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2月10日

　　江时学：最近几个月，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极为引人注目。11月21日，第16次中欧峰会在京举行，会议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11月25日，李克强总理离开北京，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11月26日，首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在京举行；12月初，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理艾罗将访华。这一切似乎表明，中欧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相比之下，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额是中欧发表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在你们看来，这一规划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什么？能否请你们每人说出一点或两点？ 

　　崔洪建（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任）：我认为有2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首个10年规划，应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十二五规划”与“欧盟2020战略”协调的逻辑延伸，且为加强执行效率提出“年度评估”，应是向欧盟习惯做法靠拢。第二，从内容上看，既是过往10年中欧重要文件精神的集成，又渗入一些新内容，是《里斯本条约》式的平衡与妥协产物。

　　孟虹（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学者孟虹）：中欧领导人峰会开启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多年的定期会晤和多方面卓有成果的合作，现就未来七年独树一帜地制定出《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体现了双方对于未来合作充满信心、决心和能力。此项规划的最引人注目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重点与深度与以往有较大的区别，其中横向包括“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四大领域，在命名方面则有所创新，以“和平与安全”取代原来的政治关系、“繁荣”取代经贸，同时独辟蹊径地列出“可持续发展”新领域。从纵向来看，在致力于“繁荣”的传统经贸领域，合作具体分贸易与投资、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及交通和基础设施四大块；就未来“可持续发展”，则将相关倡议细划为科技创新、空间与航天、能源、城镇化等十大方面，让人一目了然地明晰未来双方合作的重点、共同目标及其对中欧及全球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是在具体落实方面，本次规划明确提出“1+3”模式，则以双方“年度领导人会晤”为战略引领，以“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三大支柱为依托，以促进规划的具体落实与开花。

　　金玲（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与历次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相比，2020战略规划更加务实，对于双方合作的重点有更加清晰的规划。以和平与安全为例，第15次峰会公报只是强调了双方应加强合作与对话，鼓励双方特别代表与特使定期接触，加强培训合作等，没有具体明确如何加强合作，合作的主要领域等问题。相比之下，战略规划的规定更加明晰。例如规划就明确了双方在非洲、中亚、拉美以及各自周边事务上的磋商，在多边场合合作中提出重大会议前的协调等。务实、具体，突出重点的特点贯穿在整个战略规划中。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也认为引人注目之处有两大点：一是将和平与安全作为中欧合作的新期许，至于首要位置，改变了中欧没有地缘政治交集、关系不够战略的印象。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周边地区磋商，明显凸显欧盟超越北约阴影，试图突出安全角色，这为中国介入欧洲周边安全事务提供空间，当然前提是欢迎欧盟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及我周边事务。二是双方强调规则制订方面的合作，从投资规则到互联网、气候变化、环境、金融及新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等，给我的印象是欧盟在中美间两面下注，没有因为TTIP而放弃同中国共商国际新规则。中国可抓住欧盟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积极介入意愿和丰富经验，实现中欧关系的再平衡，即从贸易向贸易-投资并行发展，从经济向经济-安全并行发展的方向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江时学：赵永升博士是我所的访问学者，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兼副会长。他长期在欧洲工作和生活。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赵永升：《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我认为是在中国和欧洲，即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在欧盟也作为一个经济体加以世界排名的情况下）之间，对中欧双方的战略发展加以中期规划。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该《规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意义的表现具体有两点，即在“层面”与“期限”上。一方面，是在“层面”上，即不再只是之前的具体某个领域的合作计划，而是在中欧双方数十年的密切合作之后，从微观层面走向宏观层面，对双方的合作加以提纲要领地总体部署。另一方面，是在“期限”上，即摆脱以往双方之间实际存有的“见风使舵”的临时态度，以及抱着的“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侥幸心理；从今年到2020年，足足有八年之久，相当于美国两任总统的任期期限，可见中欧高层之间在中欧战略合作上的“深谋远虑”，而不再拘于以往双方的“朝夕而处”。

　　江时学：该规划为什么把“和平与发展”置于首位？中欧关系的主体似乎应该是经贸关系。请各位说说你们的分析。 

　　崔洪建：这基本遵循了中欧以往政策性文件的表述方式，即尽管中欧合作的主体内容是经贸关系，但合作是在中欧两个政治体而非经济体之间进行，因此政治优先。这与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主题及欧方对外关系通常表述顺序一致。

　　孟虹：此次规划尤其大写“和平与发展”，旨在推动中欧在全球多极化发展中能更加团结一致地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在过去愈60多年中，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无疑是全球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其中欧盟的作用功不可没。它经过八次扩展后从最初由六国组成、旨在制约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已发展成为由28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政治与经济联盟。日前欧盟宣布将开启与巴尔干地区及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说明了欧债危机阴霾虽未散去，但依然有不少“围城”外欧洲国家对于欧盟积极向往，且普遍愿意接受欧盟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入盟标准。目前，世界各地争端与冲突依然不断。跨国合作如若不以和平主义为导向，而是围绕利益而展开，必将导致冲突的频发与升级。因此，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和欧洲最重要区域组织的欧盟，现在将发展与和平密切相联，意义尤为重大。有鉴于目前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借故挑起事端，中欧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将有利于中国吸取欧洲经验，多途径地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良策，从而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金玲：和平与安全作为战略规划四大支柱之一，并被列为首位，我的理解是对中欧关系变化的国际环境的一种回应，也是双方加强伙伴关系战略性的一种政治承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10年以来，经贸关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各方都质疑中欧关系的战略性意义。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欧双边关系的全球意义显著上升，双方在全球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紧迫性加强，中欧各自都在面临新的周边安全挑战，外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成为各自发展与转型重要的前提条件，双方都质疑其战略性。新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挑战，中欧关系显然不能仅局限于做生意，生意上的伙伴如果缺乏战略共识与合作，会缺乏信任的根基，因此，中欧关系的提升，必然要求加强双方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战略性合作。

　　王义桅：将和平与发展置于首位，从欧盟方面讲有三大原因：一是和平与安全是贸易、投资的基础，尤其是亚太地区，欧积极建立FTA，东海、南海安全与稳定，事关贸易通道安全；二是北约身陷阿富汗，转型困难，欧盟跃跃欲试，积极发挥安全作用；三是美国重返亚太，鼓励欧盟积极介入亚太安全事务。从中国方面讲，全球治理观日益深入人心，欧盟在全球治理，包括安全治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可兹合作、大有可为的伙伴。从现实外交考虑，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终点都应该是欧洲。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应树立大安全观，与欧洲携手应对安全危机。

　　赵永升：其实从该规划在倡议领域的文字排序上，也可见一斑中欧双方对诸多问题优先级的界定：从“和平与安全”到“繁荣”，再到“可持续发展”，最后到“人文交流”。诚然，中欧关系的主题似乎应该是经贸关系，而该规划将“和平与发展”置于首位，应该有中欧双方更深的思考所在。

　　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和平成了世界总体的趋势。在长达近70年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战争，可喜可贺，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反战努力的成果。然而，尽管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局部战争却是连绵不断，尤其是由美国挑起的一系列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由于是西方的“老大哥”美国挑头，或是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或是在美国的“软磨硬泡”下，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最终都直接介入了这两场相当规模的战争。

　　这两场战争不但给战争发生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让欧洲人重新审视他们的国家参与这两场战争的意义所在。近年来，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最终纷纷选择退出战争，也是欧洲人“反思”在其国家对外政策上的一种直接反映。

　　如今，中国正在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在崛起，实际上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这种挑战不但来自以中国为领头羊的新兴国家，同时也来自以法德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老牌国家。基于建立未来“多极世界”的同样愿景，中国与欧洲只有多加联手，才能抑制美国的继续独霸世界之心，才能遏制美国继续挑起世界局部战争的蠢蠢之念。

　　因此，不难看出，在这个层面上讲，该规划将“和平与发展”置于首位，显然是暗指美国潜在对未来中欧关系进一步加强的威胁，同时也反映出中欧双方对建立“多极”世界新秩序的渴望之心。

　　江时学：该规划以“主要倡议”的方式确定了合作领域。这一做法的可贵之处何在？有何新意？ 

　　崔洪建：一方面体现了双方”不设置前提“的合作灵活性和规划的指导性，但也表现出较弱的约束性。

　　孟虹：中欧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现在更上一层楼。但随着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有鉴于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多及中国幅员辽阔、省市自治区众多，在大力促进政府的引领性作用和通过提出各大合作领域的“主要倡议”的同时，留有足够空间来让欧盟各成员国和中国政府、省市及民间的参与，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意性，才能让这个规模庞大的规划最后事半功倍、硕果累累。

　　金玲：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务实、具体、重点突出，便于实施和评估。

　　赵永升：该规划以“主要倡议”的方式确定了合作领域，我认为这一做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彰其心，却未膨其志”，起到了“低调起步”的功效。

　　由于是中欧双方历史上第一次发布这样高层面的战略规划，以“主要倡议”形式，在很好地表达双方已经达成的框架意向的同时，能充分体现出对对方的高度尊重。中国和欧洲都是两个古老的大陆，各自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只有在双方相互高度尊重的基础上，中欧的深度合作才能开花结果。

　　除了尊重，“主要倡议”的方式，实际上也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现学现用。中欧之间第一次有这样高层面、这样长期限的战略规划，因而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是中欧双方共同探索着来。

　　江时学：在这一规划中，哪些合作领域是前所未有的？据说中欧之间的合作领域已超过80个。如果加上这个规划中确定的新合作领域，是不是中欧之间的合作领域能超过一百个？真可谓无所不包。这确实符合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全面”。 

　　崔洪建：政治和安全领域首次提出在国际治理体系和规则建立方面的合作；”加强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的磋商”。这意味着双方针对第三方合作将加强；某种程度上接纳欧方对亚洲事务的参与等。此外，北极事务应是对中方关切的回应。经贸领域：“重申年度经贸高层对话作为规划和指引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和对重要的贸易、投资和经济问题进行战略决策的主要平台的作用。”应是对欧方关切回应。投资协定谈判将投资保护与市场准入并列，是双方相互妥协产物。将BIT与FTA挂钩则应是中方关切。“充分利用现有双边机制加强沟通，优先采取对话和磋商，必要时通过谈判，处理重大双边贸易摩擦，以找到互利的解决办法。”应是对光伏争端教训的表述。此外，工业对话磋商、创新对话等均是新举措和合作平台。

　　总之，合作领域增多这一方面说明了中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但也说明中欧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巨大。

　　孟虹：据我看来，第三大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和“社会进步”，构成此次规划的全新合作重点。这两个子领域均涉及民生问题。随着我们“新四化”发展的需要，借鉴学习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于保障目前中国转型时期的稳定与发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尤为迫切和需要。

　　金玲：我认为该规划的合作领域并没有所谓的前所未有的领域，是建立在既有合作领域上的具体、务实的规划。对比以往的公报，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曾经提及，因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10年，双方的合作的框架已经全面形成，几乎囊括了双边关系的所有领域。战略规划是针对新形势，对双方合作重点的进一步明晰。例如在经贸合作部分，双方突出了投资协定谈判、金融合作以及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分歧和摩擦的路径，都是针对中欧经贸关系新形势的回应。

　　王义桅：中欧合作领域，基于现实需要，面向未来发展，这也是双方塑造全球身份的需要，即通过“全球欧洲”（global Europe）与“全球中国”（ global China）的合作，塑造新的欧洲与中国，也打造新的全球中欧伙伴关系。以投资领域为例子，国家开发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将来在中欧关系中将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是中欧关系新的行为主体，双方都应加强了解。海上合作合作，海洋的开发、北极的和平利用等新领域，丰富了中欧关系。

　　赵永升：在这一规划中，不少的合作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有的是之前已经开始有些合作，但并未完全开展；有的是之前就没有，从该规划起才开始合作。

　　例如，在“繁荣”大项下“贸易与投资”项中：“14. 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发挥近期达成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作为流动性支持工具的作用，保障欧元区银行人民币的持续供应，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中欧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稳定。”

　　中欧之间的货币互换（SWAP），其实已经开始多年了，但对此加以明确条款规定的，还是第一次；尤其是“保障欧元区银行人民币的持续供应”，也是对中国的银行在欧洲已经开展人民币业务之后，进一步对欧元区银行人民币供应的一个明文规定。该条款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中欧之间金融合作的一大使命，其实是对2008年起迄今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深刻总结，并寄希望中欧双方能够联手稳定国际金融。

　　又如，在“可持续发展”大项下“科技创新”项中：“2. 建立中欧产业集群合作倡议，加强在可持续增长和城镇化等战略领域的协作。”欧洲是一个工业化最早的大陆，在产业集群领域，遥遥领先世界。尽管之前中国就已经借鉴欧洲的经验，但在该领域如此高层面的合作倡议，尚属首次。也说明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步伐，从零散的产业区，到初具规模的产业带，再到现在的大规模产业集群。

　　在同样的“可持续发展”大项下“城镇化”项，对中欧之间的城镇化合作就规定了四大领域，可见双方对此的极大重视程度。在笔者看来，城镇化领域合作首次成为中欧合作的“新发动机”，可谓水到渠成，由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也飞速推进，其中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而欧盟约75%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在城市发展方面经验丰富。因而，中欧双方在城镇化的合作领域极具优势互补。

　　至于中欧之间的合作领域，大大小小，划分方法也多种多样。如果从数量上划分，迄今超过80个，只会多不会少；如果加上这个规划中确定新的合作领域，中欧之间的合作领域能超过100个，也只会多不会少。

　　当然，合作数量只是一个方面，中欧双方合作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合作质量上。

　　江时学：英语中的一句俗话说：“魔鬼在细微之处”（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你们从中看到了哪些细微之处？ 

　　崔洪建：我注意到以下几个地方。一是提出”年度评估“以加强其可行性，适应欧盟对外关系方式；二是双方尽量寻求利益平衡，且战略性有所提升，如针对第三方合作、各自周边事务以及北极事务等；三是“扩大在亚欧供应链物流网络兼容、海上运输市场和航线、铁路服务、物流、交通安全、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应是中德有关“欧亚区域一体化”设想的含蓄表达，服务于中国外交新的方略。此外在社会合作等方面体现了中方未来改革借重欧方的设想等。

　　孟虹：此次规划由中欧双方高层积极推进，具体涉及四大领域、近百个非常具体的不同重点，时间跨度长达七年。明年欧盟将举行议会大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将更换以及欧盟机构将面临一系列改革。为此如何保证此规划的稳定有效性和具体落实，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既包括对于规划各细节重点政策的诠释，也涉及具体执行时项目与人员的规划、资金的分配与管理、工作的监督与调控及评估等。由于中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目前双方政经体制及社会发展所处历程的不同，如何在现有“1+3”模式及众多其他对话机制基础上更好及时地制定详尽计划，聚合各方力量，并解决跨文化语言和专业沟通问题，无疑也将直接影响本规划的最终成效。

　　金玲：细微之处几乎可见于规划的所有支柱之下。以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例，所包含的19条项目下，除了第1条，第4条是原则性规定之外，其他基本都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合作。

　　王义桅：细节确实值得关注，可能成为未来的亮点。比如，交通与基础设施领域，扩大在亚欧供应链物流网络兼容、海上运输市场和航线等方面的合作，大有把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连成一片的态势。中欧合作因此赋予亚欧大陆一体化和再全球化的新战略。

　　赵永升：我从该规划的细微之处所看到的，是中欧双方在字里行间的“谨小慎微”，这应该也是中国人一贯“低调”从事的风格体现。

　　江时学：为什么是低调？ 

　　赵永升：尽管中国和欧洲都是独立的政治体和经济体，中欧之间如何合作，别的国家自然无权指手画脚，但此次如果过于刺激美国，对中欧双方都将是得不偿失。在笔者看来，该规划措辞的“稳妥”与“谦卑”，足以让美国人感到“心里踏实”和没那么“醋意”大发，也就会少不少美国人的麻烦。

　　因而可以说，该规划是中欧双方在此次进行中期战略规划时，对姑且还是世界“霸主”的美国人的一次恰如其分的巧妙“把脉”。

　　江时学：假设现在是2020年，我们如何总结或评估实施这一规划的成效？ 

　　孟虹：2020年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弹指一挥间便可过去。从新规划积极促进中欧经贸投资的大手笔来看，双方贸易将在未来几年以每年近9％的高增长率快速发展，并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不仅有将利于帮助欧盟国家摆脱欧债危机，也将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向欧洲和扎根欧洲，将诸如高铁等“中国制造”新技术在欧洲遍地开花。同时，密切的经贸合作和良好的经济发展也将赋予中国与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享有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中欧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将大大促进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借助欧洲经验，扬长避短。再次，此项新规划突出强调中欧“第三支柱”的人文交流作用，通过提升文化政策对话水平及充分发挥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统领作用，也将最终有利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在欧洲及世界的传播、中欧“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及其在全球和谐发展中产生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金玲：这份规划是中欧关系升级版的体现，是双方在众多合作领域深化合作的开始，双方仅仅具备了深化合作的基础，因此用当前的现状评价未来的规划，结果自然不佳。例如，当前中欧关系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内的合作还非常有限，仅限于在联合国框架下维和项目，打击索马里海盗等问题上的有限合作，对于规划中的诸多领域的合作仍显著不做。贸易和投资领域，当前仍主要是贸易单轮驱动，金融合作也刚起步。

　　王义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是中国的2020战略在制度比较优势方面的表述。欧盟也通过了“欧洲2020战略”。因此，战略规划是两者的交集。到2020年时，回顾此规划，可能会很欣慰当年双方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吧。

　　赵永升： 无疑，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战略规划，具有里程碑的作用。1）该规划涉及的是地球上两大力量集团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集团的“领头羊”。2）该规划改变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国际格局，从此，世界几大经济体之间的力量，进行了重新分配与权衡。3）“多极世界”的最终形成，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长治久安，该规划功不可没，可以说起到了“一锤定音”之功效，由于中欧的战略合作有效地制约了美国的政治霸权与经济霸权。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

　　（联系 崔洪建：hongjian_cui@hotmail.com）

　　（联系 孟虹：menghong@ruc.edu.cn）

　　（联系 金玲：jinling@ciis.org.cn）

　　（联系 王义桅：yiweiwang@tongji.edu.cn）

　　（联系 赵永升：jacques_zhaoyongshe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