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史》–序言
总序一：
周弘
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产生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不断的挖掘，如罗马帝国的衰亡、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滥觞、苏联的解体、新中国的复兴以及德国的统一（或“德国问题”）等都是为研究者乐此不疲的研究课题。
德国近现代的统一历程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19 世纪末的德国统一和20世纪末的德国统一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次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后者则是用和平方式完成的。在这个和平的统一进程中没有武装冲突，对于外界来说，德国统一似乎就是瞬间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统一进程中没有其他形式的博弈。事实上，东西德统一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博弈，夹杂着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移民浪潮、街头政治、外交斡旋、制度兴替等扣人心弦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20世纪末的德国统一进程用和平的博弈方式改变了疆界，实现了民族统一，进而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并通过改变欧洲的疆界而重构了整个世界的力量格局。这个进程中都曾经历了哪些重要事件？牵涉到哪些人物和势力？在这些力量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较量或互动？采取了哪些行动和措施？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哪些政策、制度、法律、社会组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国家疆界的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求知欲。
为了满足这一求知欲，为了透过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现象，透过宏大的统一仪式和庄严的统一宣示，去挖掘东西德国最终在制度上的衔接、磨合和融合的深层故事，我们于三年多前启动了“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项目的第一期成果，五本相关权威著作的中译本：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由慕尼黑大学的维尔讷•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教授、弗莱堡大学的沃尔夫冈•耶格尔（Wolfgang Jger）教授和慕尼黑大学的迪特尔•格鲁瑟尔（Dieter Grosser）教授联合主编，以及一卷由当时在德国总理府任职的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以当事人的身份撰写的日志。这些著作因为获得了保密档案的特别使用权，并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德国统一史》的第一卷为《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即“政治卷”），由卡尔-鲁道夫•科尔特著，刘宏宇译，刘立群主持审校。该卷从政治的角度梳理了德国统一的进程，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两个德国之间出现统一的可能时，如何通过权力的运用、决策的引导和政策的落实，领导了德国统一的进程。
第二卷为《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即“经济卷”），由迪特尔•格鲁瑟尔撰写，邓文子翻译，胡琨审校。该卷从经济的角度梳理两德的统一进程，指出虽然从经济规律来看，在东西德之间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西德为了统一政治的需要，而东德则因为要“从沉船跳入冷水”，双方都采取了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政策，结果使德国马克的应用成为“德国统一的基石”（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
第三卷为《克服分裂：1989～1990年德国内部的统一进程》（即“社会卷”），由沃尔夫冈•耶格尔主笔，杨橙翻译，杨解朴、郑春荣等审校。该卷逐一介绍了东西德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包括西德联邦总理府、东德政府、西德和东德的各个党派、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政策和作为，以及这些力量随着统一进程的展开而发生的变化。
第四卷为《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即“外交卷”），由维尔讷•魏登菲尔德主笔,欧阳甦翻译，梅兆荣等审校。该卷从外交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两德统一的进程，重点讨论了德国与邻国之间的外交沟通，分析了一些主要国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生动地介绍了科尔和密特朗在欧洲经济与货币及政治一体化问题上的交易，苏联对德国经济援助的诉求，以及西德政府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就统一问题进行的外交。
《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由霍斯特•特尔切克撰写，欧阳甦翻译，胡琨审校。该卷可以作为前四卷的简本来阅读，其中汇集了当时西德方面负责统一问题外交谈判的特尔切克在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10月3日期间撰写的工作日志，再现了德国统一进程的329天中西德联邦总理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科尔总理及总理府工作人员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
关于东西德国在20世纪末叶的统一进程，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呈现给读者的这五卷本中既有丰富的历史故事，也有很多的结论性判断。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结论和判断。作者们的结论和判断尽管不同，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且自然地汇入有关两个德国统一的那段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庞杂而又能动的历史画面中，使我们对于25年前那曾经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如前所述，本套译作的问世只是“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课题的第一期成果，未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很多历史事实需要挖掘，很多问题需要分析和解读。德国统一涉及的领域广，层面多，层次深，而且当事人和研究者分布在俄美英法等多国，还需要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法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研究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内容也会更精彩，需要关心这段历史的同仁们与我们共同努力去探究。
这部卷帙浩繁的翻译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德国统一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故事，而翻译难度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回眼望去，三年多的辛苦努力过程中有许多中外人士提供了智慧或付出了努力，我仅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需要感谢朱民和荣根先生，这套译作的动议来自与他们的思想交流产生的火花。要感谢阿登纳基金会的魏特茂先生，他积极地回应了我们对于资料和审校的要求。
在中国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前院长的支持是关键性的，而李扬前副院长则除了资金支持以外，还不断地给予精神鼓励。积极的支持同样来自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同事们，罗京辉书记、程卫东和陈新，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坚定了课题组攻坚克难的信心。
这套译作的问世有赖于海内外两个团队的接力式努力：以欧阳甦为首，包括刘宏宇、邓文子、杨橙等在内的译者队伍，他们面对高难度的翻译工作而不却步，为项目的完工奠定了基础。由梅兆荣大使、刘立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们、郑春荣教授以及我的同事杨解朴副研究员和胡琨副研究员构成的审校团队保证了翻译丛书的质量：他们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校订了各卷。需要特别感谢梅兆荣大使，他以80岁的高龄，不辞寒暑，字斟句酌地审校了“外交卷”的书稿，还以顾问身份始终关心项目的进展并参与项目的重要决策。感谢刘立群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他的学生团队，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政治卷”的审校工作。感谢郑春荣教授和杨解朴副研究员信守承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地校订了“社会卷”。感谢我的主要助手胡琨副研究员，除了审校“经济卷”和《329天》这两部译著外，他还是整个项目不可或缺的联络人，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还要感谢其他所有参与过翻译和审校的人员，赵柯、张浚、李以所、黄萌萌、李微、孙嘉惠、邹露、刘惠宇、王海涛、李倩瑗、唐卓娅、窦明月、丁思齐、孙浩林、陈扬、詹佩玲、赵飘，等等，有些人我至今尚未谋面，却感觉到他们的投入。
这套译作的问世还有赖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谢寿光社长的支持。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祝得彬编辑，他不仅积极参与了组织策划，还集合了海外翻译团队，并请欧阳甦担任特邀编辑，与他的助手杨潇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一道，让难度很大的编辑工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工。
虽然经过了三年多的辛苦努力，但是在这套翻译著作问世之际，我们仍心有惴惴，深知其中错漏在所难免，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期在后面的版次中予以更正！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
总序二：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
德国与欧洲分裂的弥合：一段成功史
德国统一的实现与欧洲分裂的弥合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数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事实上的东西对立。一切看来都是那样不可撼动。
德国与欧洲的分裂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是世界政治东西冲突的组成部分；是不同人类自我形象的表达：人类是作为自由的个人（西方的人类自我形象）还是作为“类本质”（Gattungswesen），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政治与经济秩序景象；于争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锋之中。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即我们在这一克服深刻分裂的历史重大事件之外，还能看到什么？
第一，不以战争武力形式应对危机。人们致力于预防冲突，避免战争发生。
第二，人们尝试借助和解政策保持人员往来，如有可能甚至加强这种往来。
第三，西方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有如一块磁铁。自由的生活条件、旅行自由、人员流动、社会市场经济、欧洲一体化——对于那些始终被隔绝于外的数百万人来说，这些充满了吸引力。1989年11月9日，当作为分裂巨大象征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因此而倒塌时，进一步的行动在深思熟虑后得以实施，包括：采取的战略措施必须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的意愿；四个战胜国的同意与沟通必不可少，它们仍拥有决定德国地位的权利。这涉及建构关乎整个欧洲的未来框架。
德国与波兰沿奥德-尼斯河边界的有效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两德统一应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之内。就此而言，须对许多细节作出规范：为统一实施政治结构、经济与行政事务、社会与法律状况的改革，这一切在高明的战略下得以实施：两个德意志国家商定一个货币联盟，以及一份落实政治统一的条约。人们在一体化欧洲的机制之上讨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辖区应如何整合进欧洲。在与战胜国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谈判中确保了所有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统一的德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了欧洲和平秩序的一员。
这真可称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并且，对于世界历史的其他舞台来说，无疑将从中受益良多。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
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中心主任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萨尔茨堡总校校长
总序三：
霍斯特•特尔切克
前德国总理府办公室副主任
在德国统一进程25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该时期最重要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在此表示祝贺。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25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四卷本囊括了那一时期大量的重要政治文件、分析、描述和评估。读者可借此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尽管苏联在1968年8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须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如此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卷一（政治卷）序：
顾俊礼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按《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两个德国在分裂了41年后终于重新实现统一。
这次德国统一跟历史上的第一次德国统一完全不同。1871年的统一是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而这一次统一，如果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1989年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算起，到1990年10月3日举行统一庆典，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统一。这是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的伟大历史性创举。德国统一，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对于今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乃至德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深远影响。
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针对民主德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一条反对分裂、实行德国统一的“德国政策”。二次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后来四大国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逐渐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并使之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联邦德国政府一再援用四大国“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以及“波茨坦协定”的有关条文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法律依据，要求实现在1937年12月31日时德国边界内的德国重新统一。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基本法》的前言中也强调：“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统一和自由”。
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在科尔1982年10月担任联邦总理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阿登纳政府时期（19499~196310）的尖锐对立阶段。在这段时期，联邦德国视民主德国为“非法机构”，强调联邦德国“在德国获得完全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国家组织”，即通常所谓的“单独代表要求”。1955年12月起，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目的是在国际上孤立民主德国。
2、艾哈德政府、基辛格政府时期（196310~196910）的解冻阶段。艾哈德政府虽然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阿登纳政府对民主德国的强硬政策，但在1966年3月通过《和平照会》表示对民主德国不使用武力，表现了明显的灵活政策。基辛格政府修正了“哈尔斯坦主义”，为后来的“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重要经验。但这两届联邦政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即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不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为边界以及关于柏林地位问题上，没有根本改变。
3、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10~19745）实施“新东方政策”和两德关系正常化阶段。勃兰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以接近求转变”的新思想，1972年12月同民主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1974年3月，两国各自向对方首都派驻“常驻代表”，从而为两个德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
4、施密特政府时期（19745~198210）的两德关系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期间，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济贸易、邮电通讯、交通、科技文化、非商业性支付往来、环境保护、保健等协定。1981年12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首次访问民主德国，访问虽无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两德总理找到了共同点，即“深信再也不允许从德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
科尔政府时期（198210~198911）继承并发展了历届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德国统一。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具有三大显明特色。
首先，对社民党人主政时期的“新东方政策”全面继承，大力推行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民族统一的感情。
“新东方政策”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的创造，而科尔作为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曾对其予以猛烈抨击，挖苦其为“承认政策”。不过科尔执政后抛弃党派偏见，全面继承了“新东方政策”。他在1983年5月4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科尔在1984年3月15日发表的《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的民族形势报告》中强调：“目前，在德意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但是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先于国家的建立，而且存在至今，这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在科尔看来，德意志民族并不是通过国家来赢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历史、共同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发展确认的。所以，他把“德国政策”的重点放在培植民族统一感情上。于是，他对民主德国人道主义措施方面也全面体现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如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提高民主德国旅游者的“欢迎费”、放松紧急家庭团聚限制，等等。
科尔在改善两德关系、增进民族情感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例如，他针对民主德国外汇紧缺的困境，力排众议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分别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0亿马克以及95亿马克的贷款。他还不惜动用提高“无息透支贷款”、增加无偿经济援助、减免民主德国国债等手段，来推动两德经济贸易。科尔执政期间，两德还签订了许多重要科技、经贸协议。大众汽车公司跟民主德国签订的总值为5亿马克的生产线合同即是其中之一。
其次，积极推动两德高层晤谈与访问，激发民族感情，为两德统一寻找共同点。科尔执政期间十分重视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会晤与访问。例如，科尔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积极开展“葬礼外交”，先后两次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晤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1987年9月，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应科尔邀请，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诚然是两个德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是实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强大推动力；这次访问还使两个德国找到了更多共同点：双方一致同意要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做出努力，“在德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应再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土地上必须创造和平”。这次访问，实质上是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结出的硕果。
第三，果断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迅速推进德国统一。1989年秋，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局发生骤变，11月9日夜晚“柏林墙”倒坍。当科尔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访问波兰的途中，以致他说“自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待在不适当的地方”。但是，科尔敏锐意识到这对德国统一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科尔在事先没有同他的西方盟国美、英、法商量的情况下，便于11月28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公开把德国统一提到了世人面前。由是，科尔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国迅速推上了历史性的统一之路！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尽快实现统一为目标”的民主德国新一届政府，加速了民主德国的自我崩溃和两德统一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周弘教授要我为她主持翻译的四卷本《德国统一史》的卷1《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年)》写篇序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写了上面一点认识，不足为序。
顾俊礼
2015年6月3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九如斋目录
卷二（经济卷）序：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这是一段动荡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这是一场危机，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在骤然间把两德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和两德是否要重新统一提到了两德政府、政治家和人民面前。人民在议论和猜测，市场在动荡，两德的货币汇率不断波动，政治家在激辩，各种政治方案层出不穷，各样的政治团体纷纷发声，各种集会或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在西德，激辩集中在理性的分析：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具备了吗？能承受财政和金融的成本吗？对物价稳定和就业有什么影响？最为关键的是对长期竞争力有何影响？先支持东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改革，等双方劳动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再考虑合并？松散的联邦？各种不同的方案在讨论，各种匡算在模拟。政府内部和政党之间，舆论和民众之间，在咖啡馆和议会厅，热议纷纷。在东德，政府和政治家面临巨大的压力，维持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维持社会和治安的稳定，已经非常困难。经济运转几乎停滞，工厂停工，居民出走。更大的挑战是政治方向：朝哪个方向走？继续留在苏联阵营？保持相对独立？和西德合并？如果合并，采取分散的还是紧密的联邦制？或完全合并？当政府在激烈争辩时，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街头巷尾各种集会或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国际上，欧盟、法国、英国、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以及苏联的政治态度时明时暗。他们的利益如何兼顾？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国内和国际，就这样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变化只在转眼之间，两德的政府和政治家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是一个能抓住的历史机遇吗？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精彩的叙述，从宏大的背景到艰难的谈判，从框架思路到具体的个案细节，把这段历史的经济侧面栩栩展现在我们面前。
两德统一是个政治事件,作为其间的经济篇，本书化了很大的篇幅揭示这个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必然性。本书先回顾了1989年以前的东德与西德经济形势，揭示两德最终统一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东德，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创新与经济转型的阻碍日益凸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乌布利希引入“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制”，希冀通过分权与价格改革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缩短与联邦德国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是，一方面，改革在党内和经济调控部门遭到巨大阻力，基本上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在缺乏真正价格调节的市场竞争下，部分取消中央计划的体制同样问题重重，甚至比中央调控体制更加脆弱，民主德国竞争力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联邦德国的差距持续扩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全盘否定了乌布利希经济政策，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口号，重新集中经济调控权限，并将改善消费品供应和促进民用住宅建设作为政策重点。昂纳克时期，阻碍创新的经济体制以及对生产设备与基础建设投资的忽略，导致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同时，为迎合民众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加大住房建设，加大食品和社会福利补贴，迫使东德不断举债，并因此背上沉重的西方债务。在西德，科尔上台后，重新回归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缩减政府收支、稳定价格、控制社会保障规模、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和削减补贴等改革措施。尽管在两德统一之前，改革并未得到充分彻底的完全落实，但结构改革的成绩已经开始逐渐显现，西德货币政策稳健，物价稳定，财政坚实，经济增长和就业强劲，为两德最终合并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探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当谈判陷入各种原则、理念，制度框架之争时，经济又一次承担了突破口。这次，是先统一货币。这既符合经济理论，也适合当时动乱的形势。但这远远不是简单和抽象的货币发行。本书对这一谈判过程中汇率的折算，包括对工资、储蓄、债务等不同的汇率折算，以及最后货币现钞的运送解递都做了详实的描述，是生动的政治经济学的案例。统一时对财产的处理，特别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财产权界定的描述同样生动，而成立托管公司的谈判过程，再一次昭示经济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我一直对德国的历史着迷。是啊，古罗马东扩，柏林在沼泽地上的兴起，路德的宗教改革，腓特烈大帝的启蒙运动，普鲁士的军刀霍霍，战争，一战，二战，经济恢复，德国统一……德国有太多的历史和感慨。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和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对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非常入迷，只是苦于不懂德文，常为叹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后，我遇到了彼得•荣根先生。彼得•荣根先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商人，任过多个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他也是学者，对德国货币政策有深厚的了解和见地，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他更是社会活动家，多次担任德国各种商会的主席，奔走于世界各地，穿梭于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之间。我向他提出合作把有关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的德国文献整理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一拍即合。为了让项目落地，我们需要一个在国内的合作伙伴，我想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周弘博士。周弘所长精通德文、英文，长期从事欧洲研究，对德国非常熟悉，我和她相识多年但从未具体合作过，电话越洋而过，周弘所长明人快语，接了重活。
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们三人都有各自繁忙的工作，又经常出差，很多时间在空中飞行，联系开个电话会议也诸多不易。但我们尽力相互支持。我起草了提纲，列了文献要求和书单，筹集了资金。彼得承担了文献的搜寻工作，对我在大纲中提出的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我的思路在项目的进展中不断演化，大纲改了又改，我对文献要求的单子长了又短了，短了又长了。彼得总是以他德国人特有的耐心和细致和我讨论，以他丰富的德国经验纠正我的误解，并认真地去寻索，一定要把最重要和最好的文献都收集到书稿中去。周弘则承担了书稿所有的具体落地工作，她组织翻译、校对，联系出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2012年初，《德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出版了。
还在《德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一书的运作过程中，我向周弘建议继续合作把两德统一的有关历史文献整理和翻译成中文。相信这会是又一本精彩的著述，对历史的回顾、对丰富人类政治经济学知识，对动荡时刻的危机管理都会有借鉴意义。而周弘也早有此想。又是一拍即合。这次周弘牵头，文献更为浩瀚，工程更为艰巨，历时两年，四大卷文献洋洋洒洒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周弘和她的团队，是他们夜以继日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德文翻译成中文，又编撰成册，奉献给我们一段精彩的历史。
弹指一挥间，25年过去了。正如当年在两德统一中，经济和政治的争议不断，此后25年间，关于当时决策、测算、条件等是否最优的评议也从未停止。我在过去几年里多次造访德国，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每每总听到不同的声音，不禁令人唏嘘。再次感谢周弘和译者的努力，我们得以鉴史，或许也能明理。
朱民
2015年11月4日于华盛顿前言
卷三（社会卷）序：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
在社科文献出版社这次集合出版的五卷《德国统一的历史经验丛书》中，本卷（也就是由耶格尔教授主笔的，探索东西德国统一的内部磨合的《德国统内部的统一进程》，这里简称“社会卷”）集中披露了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东西两个德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观点、作为和互动。作者从当代人和社会学者的视角出发，展现了德国统一的社会全景。作者大量地使用了有些至今尚未完全公之于众的档案，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似乎目睹了德国统一进程中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经历过的定位危机、角色转换、力量重组、机制建构，观察到这些力量在大变动时期演绎的时代变革。在那场离开我们并不久远的变革中，有些力量崛起了，有些力量则衰落、瓦解、甚至消失了，我们至今都还在探索个中的原委，预测变革给世界带来的警示和影响。
“社会卷”告诉我们：虽然国家统一为很多德国人所魂牵梦萦，但是要使梦想成真，固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时机”和外部环境，但是也难以离开内部条件，也就是为统一进行理念、制度、舆论和组织方面的准备。谁准备得充分及时，谁就掌握了主动和先机。
1989年2月16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在统一的欧洲框架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当时德国统一的理念还不为东西德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在历史大潮袭来之时，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东西两德的政府、政治领导人、政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他们的表现堪称各具特色。西德社民党最初的态度是：边境难民是暂时现象，可以通过东西德对话加以解决。后来，以前总理勃兰特为代表的社会党人抓住了历史的重要时机，及时地将社民党关注的问题扭转到改革、和平和统一。西德绿党因为坚持两德并存，固守以生态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理念，而没有及时回应事态发展提出的重大政治议题，结果在选举中落败，又于选举失利后放弃两德并存的政治主张，转而采取积极的影响两德社会共同成长的立场。至于享有主权国家地位的民主德国，虽然难民潮已经动摇了执政党的社会根基，但是各派社会力量开始时都没有意识到难民潮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将两德合并的可能性作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大部分东德民众开始时是反对统一的，71%的民主德国公民支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因为改革而退回资本主义。
与此相对照，西德的执政联盟为了实现统一的理念而进行了战略谋划，这个理念就是所谓的“欧洲屋顶”下的“德国大厦”建设，也就是依托西欧的力量，平衡东欧的力量，在欧洲统一的进程中实现作为东西欧分裂前沿的德国的统一。由于既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不会轻易赞同体系性变革的，所以西德政府的策略是“寄希望于民众的渐变”，调动起“所有人一同努力，跨越鸿沟、打破边界”。
汹涌的难民潮和边界通道开放问题成为一个东西德处理关系的关键窗口，这也是德国统一历史机遇的窗口。1989年，有34万之众的东德人越过边界，迁移到西德，其中多数通过各种非法通道成行。大量青壮劳动力的流失不仅给东德经济带来失血危机，安置这些移民也成为西德政府的沉重负担。西德方面并不希望通过将所有的人都吸引到西德的方式实现统一，而是既要树立“人道主义”的形象，又要东德“留住人民”，还要以更优的方式实现统一，经济援助加上“原则坚定的路线”就成为最佳策略选择。
书中多次提到西德承诺的经济援助，也多次提到这些经济援助并非无条件赠予，也不是政府对政府的对等援助，而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旨在削弱东德政府和执政党，培植社会力量，争取民意的一箭多雕之举。在这里，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是关键，这个条件就是要东德实施“彻底的改革”。
如果说聚焦边界和移民问题导向了两德统一的前景，那么聚焦改革议题则导致了统一方案和方式的形成。改革成为政治合法性新的来源，不仅因为东德政府曾经置苏联的改革号召于不顾，已经失去了领导改革的主动权，而且由于此时的民主德国迫切地需要来自西德的经济援助。在东德面临经济不景气、财政崩溃、五年计划无法实现、国际收支不平衡、信用等级天天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约30%、社会裂痕日益加剧、大规模示威游行频发的危机时刻，西德观察到东德执政党的行动计划空洞、口号空泛和领导能力缺失，在承诺“已经做好了全方位援助的准备”的同时，提出了实行“彻底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要求，甚至直接提出要干预“东德马克基金”的用途，要东德实行政治普选等要求，提出这是让人民愿意留在东德而放弃逃亡的唯一途径。于是，有条件的西德援助就成功地使事态沿着向西方制度统一的方向转移。西德政府不是直接提出主权转移，但是通过提出改革条件而逐渐地达到制度趋同。制度趋同成为国家统一的第一步骤。通过制度趋同，“两个德国之间现存的边界形式变得多余”。
在欧洲，以制度竞争为基础的这场东西德战略对峙并没有受到来自苏联的重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四大战胜国从未质疑过德国统一的原则，但是他似乎并没有考虑过，东西两个德国将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实现统一。来自西德的及时而慷慨的经济援助承诺同时附带了坚决抵制在东德重新巩固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所有的改革和稳定措施都包含了破除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经济援助的条件除了“民主德国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明确了：1）不支持政权，2）支持拥护两德统一的意见领袖。经济援助的战略性更加突出，从第一阶段向医疗保障系统提供紧急援助，协调私人直接援助，第二阶段援助电信网络、铁路、交通和能源系统，到第三阶段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其中甚至细致到包括退休金和收入的保障，以及对西德环境标准的使用。而这时的东德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准备好挽救社会制度的具体和可行的方案，因此在书中被讥讽为“神圣的”“社会主义空壳”。
以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了“十点纲领”演说为标志，西德掌握了统一德国的主动和方向。“创造性地将西部的活跃发展和欧洲东部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也就是利用西方的经济发展优势促成东部改革进程向西化的方向发展。在科尔亲自动笔修改的讲稿中加进了“重新统一”的明确概念。这使科尔从执政党领导变成支持德国统一的意见领袖，也使国家统一明确为用西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替代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东德政府提出的建立“条约共同体”，成立具有“共同组织机构的”邦联、保持军事中立等政策主张和步骤无果而终。
为了保证用一种社会制度成功地替代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机制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西德为统一而成立了内部关系部，后来又成立了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招徕了各路专家，组成了六个工作组，专门研究东德如果急速向西德体制转型可能遇到的法律、经济、社会以及财政等方面的主要议题和步骤，及时掌握准确的信息，包括高层的力量对比，民众的意愿，甚至失业率和失业保障金的数额。这些准备工作多数不是在高政治的领域，而更多地是在低政治的领域，在环境保护、邮电通讯、交通、建筑、旅游、法律援助、刑事犯罪、媒体交流，以及社会和劳动等领域，十分具体而务实。这与东德执政党的决策滞后、例行公事和表面文章形成对照。
攻击权力堡垒的秘钥也是机制建设。西德在东德支持建立了由所有社会党团参与决策的圆桌会议。作为一个新的决策平台，各个党派平等参与讨论，本身就对执政的统社党形成了压力，并且削弱了统社党的权威。圆桌会议成员直接就“条约共同体”方案进行谈判，然后让东德政府签字，再由新选举产生的政府启动条约批准程序，圆桌会议承担监督职责。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实现了政治力量新的组合，新的机制和程序也使圆桌会议逐渐取代了议会的权力，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伴随着统一进程的舆论战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带来了多种舆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家长制等等议论一时沉渣泛起，瑞典模式、生态基金会、社会联合体等主张也曾此消彼长。政党在主流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担当首任。除了科尔的一系列口号以外，西德社民党前主席威利•勃兰特打造的统一主旋律——“属于彼此的东西，终将共同成长”赢得了广泛的喝彩。东德基民盟提出“具有社会约束力和生态责任感的市场经济”并引导着属下的密集的组织网络集体转向，直至与西德基民盟组成政党联盟，获得竞选胜利。绿党、社会党团纷纷宣布放弃两德并存的主张。自民党也以“让我们掌舵掉头”为口号，提出“自由党人联合起来，也能整合整个德国”。很多小党派在舆论压力下纷纷离散，也有些实现转向后改为支持统一，并提出了选举法、政党法、媒体发等政治议题，有些社会团体变成利益集团代表，有些西德的兄弟姊妹党更是主动提出接触，一方面劝说“不要再尝试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在组织上成立了竞选联盟，由西部的大姐姐党提供“热心肠的”援助。
党派的转向和新的政纲与群众游行打出的“德国——统一的祖国”的横幅，报纸上出现的“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彼此呼应。“街头人民运动”也公开喊出“支持社会市场经济，反对中央及计划经济”，……“支持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等口号。舆论的作用使支持统一的民众人数发生了逆转，促成了历史性的变迁。
这些都是本卷中披露的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2015年11月于北京
卷四（外交卷）序：
梅兆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1949年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或“西德”和“东德”，是二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共同管制德国期间，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也是欧洲分裂为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阵营的重要标志。40年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分属于北约和华约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又在四大国的博弈和妥协中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为欧洲回归统一创造了条件，也成为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是欧洲战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凌晨联邦德国领导人在柏林前帝国大厦的平台上宣告德国重新统一，前后历时仅329天，而德国重新统一需要解决内外两部分错综复杂的问题，内部问题是指东西德之间要就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步骤，包括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取得一致，使两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制上以及社会保障上重新合二为一；外部问题是指如何解除四个战胜国对德国作为整体和柏林的特殊权利和责任、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属性、确认德波边界的永久性以及苏军从东德撤离等问题。这么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如何得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不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奇绩”。《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一书，讲的就是解决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整个过程，包括各方在此过程中的利益分歧、相互博弈、最后妥协的内幕。
笔者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从当时的联邦德国临时首都波恩密切跟踪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全过程，深感统一是东西德两部分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却归因于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存在的偶然性。早一年，由于一些条件尚不成熟而不可能；晚一年，很可能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使这一机遇丧失。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重新统一可以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巧合的结果。这一论断几年后得到了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任前联邦财政部长、基社盟主席魏格尔先生的认同。
那么，1990年前后德国统一的国际、国内背景或者说“框架条件”是怎样的呢？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欧洲政治的“框架条件革命”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而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在东欧集团内蔓延，对这股向西方靠拢的潮流起了鼓励和推动作用，1989年初这股潮流也明显地到达东德这个“前沿国家”。处于西方宣传强烈影响下的东德民众对生活状况和统一社会党执政者的不满日益增长，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不时发生，成千上万的人想方设法西逃；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日益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冷落，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一片混乱；社会上供应匮缺，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外债高达400亿马克。这一切表明，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紧跟波兰推行改革的匈牙利，1989年9月突然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不再履行阻止东德人经过匈牙利逃亡西德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后有出现了东德人以旅游者身份到波兰、捷克向西德使馆申请“避难”的轰动事件，使东德阻止逃亡的政策措施失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决定“有序地”松动阻止东德人去西德的隔离措施，但在混乱中却因“失误”而造成了柏林墙的无序开放，引发了局势的重大变化。
柏林墙的倒塌出乎西德领导层的意料，但联邦总理科尔预感到形势将发生急剧变化，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当时人们对德国统一的前提有三点考虑，即必须符合东西德人民的意愿；四大国必须同意并须保证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安全；统一范围限于两个德国和柏林，必须承认德波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即放弃已归入波兰的东普鲁士地区。鉴于柏林墙开放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科尔首先与美、法、英三国领导人沟通，一方面通报柏林墙打开后的形势，另一方面探听西方三国领导人的反应。科尔在通话中强调，德国扎根于西方，即欧共体和北约，这是为了稳住西方盟国，同时也是显示尊重战胜国的权利，暗示三大国不要采取什么行动，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对柏林墙倒塌后的新形势，有关各方反应不一。戈尔巴乔夫强调战后存在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不能改变，战胜国的权利不容损害，这主要关系到柏林的地位、盟军的驻扎，德国的边界以及东西德的结盟状况。美国意识到可能出现德国统一的问题，强调不可避免的事情要“审慎地演变”，要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防止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被边缘化，确保德国留在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受影响。法国的对德政策目标是防止德国成为强权政治因素和欧洲安全风险，主张通过欧洲一体化控制西德，通过把西德融入北约和美国在西德驻军使西德处于两大军事集团交汇处的“前沿地带”，确保法国处于“二线”，因此，虽口头上赞成德国有自决权，但主张维持现状，不赞成德国统一。英国强调均势，主张法德和解、美军长期驻留欧洲大陆，并把西德维系在西方联盟，认为西德作为北约忠实成员不可替代，但又担心德国主导欧洲或陷入对苏依赖，从而危害欧洲均势和安全。北约首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梅爵士有句名言，说北约的功能就是“将美国人拉进来”、“将俄国人挤出去”、“将德国人摁下去”。撒切尔夫人认为德国统一会对欧洲稳定带来危险，主张建立一个“拒绝阵线”。东德莫德罗总理主张固定两德并存局面，坚持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忠于华约和经互会的国际义务，建议两德之间建立“条约共同体”，开展“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但拒绝任何统一的思想。
面对上述形势，西德的态度是反对“固定两德并存”，要求东德统一社会党放弃垄断领导地位，否则不予援助。注意到东德人逃亡浪潮无法阻止，东德群众游行示威的口号从“我们是人民”转向“我们是一个民族”，以及苏联虽在公开表态中反对单方面改变东西德并存，私下里却放风可以考虑建立“邦联结构”的两面性，联邦政府决策圈大为振奋，决定亮出自己的主张先声夺人，以稳住不安全感日益增长得公众，引领局势走向和国内外舆论。1989年11月29日，科尔总理抢在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反对党和外国伙伴之前提出《十点纲领》，对保持现状的主张提出另一种选择。该《纲领》组合了人们熟知的联邦政府的主张和措辞，提出了两德建立“邦联结构”的建议而未用“邦联”这个措辞，但指出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之所以用“纲领”而未用“计划”这个措辞，是为了表明不设时间表，不用“邦联”也是为了表明最终目标是实现德国统一。为了保密和取得惊人效应，科尔在向联邦议会宣布该“纲领”之前，未与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商议或通气，仅在发表前6小时向美国总统布什做了通报。
对于科尔的《十点纲领》，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强烈“愤怒”，指责西德未予磋商或预告信息就提出“具体的统一行动计划”。美国关注该“纲领”未提及德波边界问题和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对此科尔作了解释，说明未讲明联盟属性是出于策略考虑，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随后美国提出了对德政策四点原则：奉行自由的自决原则；统一的德国必须保持为北约和欧共体成员；统一必须有步骤地、和平地进行；现存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尊重。英国首相撒切尔对“十点纲领”表示“反感”，强调德国重新统一不在议事日程上。法国的态度介乎保留和反对之间，担心德国统一后会反对欧洲统一。为此，密特朗决定1989年12月6日访问基辅，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反对德国统一的态度确保德国不可能很快统一，这样法国无需过于冷落德国；12月20日又访问东德，以示承认东德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并支持其继续存在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在密特朗访问东德前一天访问了东德德累斯顿市，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了西德决心加速统一进程的转折点。
柏林墙倒塌6周后，科尔政府对不同的利益格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西德和美国主张德国统一向对立的，是法英的怀疑派和煞车派集团以及公开反对统一的东德和苏联。但东德的形势持续恶化。1989年11、12两个月就有约18万人逃离东德，1990年开始每天约有2000人移居西德，这对东德经济动脉意味着大出血。鉴此，科尔政府得出结论，必须使统一的目标具体化并争取所有参加方认同。为此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苏联的安全疑虑，二是使西方盟友放心，三是听任东德瓦解，拒绝莫德罗提出条约共同体建议。同时，对苏联领导人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因为取得苏联的原则同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解决四大国对德国的特殊权利和责任以及德波边界问题，需要确定一种谈判机制。经过多方试探、商议和权衡利弊，最后确定同意美国国务院提出的“2+4谈判”机制，即两个德国和四个战胜国的六方会谈。
1990年初，苏联内外交困局面凸显，主要是供应困难，一些加盟共和国闹独立，一些地方出现暴动，加上东德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处于解体过程，苏联领导不得不面对现实。是年1月7日，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联邦政府试探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科尔当即表示同意并于2月中旬以2亿2千万马克联邦补贴资金提供14万吨食品以及大量衣物和日用品。这一慷慨之举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1月底戈尔巴乔夫召开顾问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结论是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任何选择均可考虑，决定在德国政策上全面后退。嗣后戈尔巴乔夫改变调门，声称德国统一原则从未被怀疑过，两个德国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现在要加以修正不能在大街上解决。东德莫德罗政府只好跟着宣布自己的统一计划，但仍以较长时间为出发点。戈尔巴乔夫原则上批准莫德罗的统一构思，但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应实行中立，不得加入北约。尽管如此，科尔政府为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转变深受鼓舞。
1990年1月3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克维钦斯基转交戈尔巴乔夫邀请科尔于2月10日去莫斯科作非正式访问的信函。科尔在访苏前夕收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件，除表示支持德国统一外，还表达了对美军驻留德国以及未来东德安全地位的关切，并通报了贝克国务卿访苏印象，指出苏联接受德国统一已不可避免，只是对统一的后果有担忧，主要涉及欧洲安全与稳定和现存边界的可靠性，苏联不接受北约东扩，但暗示可以接受德国留在北约。科尔据此在访苏期间很有对性地做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首先是大肆描述东德的困境和国家解体状况以及苏联40万驻军及其家属面临的问题，以说服戈尔巴乔夫接受统一；同时针对戈氏对安全、边界、统一范围、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以及裁军等问题的疑虑进行游说，表示“北约当然不能东扩到今天的民主德国版图。”会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表示：“很可能可以断言，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不存在意见分歧。简而言之，我们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德国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表明，这次会晤清除了德国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但这时苏联和东德仍以种种方式尽量拖延谈判，美国则大力支持西德，英、法部分地赞同拖延德国统一进程，各方围绕几个实质性问题仍争论尖锐，主要涉及德波边界问题、统一的模式、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东德地区的军事地位以及战后苏军占领期间决定的东德地区财产制度，如土改和没收战犯财产等。
1990年3月，东德地区举行民主选举，结果是科尔支持的基民盟获大胜，这对科尔“在建立德国统一的道路上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又是一大推动。对科尔政府来说，东德局势越是恶化，逃亡人数越多，就越能证明加快统一进程的必要性。当时东德外债高达400亿马克，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苏联利益所在。于是，科尔便以未来的德苏关系将比现在更好来引诱戈尔巴乔夫，承诺德将与苏联扩大经济合作，不把苏联排斥在欧洲发展之外。为消除戈氏在安全问题上的担忧，科尔从多方面着手做工作：说明未来德国保持北约属性也符合苏联利益，因有利于改变北约性质；德愿承担苏军撤离东德的部分费用；通过裁军和覆盖全欧的安全结构将使北约的继续存在和全德的北约成员属性“相对化”；德国无意排斥苏联于欧洲发展之外，承诺将与苏联更紧密地扩大经济合作。
法国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东德人民的情绪和移民潮使密特朗感到德国统一不可阻挡，戈尔巴乔夫态度的转变又使他意识到不可能指望借助苏联阻止德国统一。因此唯一可能是延缓德国统一进程，办法是借德波边界问题做文章，这使科尔十分恼火。但科尔意识到一切取决于美法支持和苏联合作，于是决定在依靠美国支持、全面帮助戈尔巴乔夫的同时，尽可能地迎合密特朗。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法国的工作：⑴强调欧洲统一与德国统一并不矛盾，相反，没有德国合作就没有欧洲未来；⑵提醒法国注意波恩条约规定的西方大国义务，即共同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而现在是第一次出现通过和平途径避免欧洲和德国分裂的可能；⑶德国的家园必须在欧洲的屋檐下建设起来，欧共体的统一将因德国统一而得到推动；⑷承诺西德无意将德国统一与移动现存边界联系起来，两德统一后将有约束力地承认德波边界的永久性。⑸指出东德国家解体、移民潮不断恶化对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证明了统一的必要性。同时，对法国利用德波边界问题做文章的伎俩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形势的发展使密特朗得出结论，必须适应现实。特别是东德社民党在选举中失利使密特朗进一步认识到，德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不得不发出与德国和解的信号。
从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到1990年5月5日“2+4外长会晤”开始，半年时间内东西德之间已开始商谈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并筹备全德选举，苏联已表示同意两德按西德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即东德加入基本法适用范围，但对统一德国的北约属性仍持拒绝态度，而西德和西方三个盟国已商定要在是年11月欧安会峰会之前必须结束德国统一的国际谈判。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面临一个难题，即在1990年7月之前如果没有西方资金流入，苏联将丧失国际支付能力，需要总额为近20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为此，谢瓦尔德纳泽又向科尔提出贷款请求，而科尔也当即作出积极回应，因为他明白：“一个请求其他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的政府不会奉行持续冲突的方针”。这时，2+4外长会晤的议程已定，即边界问题、政治军事问题、柏林问题、最终的国际法解决以及解除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会晤将分别在波恩、东柏林、巴黎和莫斯科举行。科尔认识到，为使苏联让步，这时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针对苏联的经济困境，通过财政刺激促使苏联就范；二是针对苏联的安全疑虑，推动美国对北约做必要的改变。他认为，苏联只有有了安全感和平等感，才能对德国统一说“同意”。
科尔对90年1月对苏食品援助的政治效应记忆犹新，指示其外事顾问特尔切克偕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的总裁于5月15日飞赴莫斯科作秘密访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会谈中先是提出急需15-20亿卢布可自由使用的财政贷款，以确保即时支付能力，接着希望西德以优惠条件提供100-150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特尔切克表示，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提供援助，但必须是一揽子解决德国问题的一部分。谢瓦尔德纳泽以微笑作了确认。之后，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特尔切克等三人，以示贷款援助要求是苏联最高层的行为，并提出优惠贷款的利率应是1.5-2%而不是6%，苏联不仅需要优惠贷款，而且需要食品等实物贷款，总金额需要150-200亿马克，7-8年内偿还。戈氏还表示，愿与科尔直接谈判双边伙伴关系条约，并强调必须使苏联人民确信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危害，不允许任何一方把某事强加于另一方。特尔切克表示，所有这些都可以意见一致地解决。双方还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沟通，主要是：在双边和多边会谈中搞一揽子方案，包括签订全面的面向遥远将来的双边条约，初定科尔于7月或8月访苏。5月22日，科尔致函戈尔巴乔夫确认特尔切克与苏方所谈内容。戈尔巴乔夫6月9日给科尔回信，虽未确认德国银行贷款与解决德国问题挂钩，但重申德国人民有自决权以及2+4谈判可以在11月欧安会峰会前结束，并重申邀请科尔7月下半月访苏，“为我们关系的未来进行深入对话”。
科尔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和配合，与布什总统多次通话，相互通报情况并商议对策，他们决定再给戈尔巴乔夫一些甜头，主要是利用伦敦西方防务峰会建议华约与北约成员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示北约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曾明白暗示：在北约发生变化、对苏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以及提供适当的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苏联强调的自决权道路就是全德可以成为西方联盟的成员，但西方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苏联迫切需要可以展示与西方合作成果的证据。针对这一暗示，布什总统为支持德国统一，发表了9点保证，但仍不足以令苏联满意。正当西方无计可施之时，苏方又提供了启示：如果西方联盟进行“彻底的转变”，苏联在北约问题上即可作出松动。据此，7月6日的伦敦北约峰会在布什总统的力主下发表了《伦敦声明：转变中的北大西洋公约同盟》声明，宣布了北约新的战略特征，提出了十点建议，都是针对莫斯科的利益诉求所作出的反应，主要是解决三个中心问题，即⑴强调北约的防御性质，主张结束敌对和放弃侵略，从政治上对德国的东部邻国特别是苏联提供安全保证；⑵赞成裁军应谈判取得进展，支持建立一个更少武器的世界，提出包括常规和核武器的削减建议；⑶响应苏联的建议，主张建设欧洲新的安全大厦，并使欧安会机制化。对此，谢瓦尔德纳泽表示“令人满意”，戈尔巴乔夫同意谢的这个评价。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明确邀请科尔去其家乡访问。
1990年7月14日，科尔率团访苏，目标是排除德国统一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当时，戈尔巴乔夫已在苏共党代会上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地位有所加强，但仍面临着内政上反对派的牵制，经济形势和供应状况恶化，通胀压力巨大，国家财政大量亏空，人们期望统一的德国将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汇供应者，双边经济合作会扩大和深化，从而在政治上起稳定作用。在此背景下，科尔对未来德苏关系准备了一系列设想，包括经济合作和睦邻关系条约，主要是使苏联相信科尔不仅关心2+4谈判成功，而且谋求德苏保持良好关系，为戈尔巴乔夫提供足够的证明和承诺，使其经受得住党内反对派的批评指责。两人单独会谈的结果是：⑴1990年11月欧安会峰会前解决德国统一问题；⑵德国统一与实现完全主权并行；⑶德国统一后有自由选择联盟的权利，具体指的就是北约，但不予明说；⑷统一后北约的保护可延伸到东德地区，未纳入北约的联邦国防军可以进驻，在苏军撤离之后才可进驻属于北约的联邦国防军，德国放弃核武器；⑸苏军在东德的留驻期限为3-4年；⑹统一后德国的武装力量限额37万人，此点应作为裁军谈判的结果公布。作为回报，德方承诺德苏关系将出现新导向，向苏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具体细节主要是金额另议。
1990年7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2+4外长会晤在波兰外长参加下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达成了五点原则谅解，解决了德国最终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的问题。这五点协议是：⑴统一德国的范围是东西德和整个柏林，德国外部边界随着2+4条约的生效而永久确定；⑵统一的德国和波兰应通过签订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条约确认两国之间现有的边界；⑶德国现在和将来都不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⑷德国统一后的宪法不会有任何违背上述原则的规定；⑸四大国确认知悉缔结双边边界条约的意图，声明随着条约的实现确认统一德国的边界具有最终性质。
细节决定成败。在涉及细节的谈判中，苏、德双方讨价还价激烈。1990年8月27-28日，已升任苏联副外长的克维钦斯基向联邦政府提出了苏方诉求的清单，要求德方为苏军撤离东德提供运输费，为安置苏军军官建房，为苏军在东德的驻留提供经费，否则苏军内部会发生“暴动”，并称在3-4年内撤离无法做到。关于签订德苏合作与伙伴关系条约问题，提出德方须在安全与放弃武力问题上作出特别清楚的承诺，否则难以获得批准。在未来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必须强调苏联将享有优惠条件。此外，还要解决东德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继承问题，苏军在德国的墓地和纪念碑的维护和保护问题以及苏军在占领东德期间实施的法律不可否定问题。核心问题是要“钱”。在具体谈判中，德方允诺提供总额为60亿马克，而苏方则要185亿马克，还要加上补偿苏联将在东德放弃的不动产。德方谈判代表、财政部长魏格尔称苏方的要价是“幻想”，只好交由双方最高领导层决定。9月7日，科尔与戈尔巴乔夫通话，就上述费用总额再次讨价还价。科尔出价80亿马克，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戈氏的反应表明，如双方不能就费用问题达成协议，9月11日2+4会谈最后文件就不可能签署。德方经内部商议后，决定把开价提高到100亿马克，在极端情况下可加至120亿马克，外加允诺提供30亿马克无息贷款。9月10日，科尔再次与戈尔巴乔夫商谈，戈氏把要价降至150-160亿马克，科尔最后把120亿马克补偿费和30亿马克无息贷款悉数放到桌面上，总共150亿马克，双方终于拍板成交。9月11日，2+4会晤在莫斯科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解决了三大问题，即：德国的完全主权得以建立；统一德国可以自由选择联盟属性；决定了苏军撤离东德及其具有约束力的时间表。至此，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全部解决。9月13日，德苏草签了《睦邻伙伴和合作条约》，并于11月9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统一德国时正是签署。10月12日德苏签署了关于《苏军在联邦德国有限期驻留的条件与有计划撤离的方式》的条约和《过渡措施》协定。德波边界条约于11月14日签署，但德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于1991年6月17日才签署。
总的来看，德国实现了科尔《十点纲领》中所指出的目标，不仅实现了国家统一，获得了完全主权，而且确保了北约属性和植根于西方的国策理念，并维护了欧洲统一。与此相比，以150亿马克的经济和财政援助作为向苏联支付的代价显得微不足道。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统一，但是以德国满足美国的要求为条件的，即统一的德国保持为北约的完全成员，美国保持为一支欧洲力量。法国的利益得到了应有的顾及，确保了德国在政治、军事上属于西方集团，承诺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并最终承认德波边界不可改变。英国尽管以强硬的言辞进行干扰，在实际操作中不起多大作用，其维护西方防务联盟和保持德国与西方持续挂钩的目标未受影响。对苏联来说，满意的理由最少，戈氏从原有的诉求节节退让，得到的只是全德武装力量的限额和德国的和平保证，以及一些经济支持和财政援助和德苏关系新导向的前景。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是作者得到科尔总理的特许批准，利用大量内部档案材料写成的，在浩瀚的资料中难免有所选择，突出德国领导人的作用和贡献也不言而喻，但不可否认，引用的材料比较真实可信，是研究、分析德国统一史的重要依据。不仅如此，读者从本书的许多情节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形势背景、各方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态度，特别是德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联邦政府各部门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和令人佩服的工作效率。有鉴于此，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
201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