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2009年第6期目录

双月刊  第27卷  总第160期  2009年第6期  12月5日出版

□ 国别与地区

1  论英国的金融监管  江时学

16  当代德国人口困境与调控政策的修治导向  陆军

31  德国联邦制的“欧洲化”

    —— 欧洲一体化对德国联邦制的影响  童建挺

47  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传统与变迁  李姿姿  

□ 欧洲一体化研究

59  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  郇庆治

71  欧盟环境政策中的软性治理：法律推动一体化的退潮？   傅聪

84  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述评  余敏友  廖丽

100  欧盟东扩后的欧乌关系：“欧盟邻国政策”的视角   张学昆

□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115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劳动生产率差距分析  张明哲

□ 研究综述

130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 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  章远

□ 学术动态

147  中国欧洲学会2009年年会综述：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与欧洲  宋晓敏

154  征订启事

 

论英国的金融监管

江时学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及其力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回顾了撒切尔政府实施的金融“大爆炸”的成败得失，阐述了英国金融监管向单一监管模式过渡的前因后果，介绍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金融监管的一些新动向，并提出了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认识金融监管的不同制度安排的利弊得失、如何认识“自由银行业”、如何认识金融创新、如何认识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等。

关键词：英国  金融监管

 

当代德国人口困境与调控政策的修治导向[1]

陆军

内容提要：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是困扰当代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人口现象的解释，与资源要素的地理禀赋、产业经济的动态演化、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以及民族种族的历史文化基础等评判因子有关，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德国人口问题的存在性及其消极影响的评估有较大分歧，在相应的对策研究与人口调控措施设计方面也莫衷一是。本文将依据当代德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资料与最新统计数据，从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分析当代德国人口困境的表象及其危害性，再以问题为导向，对未来德国人口调控政策的修治原则、导向与内容进行展望。

关键词：德国  城市化  人口空间分布  调控政策

 

德国联邦制的“欧洲化”

——欧洲一体化对德国联邦制的影响

童建挺

内容提要：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不断深入，其对德国联邦制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在权力不断向欧盟（欧共体）让渡的过程中，联邦和各州必须在联邦制框架内寻找出实现其国内政治平衡的办法。德国联邦制的“欧洲化”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联邦制体系内各州直接和间接参与欧洲一体化决策权力的加强，而后又体现为联邦和州之间日益明确的权限划分。经过2006年联邦制改革，联邦和各州的权限划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以欧盟为参照，德国联邦制已经开始从单一化合作联邦制向竞争联邦制转向，“欧洲化”已经触及联邦制的目标、工具以及治理哲学。

关键词：德国联邦制  欧洲一体化  “欧洲化”

 

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传统与变迁[2]

李姿姿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如何适应从传统政治向新政治的转变，实现自我转型成为西欧左翼政党普遍面临的问题。通过对1981-2002年间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偏好转变的分析，本文认为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从传统政治中的以阶级联盟为基础走向新政治中的以就业联盟为基础。然而在现有社会条件的制约下，这种以就业联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化和更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欧洲左翼政党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法国社会党  社会政策  福利制度改革

 

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

郇庆治

内容提要：欧洲绿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在2006年基本成型的组织架构与理论取向，而它开始于2004年重建之前很久的意识形态与政策调整在一个新的政党名称和迅速改变着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持续。就此而言，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可以视为对欧洲绿党这样一种转型过程的阶段性检验。鉴于复杂性的证据，我们很难说欧洲绿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党，但通过将更加赞成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和更加以欧洲/欧盟为中心的选举战略相结合，欧洲绿党无疑是当今欧洲政治中最为欧洲化的欧洲党。

关键词：欧洲绿党  欧洲党  欧洲议会  选举  欧洲化

 

欧盟环境政策中的软性治理：法律推动一体化的退潮？

傅聪

内容提要：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交叉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治理理论因模糊了权力向外转移的主权国家政府在政策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更适合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本文探讨了欧盟环境治理的实践，在总结欧盟环境治理的特点，并将其与在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的治理模式转变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软性治理方式出现的原因和意义进行了思考；提出软性治理是“法律推动一体化”的一种补充，它构成了欧盟善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代表了欧盟善治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欧盟  环境治理  软性治理  法律  一体化

 

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述评[3]

余敏友  廖丽

内容提要：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是欧盟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实质性飞跃的重要一步。欧盟制订《知识产权执法指令》既是打击假冒和盗版的需要，又是有效执行欧盟知识产权统一立法的需要。该指令的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范围、诉讼主体、证据规则、信息权、临时措施、预防措施、损害赔偿等民事和行政程序及救济。与《TRIPS协定》执法条款相比较，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它的超TRIPS特征，反映了欧盟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对欧盟内部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激起了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有关知识产权执法的全球大辩论。

关键词：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   TRIPS协定  超TRIPS

 

欧盟东扩后的欧乌关系：“欧盟邻国政策”的视角

张学昆

内容提要：2004年欧盟东扩使乌克兰成为欧盟最重要的东部邻国，这对乌克兰和欧盟双方都产生了重大意义。欧盟为应对东扩后与邻国的关系出台了欧盟邻国政策（ENP），这项政策最初就是为缓解乌克兰的入盟请求给欧盟造成的压力而提议的。“橙色革命”之前的乌克兰实行所谓的“多向量”外交政策，试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暧昧的平衡，对ENP持较为冷淡的态度。“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作出了“欧洲选择”，其对ENP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总的来看，欧盟东扩后的欧乌关系较之前有了较大进展，但仍受制于欧盟的内部因素、俄美等外部行为体以及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变化，其中的核心症结是欧俄地缘政治矛盾。

关键词：乌克兰  欧盟  邻国政策  橙色革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劳动生产率差距分析

张明哲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EU-KLEMS数据库，从要素贡献分解和产业部门层次两个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劳动生产率差距进行分析。从要素贡献分解看，欧盟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美国是三大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从产业部门层次看，市场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和金融商业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形成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关键。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服务业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4]

章远

内容提要：宗教因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曾一度被“流放”出国际关系学说的视野，但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结束之后，它重新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宗教复兴与假借宗教之名的暴力循环现象相伴生，典型的例子为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持续出现与宗教有关的政治冲突。西方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行为路径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找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然而在西方宗教与冲突议题的研究流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宗教角色地位的争论，其研究的客观性值得质疑。

关键词：宗教因素  地区冲突  科索沃冲突

 

学术动态

中国欧洲学会2009年年会综述：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与欧洲

宋晓敏

    2009年11月14日，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厦门大学和厦门理工学院协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年会在厦门召开。年会主题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与欧洲”。来自全国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学者与专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她指出，关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与中国更值得关注。目前，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重构，这种金融治理体制上的重建必然带来全球其他治理体制上的变化。它们将如何变化，值得关注，需要研究。具体到中欧各自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欧关系的变化，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和视角来理解。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二是相互认知的变化；三是交流方式的变化。中欧交流的广度、深度，以及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她强调，学术研究必须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才能有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广阔的前景。

    在为期两天的年会中，与会者围绕金融危机下欧洲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及欧洲的对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转变中的中国-欧盟关系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  金融危机下的欧洲政治与社会

    关于金融危机对欧洲政治局势的直接影响，有学者将它概括为三个方面：（1）中右政党势力上升，并成为欧洲政坛的主流执政党。目前欧盟27国中有21国的执政党是中右政党。同时，极右政党和左翼政党的势头也有所上升；（2）中左翼政党与中右翼政党的政策越来越趋同；（3）个别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受“富通门”的影响，比利时首相及其内阁成员集体辞职，成为全球第一个受金融危机牵连而下台的政府；冰岛总理则被迫辞职。有学者提出，上述欧洲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化是近年来一个总的发展趋势。相对于根据传统标准划分的欧洲左右翼政党而言，欧洲几乎所有主流政党都在向中间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化、工业化、社会的多元化等因素导致传统政党的功能发生变化；同时也造成了划分标准的变化。例如绿党，虽然我们一般将其归于左翼，但对其准确归类是件很复杂的事。这种左右翼政党政策的偏中间化趋势与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选民。应该看到，极端政党在欧洲影响一直比较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党的政治主张越极端则越容易分裂，并且此类政党政治动员的可利用资源也很有限。也有学者将欧洲政党政治的发展置于历史长视野中来考察，将它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大众政治时代；二是人民党时代（二战后），三是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卡特尔政党，即政党依托国家，利用国家资源来获得权力；二是媒体党，即选民希望什么，政党就表达什么。

    会上，与会者集中讨论了欧盟层面的政党政治变化。有学者提出，从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来看，欧洲政党的总体力量对比情况是，左翼政党总体势微，社会民主党明显衰退，而右翼取得较大的胜利；同时极右翼势力减弱。也有学者认为，欧盟政党政治不同于国家层面的政党政治，不能沿用相同的标准进行区分，欧盟的政党政治最多是一种半政党政治。因为欧盟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这使人们很难对这一层面的政党进行左右划分。与此同时，欧盟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向官僚政治演化，而是向技术层面演化，即依靠议员的知识背景来解决问题。

    欧盟的民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议题。年会主要从以下两个主题展开讨论：第一，欧盟的“技术民主”是否是一种进步。有学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从更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衡量，欧盟可能代表着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人类未来的一种发展模式，因为它代表的是如何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甚至让人类学会和谐共处，而不再像以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欧盟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里斯本条约》能否改善欧盟“民主赤字”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欧盟是一种“混合民主”模式，尽管《里斯本条约》加强了直接民主的成分，但仍将以成员国传统议会民主为依托，仍需依赖成员国的民主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对欧洲社会发展进程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主要体现为：失业率的上升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危机迫使越来越多的移民走上自愿归国的道路，移民潮开始“退潮”；排斥外来劳工的情绪在欧洲蔓延；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社会团结遭受严重挑战。围绕这个议题，与会者对欧洲移民问题作了重点讨论。有学者认为，欧洲穆斯林的融合已成为突出问题。尤其是在“9·11”之后，一系列事件使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了欧洲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和反恐安全方面。但事实上，穆斯林极端主义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欧洲穆斯林问题牵扯范围之广非单独的移民政策所能覆盖，涉及矛盾之深也非简单的反恐联合行动所能解决。而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穆斯林在融入欧洲社会方面产生了困难：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随着20世纪70年代穆斯林移民从“客居”状态变成了“定居”状态，由于子女教育问题、在移民环境中学习本民族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问题，迫使穆斯林要强化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更加强调自己内部的团结、特性等，从而也使得伊斯兰教发展迅速，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第二大宗教。在欧洲人看来，穆斯林人更尊重伊斯兰教信仰，而拒绝认同客居国的价值观。他们担心穆斯林力量的壮大对本国的认同以及公民对本国忠诚度的破坏。这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认同问题，而不仅是单纯的宗教问题。如何解决种族冲突、移民问题，与会者比较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应对途径，如英国采取的是“强制同化”的办法，法国采取的是推行“平等逻辑”，提出伊斯兰“本土化”策略；德国将移民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并通过学习德语等方式促使移民融入德国社会；而欧盟采取的是在“文化对话”的机制下，促进包括移民在内的社会融合。但从总体上看，与会者一致认为，欧洲很多国家在移民融入政策方面是失败的，种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  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

    对于金融危机给欧洲经济造成的冲击，与会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银行业资产缩水；（2）银行利润率下降，不良贷款比率上升；（3）美元资本短缺压力趋于上升；（4）银行业出现重组和国有化新浪潮；（5）房地产泡沫大面积破裂，建筑业全面滑坡；（6）消费、投资和出口全线下滑，最终使欧洲经济陷入全面衰退。与美国相比，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是否更为严重？会上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此次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没有美国严重。其理由是：（1）从金融体系所遭受到的影响看：虽然欧洲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比美国严重，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救市资金主要用于担保，而不是用于挽救金融机构；（2）从实体经济所遭受到的影响看，可能要大于美国。但是欧洲国家情势有所不同，要分开来看。例如德、法的有关数据在第二季度就变为正增长；（3）从社会生活模式方面的影响看，由于相对的高福利，所以这些国家比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要小。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欧洲很好的体现了共同体层面的应对。欧元对于欧元区的国家起到了一个相对的保护作用；（4）欧洲央行今年3月份对欧元区的总的评价比较乐观，也有很多数据来证实；（5）在金融危机面前，欧洲一体化，特别是货币一体化有利于成员国应对危机，佐证了一体化的进步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比美国严重。其理由是：（1）危机来临之时，适逢一体化进程迟缓，新入盟的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2）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欧洲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比美国要差。美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美元的独特地位和对世界廉价移民劳动力的利用；（3）经济增长数据说明，欧洲经济第三季度增长0.2%，欧元区为0.4%，而美国是1.4%。从导致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购买数量来看，欧洲超过美国；（4）从干预金融危机的力度和反应来看，美国快于欧洲。欧盟新成员国应对能力差。欧盟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缺乏远见，导致欧元发挥发挥的作用有限；（5）欧洲存在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干预经济的协调性差，所以受到的打击大；（6）欧洲的企业平均规模比美国小，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7）欧洲金融体系也有不少的问题。欧元与美元相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更小；（8）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应对金融危机造成拖累。

    归根结底，欧洲受危机重创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金融监管不力；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紧密。对此，与会者均有共识。目前，欧洲的出口尚未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内需有所扩大，但并不稳定。总的来说，金融危机后的欧洲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对于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有学者总结了四点对策：一是实施金融救市计划和改革监管体系；二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团结和社会公正，所有行动必须帮助弱势群体，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来保障就业，用欧洲全球化调整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帮助失业者；三是保障就业，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四是倡导国际合作。

三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的发展

    2009年11月，随着捷克总统签署批准书，《里斯本条约》生效的最后障碍已经排除。“里约”是“马约”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新里程碑。它要解决的是欧盟扩大后的机构与体制问题，但其真正意义在于开始了欧洲一体化重心由经济向政治转移的进程，而这个标志就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构建。《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究竟会有怎样的突破和实质性进展，与会代表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主要从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展开。

     从欧盟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欧盟在共同外交和独立防务上会有重要的建树，从《里斯本条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里斯本条约》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该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70年代的欧洲政治合作最初是作为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一个合作机制发展起来的，因此是欧共体体制外的机制。《里斯本条约》将欧盟的现存条约归并为《欧盟条约》与《欧盟运行条约》，前者是务虚的，具有“宪法”的作用，后者是务实的，维持条约的形态。在所有欧盟共同政策中，唯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被写入了《欧盟条约》，显示了它的独特性。这说明有些成员国仍然不愿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其他共同政策等同起来，或者说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法性仍有保留。因此，《里斯本条约》绕开了合法性的问题而主要在提高其有效性上着眼。在此方面引入的新举措包括：（1）给予欧盟法人地位；（2）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最高代表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3）设置欧盟主席；（4）启动“强化合作”机制。二是引入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欧洲联盟条约》有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章中写入有关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一节，这是《里斯本条约》的新特色。尽管经过“阿约”与“尼约”的修订，“马约”已提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并构建一项共同防务政策，但《里斯本条约》将之细化并体制化了。因此说，尽管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将很难改变倚重和依赖北约即美国的局面，但终究在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或者说在构建独立防务能力上又走出了一步。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在这一领域，欧盟存在目标和能力上的差距。虽然目前欧盟在对外行动上受很大限制，但从《里斯本条约》的结构和措辞上看，欧盟在这一目标上雄心勃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在欧盟和世界范围内强化欧盟在对外关系上的身份。欧盟在对外行动上希望有所作为，但与它的能力存在矛盾：表现之一，《里斯本条约》没有将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纳入到《欧盟运行条约》。这个领域实行的是特殊程序，也不能通过立法性文件。这说明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欧盟对外行动能力的发展受成员国主权的限制。表现之二，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意图和机构设置之间存在矛盾。“里约”设置了欧盟理事会主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等，他们在哪个领域代表欧盟，条约中没有明确说明，职能的重叠交叉会影响欧盟在实际行动中用一个声音说话。但总体上看，《里斯本条约》在推动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方面有重要的发展，主要体现为：（1）除共同外交和安全外，《欧盟运行条约》已将对外关系的其他权能放在同一标题之下，如对外贸易、对外发展合作、人道主义援助等等。这意味着欧盟在对外关系上加强了协调和延续性；（2）共同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同时也是对外贸易的代表，意味着欧盟在经济和政治上加强对外一体的代表性；（3）设立对外行动局，其成员既有欧盟的，也有成员国的代表，协助对外代表，协调欧盟对外关系的政策、成员国之间在对外关系上的立场，这将大大加强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4）条约赋予欧盟法人地位，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从事各种行为的资格，这表明欧盟希望加强其在对外关系领域内的作用，但它能进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国际环境及欧盟与成员国的协调等因素。

    从成员国层面分析，有些学者对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有学者以今年3月法国宣布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为例，认为法国在军事上向美国靠拢，标志着欧盟“联邦化”道路的终结，统一欧洲的前景，至少在军事防务这一块彻底破灭。欧盟最终可能会沦为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区。有些学者则对此抱有乐观态度。有学者认为，法国回归北约，应该从法美关系、欧美关系和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三个层面分析。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发展本身离不开北约，法国重返北约有利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也有利于巩固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有学者对欧盟共同外交和防务一体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们认为，法国回归北约并不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受到削弱。相反，通过金融危机后的协调应对，欧洲一体化得到了加强。这种加强也会增强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的声音，提升其世界地位，最后也会推动军事一体化上的进展。

     在欧盟对外关系上，与会者认为有两个领域值得关注，一个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另一个是气候变化政策。有学者将它概括为欧盟的两个战略制高点，这是欧盟有意愿，也有能力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的领域。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协调和应对，欧盟加强了凝聚力。而在爱尔兰批准《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的制度化协调进一步加强，也会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因此，欧盟有信心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而气候变化政策是最能体现欧盟理念和发挥自己作为规范性力量的作用的领域。有学者对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认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欧盟气候政策与能源政策紧密结合，其目的是实现气候和能源的一体化战略，最终提高欧盟的全球竞争力；（2）通过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促使成员国能源结构趋同；（3）在气候变化政策领域，欧盟发挥了软权力的影响；(4)欧洲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欧盟希望在这两个领域提高国际影响力，但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望。

    有关欧盟国际影响力的评价，离不开欧盟在全球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定位。对此，会上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欧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种认为欧盟是地区性力量。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欧盟是何种力量，无法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判定。欧盟是一种软力量，它的特殊性在于在“硬”实力的领域，它的表现是“软”的；在“软”实力领域，它的表现是“硬”的。而且欧盟常常使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非传统的政治领域发挥全球性作用。此外，还应看到，欧盟的对外政策常常有促进内部协调的考虑，对于内部利益的追求也成为欧盟发展对外行动能力的强大的动力。

四  转变中的中欧关系

    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与欧盟关系正处于调整中。1995-2005年，中欧关系经历了高速发展期。而从2006年开始，中欧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双方都在进行反思。但中欧双方对调整的思路还不明确。就欧盟而言，欧洲学术界、智库对欧盟对华政策的讨论也很多，争论也很大，比较典型的是今年年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欧中关系实力评估》报告，提出对中国放弃“无条件接触”，推行“互利接触”，在欧洲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论。在中国，关于对欧盟的政策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欧盟对中国已经不再重要，有人则认为欧盟对中国仍然很重要。会上，代表们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是关于中欧关系的界定。中欧是否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人认为所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名不副实，其实从来不存在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此称呼和定位会误导双方对对方抱有过高的期望。在索拉纳的报告中，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属于第三层次的关系。对欧盟而言，第一层次是欧美关系；第二层次是欧盟各国的关系；第三层次才是欧洲对日本、加拿大、印度和中国等战略伙伴关系。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名至实归，这样的定位是相对于美国、俄罗斯等国而言，现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定义。也有学者认为，名称并不重要，关键看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

    因此，有学者提出，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必须在战略层面上解决三大问题：（1）如何界定中欧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欧之间是战略伙伴，还是合作伙伴？中欧之间是否存在全面的伙伴关系。既然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讲了6年，谁也不会往后退，但彼此应该明白，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关系；（2）如何看待中国与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中国与欧盟是否已是全球性力量；（3）就双边关系而言，如何面对第三方的挑战。也即是说双方在对方的外交议事日程中居于何种地位。

    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欧双方应降低对对方的期待值，以“常态”方式处理中欧关系的矛盾和摩擦。如贸易摩擦、人权问题都是中欧作为国际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的正常的矛盾和问题。

    通过这次年会，与会者对当前人们最为关切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欧洲政治、经济和外交做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也对后危机时代的欧洲走向进行了初步探讨。和以往历届年会相比，此次大会呈现了与会人员多、提交的论文多且质量高、与会的新人多三大特点。这表明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结项后，中国的欧洲研究已进入快车道。全国20多个欧洲研究中心继续发挥组织和推动中国欧洲研究的核心作用，中国欧洲学会和各个分会的活动比以往更为积极。

    本次年会期间，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会举行了工作会议；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欧洲学会章程》的修改。会员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学会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