指控的时候,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Snapchat或Skype甚至还未诞生,谷歌成立仅一年。然而,与带着政治动机提出法律指控的官僚们相比,这些公司的创造力对微软对科技行业貌似稳固的霸主地位产生了大得多的冲击。
欧盟委员会还应反省另一个事实。过去5年里,欧洲发展起来的8家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的市值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不容小觑;欧洲许多年轻科技创业家也值得钦佩——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他们仍比父辈中的某些成员更愿意冒险。但欧盟立法者应该纳闷的是,为何欧盟8家最有价值的公司的总市值只有Facebook的10%,或者谷歌的6%。
布鲁塞尔反美情绪高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其中的一些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50年前的法国出版人和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在1967年出版了《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试图激励欧洲人反制大西洋对岸的威胁。该书的回声在布鲁塞尔最近的记者会上可以听到。忘掉如下事实吧:美国人的智慧和胆识让数亿欧洲人的手机比上世纪70年代的超级电脑更便宜更强大、点击一下就可以观看数千部电影和电视剧、免费的文字聊天服务、次日就能送上门的图书,以及很快就能叫到的舒适汽车。
与其指责大西洋对岸和寻找替罪羊,刚刚再次炮轰他们最爱的美国靶子的欧盟委员会,不如对欧洲本身的不足之处展开一系列调查。相比重新点燃上世纪60年代的余烬,这么做可能更有成效。
本文作者是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红杉资本的员工在本文提到的某些公司持有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