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它看似是个偶然事件，但其实有其必然逻辑。本文从五个层次分析脱欧的原因，并突出“主权”在脱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一、脱欧是英欧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贫瘠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英国“向海图强”，与欧洲大陆保持若即若离历史关系的岛国心态和地缘战略观。17世纪以后，英国成为海洋强国，其目光超越欧洲近邻，确立起“世界帝国”的远大抱负，并由此开创人类历史上最完整的海外殖民体系。英国其后的成功主要来自两大内生动力，一是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向“产业强国”的关键转变，通过工业革命而率先成为世界技术发明和先进制造业的中心；二是创造了一整套较欧洲大陆国家更为先进的制度保障和社会文化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英式文化意识等作为其显著特征，向外界传递出“例外主义”的集束信号，也塑造了英国独特的外交理念和行为习惯。

　　二战之后，时任首相丘吉尔提出英国“三环外交”理念，是为英式“例外主义”思想的当代版起源。丘吉尔指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将围绕英国形成三个大环，成为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第一环由英联邦国家和所有英属海外领地构成；第二环覆盖英语世界，其中加拿大、其他英国领地和美国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一环是联合的欧洲。显然，在丘吉尔的战略视野之下，欧洲只是英国对外关系中的最次要环节。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是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非战略上的必要。这一思想也决定了其后英国对欧政策的基本导向。当英国的发展利益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交集面增大时，英国“入欧”就成为一项理性的“权宜之计”。一旦欧洲联合的“紧箍咒”对英国经济及其国际政治与战略竞争力形成过多限制，英国“脱欧”就会变成现实的选择。

　　二、脱欧是英欧宏观经济结构差异的结果

　　二战后英国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异于欧洲大陆国家，最终形成其独有的宏观经济结构，为“脱欧”埋下了伏笔。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福特式生产管理制度，这种增长模式是自由市场和社会民主理念的结合，它一方面强调通过高生产率增加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国家干预保障基本福利。由于强大劳工力量的阻扰和国家干预能力不足，英国经济无法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欧洲“福特式”增长。为了解决由此引发的危机，英国发展出以金融化为导向的“盎格鲁模式”。

　　1973年英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希望通过在经济上与西欧高增长和高产出的福特式生产对接，解决英国的经济发展困境。加入欧共体加速英国经济转型，让英国从一个拥有大量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以金融业为主的后工业服务经济，确立了伦敦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心地位，成为欧洲的金融通道、美国跨国公司避税和逃避监管的离岸银行。与此同时，欧共体也成为英国谋求更大政治影响力的平台，一方面使其能够保持对欧洲事务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让它成为其他大国对欧洲施加影响的桥梁和中介。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处理全球化和欧洲化二者关系的张力也体现出来。作为世界金融枢纽，英国金融业在经济全球化网格中占据重要地位，理应将伦敦打造为独立、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中心。而作为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成员国，英国又必须接受相应的经济监管。为了保持在欧影响力而又不至于被拖入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英国在加入欧共体时，决定不加入其共同汇率政策机制，以保持英镑和汇率上的独立性。由于英镑容易出现危机，英国不得不经常承受高于欧洲统一汇率机制的实际利率，而且在欧共体内部被边缘化。为此，英国政府曾于1990年10月8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但很快发现无法主导其政策制定，在法德两国的利益博弈中根本没有发言权。1992年9月发生“黑色星期三”事件，英国政府因无力维持英镑汇率下限而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1995年以后，英镑渐趋稳定，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成本变小。1999年，欧盟发行单一货币欧元，欧元区国家让渡其宏观经济裁量权，英国则选择留在区外，以保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据统计，1996年至2007年间，除2000年、2006年和2007年外，英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英国不加入欧元区的决定也没有危及伦敦金融城的地位，反而使其成为欧元的离岸交易中心。

　　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也使英国在欧洲单一市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必然追求全球化，它使得英国拒绝在更深层次上与欧洲一体化体系对接，极力避免卷入欧盟错综复杂的制度安排。[参考文献：

　　Graham Taylor, Understanding Brexit,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p. 15-43.]根本而言，这种充满矛盾的利益结构为英欧关系制造了终究难以弥合的断层线。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盟不得不强力介入，通过统一财政纪律和压制相关重债国家赤字率等干预手段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这种制度安排造成重债国失去宏观政策主动性和灵活度，对外贸易陷于瘫痪，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英国由此更加坚定其独立之心，随后的“脱欧”之意也由此而生。

　　三、“脱欧”是全球化发展失衡的结果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一种次全球化现象，它充分彰显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悖论。经济全球化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产业的全球分工。英国通过金融化的政策引导，在全球化和欧盟化进程中获得重要地位。其悖论在于，资本、货物、人员的自由流动，并未自动带来均衡的财富转移效应和积极的社会后果，反而造成部分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高度分化，结构性改革和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甚至催生了族群关系撕裂和“身份政治”现象加重，引发各种反全球化的本土主义运动。英国“脱欧”即由这种本土主义运动不断膨胀所致，反映出英国民众不断加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焦虑，以及不列颠民族“偏安自保”传统心态的强势回归。

　　金融资本的利益主导着经济政策，导致英国出现阶层失衡、产业失衡和地区发展失衡，产生普遍的经济焦虑。金融化带来由债务推动的繁荣，不仅推高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程度，而且加速了经济的去工业化。英国经济被低技能、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业以及越来越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就业形式所支配。金融化还进一步造成英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出现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与前工业中心地带之间的“冰火两重天”的经济格局。

　　借助欧盟人口自由流动的条约原则，中东欧移民大量涌入英国，引发英国社会的普遍焦虑。2004年5月，欧盟吸收8个中东欧国家（A8国家）加入欧盟。为了缓和新入盟成员国对旧成员国的移民冲击，欧盟给予旧成员国七年过渡期时间，允许其在该时间内限制A8国家人口就业。时任首相布莱尔认为，英国既然没有加入欧元区，就需要通过大力支持东欧国家加入，来显示英国对一体化进程的支持。因此，布莱尔政府主动放弃对2004年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移民限制，为英国社会后续出现移民问题种下了祸根。据英国政府统计，在2004年之前的30年里，共有830万人作为长期移民来到英国。而在2004年之后的7年里，就有400万人作为长期移民来到英国。其后果是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大量移民填充了众多普通劳动岗位，抑制了工资涨速，改变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生态。

　　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并持续冲击英国社会生活方式，引发普遍的文化焦虑。伦敦等大城市成为资本和人员聚集的枢纽地带。相应地，这些大城市发展出强调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理念，它一方面强调西方启蒙价值的普遍性，追求人类大同思想，另一方面也认可少数族裔文化的差异性，并倡导包容性的文化观念，尊重弱势群体的价值理念。两股文化思潮强力交汇，深度解构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资产阶级文化观念，使其失去往日的自信和文化归属，引发其对于陌生人群和外来文化的深度恐惧。

　　四、欧元危机和移民危机构成“脱欧”的直接诱因

　　英国独特的史地因素和宏观经济结构、全球化产生的发展失衡，构成英国脱欧的重要背景，但真正触发脱欧进程的，是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元危机和移民危机，二者构成脱欧的直接诱因。

　　1．欧元区危机加速一体化进程，英国地位被边缘化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成为英国脱欧的第一个导火索。由于英国央行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更具扩张性，英国在欧元区整体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从而加速了英欧经济的分化。更重要的是，欧元区危机使得欧盟更深层次的融合显得必要，它一方面要求驯服不受监管的英美金融体系，从而危及到伦敦金融城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求改变欧盟财政分立的现状，通过打造完全的经济、金融、财政和政治联盟，走向“联邦欧洲” 。[ Helen Thompson, Inevitability and contingen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exi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7, Vol. 19, pp. 434-449. ]

　　这些进展给英国在欧盟内部的地位问题带来一个战略困境，它到底是卑微地接受现状，准备更深层次地卷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是通过“脱欧”做出强硬回绝？卡梅伦政府一开始的方案是抵制欧元危机带来的一体化的压力，保障英国金融业务不受欧盟过度监管，同时在其他政策领域收回英国主权。但2010年至2015年之间的系列事件，凸显了欧盟通过“更紧密联盟”解决欧元区危机的政治决心，也暴露了英国的弱势。

　　2011年7月，欧洲央行试图限制伦敦作为欧元区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在其政策报告中，欧洲央行指出处理超过5%欧元计价产品的清算所应设在欧元区内。英国向欧洲法院起诉，指出欧洲央行提出的区分欧元区和非欧元区成员国的建议，侵犯了单一欧洲市场的自由原则。2015年3月，欧洲法院做出支持英国的裁决，指出欧洲央行没有权威管理清算所活动。但法院没有对非歧视原则做出判断，未给英国留下未来可兹利用的法律原则。

　　2011年12月，欧盟领导人峰会试图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方式对欧盟机构扩权，从而为欧元区国家救助扫平法律障碍，但该倡议被英国否决。这迫使欧盟国家绕开英国，通过欧元区17个成员国和另外6个欧盟成员国单独签订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就救助问题达成一致。新的协议对成员国财政状况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成员国必须将平衡财政的规定写入本国宪法或相关法规，对那些财政赤字严重超标的成员国还将实施自动制裁措施。

　　2012年3月，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财政稳定条约》（The?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SCG），该条约赋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权力，但并没有事先征得英国政府同意。作为回应，英国政府只能予以默认，并声称英国在利益受到条约规定的欧盟机构行为威胁时，有权诉诸法律行动。2012年6月，欧洲理事会倡议建立银行业联盟。根据该倡议，欧盟将建立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银行清算机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以及存款担保制度（European?deposit insurance）。这项新举措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和非欧元区国家利益将更紧密绑在一起，这是英国政府无法接受的。

　　2．移民危机引发排外浪潮，条约义务弱化英国边界控制权

　　日益集权的欧盟，引发普遍的疑欧情绪，英国人害怕自己国家会被迫卷入并迷失在日益复杂且失去民主监督的欧盟官僚建制中。在2010年赢得大选后，卡梅伦于2011年制定《欧盟法案》，规定任何涉及欧盟条约修改的事项都必须付诸公投，将涉及英欧关系实质变化的决定交还给英国人民。2013年1月卡梅伦在事关英欧未来关系的布隆伯格演讲中，给出了自己对未来英欧关系的规划。他指出在走出欧元危机后，欧盟将变成完全不同的机构。在这样的局面下，英国需要在退出欧盟和发展英欧关系新框架之间做出选择。出于这种考虑，卡梅伦提出要对英欧权力结构进行谈判，结束英国救助欧元区成员国的义务、把英国排除在财政契约之外、收回一些司法和内政权力等，保持英国的相对独立。

　　在该进程中，移民危机发展为引发英国脱欧的另一条导火索。由于欧元区经济普遍不景气，大量移民涌入英国。根据官方统计，2012年英国净移民为17.7万人，2013年上升至20.9万人，2014年飙升至31.8万人。英国本来不是欧元区成员国，但却因为欧盟自由流动的宪法原则，不得不为欧元区危机买单。大量涌入的欧洲移民，引发本土居民强烈的排外情绪，并将保守党选民推向极端化，迫使卡梅伦将移民改革提上日程。

　　在2014年10月的保守党大会上，卡梅伦承诺就自由流动问题同欧盟进行谈判。当时卡梅伦构想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直接减少欧盟移民数量，二是通过削减移民福利，削弱移民流入的物质刺激，来达到间接缩减的目的。[ Tim Shipman, All Out War: The Full Story of How Brexit Sank Britain’s Political Clas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由于第一个方案违反了欧盟自由流动原则，欧盟肯定不会向英国做出让步。卡梅伦曾一度认为他可以以英国退出欧盟为条件，要挟欧盟做出让步，允许英国就移民数量进行“急刹车”，但事态表明，他的设想将被默克尔拒绝。2014年11月，卡梅伦在阐述移民改革立场的演讲中，仅仅提出了“有工作机会”和“没有相关福利”这两个条件，指出欧盟移民来英国之前应该有工作机会，如果没有工作机会，英国的纳税人不会给他们提供救济，他们只有在英国至少工作四年，才能从英国获得福利或社会住房。

　　但事态发展很快就摧毁了卡梅伦的设想。2015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引发大量流亡欧洲的难民，给地中海沿线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带来沉重压力。2015年9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推动下，欧洲理事会违反《都柏林公约》规定，通过一项强制欧盟各成员国按配额接纳难民的计划，来分摊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难民接收压力。德国专断强硬的作风，在英国引发强烈反弹。德国不断壮大的权力，勾起英国人二战抗击德国入侵的记忆，他们宁可回到“光荣孤立”的传统中，也不会屈从为由德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政治附庸。

　　五、脱欧”的动力：夺回主权

　　在应对欧元和移民危机中，欧盟机构获得大量权力，成员国主权不断被侵蚀，这成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契机，但却与英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冲突。由于英国无法撼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决心，它在欧盟核心决策机构中被日益边缘化。这种弱势处境激发出强烈的疑欧情绪，并汇聚成推动“脱欧”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一股势力支持超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将欧盟视为英国资本主义全球野心的监管障碍；一股势力是右翼民族主义，它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解决被全球化所遗忘的 “留守者”的生存问题。对于欧盟控制的不满，使得“夺回控制权”成为凝聚这两股力量的共同咒语。

　　英国在欧盟核心机制不断被边缘化，加剧了精英层面的疑欧情绪，他们开始强调英国较之欧元区的全球开放性，强调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巴西等全球大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的潜力。在“脱欧”运动中，两个群体是主要推手，一是以伦敦金融集团为代表的渴望打造全球自由贸易的理想主义者。欧盟日益强化的金融监管，危及到伦敦金融城的利益，这使得金融从业集团摆脱欧盟约束，通过全球化的金融网络来谋取利润的诉求日益强烈。很多超级富豪和对冲基金则抱着投机的心态，试图从脱欧引发的波动和不确定中谋取巨额利益。对自由贸易者而言，欧盟限制了英国与其他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的能力，他们希望英国在“脱欧”之后，通过减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方式，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集散地，从而打造自由企业的全球乌托邦。

　　推动英国脱欧的另一股力量是右翼民族主义。全球化进程导致的不平衡发展，加大了被遗弃的人群的经济和文化焦虑，2008金融危机导致的收入停滞和紧缩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生存境地，不断涌入的欧洲移民和难民激发出激烈的排外情绪，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他们看来，欧盟成为一个由精英领导的、不民主的、武断的政治组织，其对普通民众的诉求和关切毫不关心，堕落的精英激发民众的反抗诉求，使得这种反抗表现出很强的民粹性质。

　　由于英国政党政治演变，主流政党无法表达这些诉求，[ 李靖堃：《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与重构: 以脱欧为背景》，《欧洲研究》，2019年第4期，26-48页。

　　]推动脱欧的两股势力汇聚在英国独立党之下，形成一个反欧盟的奇怪联盟。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英国独立党跻身为英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成为可能分裂保守党统治、分割保守党选票的强大对手。为了安抚选民，并确保对于保守党的领导地位，卡梅伦不得不在2015年保守党选举宣言中承诺，如果胜选将就欧盟成员国资格举行全民公投。2015年大选获胜后，卡梅伦立刻开始同欧盟谈判，希望赶在公投之前就英欧关系问题达成一份新的协议，通过安抚疑欧势力，避免脱欧公投胜出的局面。在2016年2月的欧盟峰会上，卡梅伦成功迫使欧盟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同意将英国对“日益紧密的联盟”的豁免写入欧盟条约、保证非欧元区成员国不必为欧元区救助提供资金、限制流动自由和移民工作福利。但这种有限的退让并不能让疑欧人士满足，由于卡梅伦没有兑现 “全面改变条约”的承诺，他的协议被视为英国投降欧盟的“叛国协议”。在这个时刻，卡梅伦已经无法驾驭脱欧这股汹涌的政治力量，脱欧公投成为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Graham Taylor, Understanding Brexit,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p. 15-43.

     Helen Thompson, Inevitability and contingen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exi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7, Vol. 19, pp. 434-449.

     Tim Shipman, All Out War: The Full Story of How Brexit Sank Britain’s Political Clas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

     李靖堃：《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与重构: 以脱欧为背景》，《欧洲研究》，2019年第4期，26-48页。

 作者简介：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