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时间：2013年5月13日
江时学：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南京大学，与各位深入讨论一下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南京大学的英国研究（尤其是英国历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你们从史学角度入手，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学术风格。因此，我期待着各位提出你们的真知灼见。
有人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洲一体化的每一个成就都是被危机“逼”出来的。你们是否同意这一判断？
陈晓律：在某些阶段是，但在某些阶段不是。不能一概而论。
洪邮生：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每一个节点都有着自己的动力，推动一体化向前发展。这种动力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安全方面的。从一体化的起源来看，法国面临着冷战形成、美国想要扶植德国的强大压力，或者说是一场“外交危机”，它主动提出“舒曼计划”，以煤钢联营的一体化方式，化解了危机；之后欧洲一体化的重大进展，背后都不无安全政治因素的影子，冷战后尤其如此。经货联盟的发展除了内部一体化功能“外溢效应”的作用外，也是与强大的外部压力相联系的，如70年代初布雷顿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瓦解、国际货币体系的紊乱推动欧洲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80年代美、日的经济竞争推动欧洲大市场的形成；冷战后全球化、尤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促进欧洲进一步一体化。因此内外“危机”或强大压力确实具有推动欧洲一体化不断推进的作用。
刘金源：基本同意这一论断。根据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欧洲一体化的起源是冷战形势下的产物，为了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冷战结束后欧盟的东扩，也是新形势下欧洲应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所做出的一种回应。没有危机或挑战，就没有前行的动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应对危机的结果。
王涛：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危机”，我们要区分“危机”是整个欧洲的危机，还是少数几个国家的危机。从历史的角度看，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往往是少数几个国家，从最初煤钢共同体的法国，到现在不遗余力维持欧元的德国。可见，我们很难简单地说危机“逼”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是应该厘清欧洲不同国家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要分析谁能够从欧洲一体化中获益，这样的国家才会真心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发展。而因为有了利益驱动，“危机”所蕴含的辩证关系就会体现出来，在“危”中隐藏着机遇。所以，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法，或许是各个欧洲国家都会掂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思考一体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权衡利弊之后才会做出选择。
闵凡祥：从历史的宏观层面来看，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确实一直与危机相伴。它为解决危机而启动，又要不断地去解决新的危机，随着危机的解决而不断深化。之所以这么认为，原因主要有：
1）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欧洲大陆即陷入一种国际无秩序的危机之中。这种国际间的无秩序给欧洲带来无尽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多次王位继承战争、普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的烈度和破坏性一次比一次大，几乎要将欧洲文明带向毁灭。如何约束、消弭战争，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格劳秀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提出了“国际法”，圣•皮埃尔神甫、康德、白里安等则提出了各种欧洲联合的设想。所以说，欧洲一体化在某种程度首先是对自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所带来的战争危机与欧洲文明存在危机的一种反应。战后，为约束德国，防止其东山再起启动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即意在消除在欧洲再次爆发大战的潜在可能。
2）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以及苏东阵营的强大而带来的无形压力，使得西欧担心有被社会主义阵营吞没的危险。唯有团结与联合，在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才能免遭失败的命运。
3）战后欧洲世界霸权的旁落和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也是使得欧洲不得不试图通过联合，在国际竞争与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声音，“用一个声音讲话”，来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博弈力量。
4）在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体化也在制造各种危机——空椅子危机、宪法危机、债务危机等等。每一次危机都对欧洲一体化的前途提出了根本性挑战。面对危机，欧洲要么深化联合，解决危机；要么解体，重新回到战前状态，随时面对再次陷入大规模战争和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后者，不是大家想要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通过各种努力，各方协商，达成妥协，找到进一步联合的方式，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或慢或快地向前发展。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危机成为了战后欧洲联合不断深化的“动力”源。
江时学：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一体化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这是否与默克尔等人主张的More Europe, not less这一立场有关？德国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
陈晓律：德国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这次倒真是危机逼出来的。只能共渡难关，否则就只能解体了。当然，所有成员都必须做点贡献，德国做得多一些，其他一些国家相对少一些。在欧盟的原则中，不可能所有的成员都不做贡献，但也不可能让所有成员平等地作出贡献，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理解德国的贡献。
洪邮生：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举足轻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国统一、冷战结束后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它的经济体量在欧洲的领先地位、它与法国的轴心作用，而且因为它的强大意愿。二战后德国成为“驯服了的大国”，它的政治经济发展离不开欧洲一体化的平台，可以说融入和推进一体化最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对德国来说，不是是否要推进一体化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一体化中当“领头羊”的问题，即在初期阶段德国愿意做出较大的牺牲促进一体化，而现在要更多地考虑“代价”问题。但无论如何，促进一体化是德国的国策，舍此别人不放心，它的发展也会遇到重重困难。
刘金源：在21世纪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时代，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金融市场过度开放的结果。德国在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方面非常积极，也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主要因为，德国不希望希腊债务危机影响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通过“快刀暂乱麻”方式尽快化解危机，重新树立各国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信心。
王涛：欧债危机也是相对而言。希腊、葡萄牙等这些原本经济就相对落后的欧盟国家，在整个欧元区中一定会成为麻烦制造者。德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所以对于欧洲统一市场十分重视，这也是默克尔之所以提出more Europe, not less的原因。实际上，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从利益驱动的角度看待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能够从中获益，所以它异常积极，而且由于其多年来稳健的经济增长，让它有实力主导整个欧盟发展进程。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欧债危机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德国是否还有这个实力继续补贴深陷危机的盟友，特别是国内的选民是否还有这个耐心，则是很难预测的问题。
闵凡祥：欧债危机的爆发，似乎给欧盟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即在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实现了货币政策统一、建立起货币联盟之后，有望通过对此次危机的解决实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统一，建立起财政联盟。
面对危机，欧盟不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这有可能给欧元区国家、给欧盟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调整之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构成了“欧盟号”列车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它们之间发生了有机的紧密联系，不管哪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欧盟号”列车停运或发生脱轨等灾难性事故。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和最大的受惠国之一的德国，最不愿看到战后欧洲的联合事业因此次危机而中止或出现倒退，而力主欧盟各成员国在危机面前加大联合，深化合作，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在此次危机的解决中，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稳健运行的实体经济所带来的雄厚财政实力，逐渐掌握了危机解决的主导权，将德国意志“欧洲化”，合法地变成了欧盟意志。这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带上明显的德国印记。也正因如此，有人担心历史上德国凭借武力与战争不能实现的控制欧洲的目标，在今天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和平地将之变成了现实，将欧洲变成了“德国的欧洲”。
江时学：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英国的态度导致了所谓“双速欧洲”。“双速欧洲”是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是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快，从而导致“双速欧洲”？
洪邮生：“双速欧洲”从水平角度来看，是欧共体/欧盟不断扩大的结果，从垂直角度看与一体化深化直接相关，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偏好和文化传统出现差异，这与一体化进程加快有联系，但不是说稳健的一体化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只能说问题可能不会那么突出。欧盟是一个统一和差异、同一和多元并存的建构，统一的程度决定于成员国的利益权衡、认知意愿和接受程度，而“双速/多速欧洲”是一种解决办法，是自然的现象，体现了它的“弹性一体化”的特征。问题在于，选择“退出”——暂不参加某些机制的国家是否会最终跟进？这不仅取决于它们在具体问题上利益权衡的结果，而且与其对欧洲一体化性质的认识有关。
刘金源：“双速欧洲”的出现，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而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现象。“双速欧洲”的出现，是西欧共同体不断扩容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越多，在重大问题上获取一致的阻力就越大。目前，德国与法国所倡导建立的“融合更为密切的核心欧元区”，就遭到英国、荷兰以及东欧各国的反对。要想在这个问题上获取一致，困难较大，前景也较为暗淡。
闵凡祥：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个人认为，英国对战后欧洲联合一贯的三心二意并不是导致所谓“双速欧洲”的根本性原因。实际上，随着战后欧洲联合的不断扩大，由最初6国扩大为后来的9国、再到12国、15国、25国、直至今天的27国，欧洲一体化列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具多样性。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目的不尽相同，日益复杂化，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和发展上的不平衡性也越来越明显。成员国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和成员国之间发展上的明显不平衡性，决定了战后欧洲联合不再可能继续按照最初的模式“同速”前进。如若强行要求一致，则有可能“欲速则不达”，导致一体化进程的中断甚至终止。因此，“双速欧洲”甚或“多速欧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战后的欧洲联合出现了分裂，或会给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在我个人看来，它或许更是欧洲文明精髓的体现，更符合欧洲人的思维习惯和解决问题的行事风格，有助于巩固战后欧洲联合事业的成果，维持欧盟范围欧洲的相对团结，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平稳向前发展。
江时学：从丘吉尔到撒切尔，从撒切尔到卡梅伦，英国为什么始终对欧洲一体化持疑虑的立场？
陈晓律：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继续问题。英国始终认为任何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会危害人类的自由，所以对欧洲大陆的强权总有一种戒备心理。尤其是当英国人的一般生活都要被一个隔着海峡的巨大国家群体所支配，它们就十分恐惧。现在的舆论总是把英国人的这种行为当作英国还在做帝国梦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沾边的。最初英国的首脑人物或许还有一点，但现在再这样看，显然就十分荒唐了。
洪邮生：英国的疑欧既有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成因，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英国人总是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特殊在哪里？首先，英国人一直强调自己与美国和英联邦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大国/帝国心态、藐视欧洲大陆的心态；其次，特殊的经济结构，19世纪以来英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独领风骚，至今仍然珍视英镑的作用和影响，乃至于把英镑看做国家地位的象征，对其他体现国家核心主权的权力（如边界控制）也十分敏感；再次，地理过境和比较保守的文化哲学传统，实用主义思维，即只有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实践真正取得成功，英国人才感到参与的压力和必要，否则宁愿坐观其变。因此，作为后来加入一体化、已失先机的英国人，由于以上因素，有更多的疑欧甚或反欧的情绪就是自然的了。
刘金源：从近代历史上看，英国对于欧洲大陆一直采取均势政策，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也从不甘心只作为欧洲大国中的一员。英国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疑虑立场，缘于英国民族性中的帝国意识及霸主意识。今天英国虽然衰落了，但强国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今天的欧洲一体化主要是德国、法国来推动的，德法两国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虽然属于欧盟成员国，但英国显然不甘心位列德法之后。在目前无法取代德法主导地位的形势下，英国转而对于欧洲一体化采取观望或疑虑立场，这是衰落后的世界霸主所持的一种复杂心态所致。
王涛：英国对欧盟若即若离的关系，是它传统大陆政策的延续。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熟悉，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英国而言，并不是好事情，不仅会削弱英国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而且强大的欧洲大陆对它自己也是一种威胁。所以，英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疑虑，也是它权衡利弊得失后采取的策略。
闵凡祥：在战后的欧洲联合进程中，英国之所以在大部分时间中对之持疑虑的立场，表现的三心二意，主要原因是英国一直在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坚持英国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来处理英欧关系。其次，英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及其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红利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不知道把自己所有的鸡蛋全部放进“欧洲联合”这个篮子，到底能给它带来多大的利益回报。此外，历史上长期的“孤立政策”与均势外交传统，以及战后英国人对昔日帝国的依恋和对战后“三环外交”和“英美特殊关系”的迷信，也是导致其不将愿英国国家利益全部捆绑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此，英国对以法德为主导的战后欧洲联合持不完全信任态度，在对欧政策上时常摇摆不定，倒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江时学：卡梅伦说的全面公决真的会在2017年举行吗？如果举行，会是什么后果？
洪邮生：英国保守党在野时经常谈到让英国退出欧盟的话题，人们习以为常，而作为执政的政党领袖，卡梅伦的表态看上去有些异乎寻常。分析家多数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实际上可能性不大。实际上，英国人是欧洲人中最冷静和理性的，即使举行公决，在欧洲形势没有急转直下的条件下，英国退出欧盟的支持面应该不大。
刘金源：卡梅伦提出在2017年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的需要，保守党内强大的敌视欧盟的势力对卡梅伦政权形成挑战，提出一个遥远的全民公决计划，显然有利于安抚党内的这些势力，从而强化政权的根基；二是英国对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所做出的现实回应，欧债危机给欧盟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英国表示在2017年举行全民公投，更多地是在向德、法两国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在向德、法两国表示不满，并希望英国能在德法两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目前民调表明，近半数英国公民倾向于退出欧盟，但如果2017年真的举行全民公投，我个人觉得退出欧盟的支持者不会超过半数，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不大。
闵凡祥：对卡梅伦所说的英国将会在2017年就英欧关系进行全民公决，我个人认为不会发生。首先，卡梅伦的建议是有前提的，即保守党能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并继续组阁掌权。在这一前提下将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保守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失败，失去组阁权，则其全民公决建议获得落实的可能性也即不复存在；二是即使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并继续组阁执政，全民公决建议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退出欧盟，无疑是一场以英国未来命运为赌注的赌博。在已失去世界霸权、英联邦不可能再为其带来更大收益的情况下，如若再退出欧盟，英国将不仅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还将彻底失去其对欧洲、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因此，英国是绝不敢轻言退出欧盟的。英国的未来利益在欧洲，它需要和欧洲在一起。届时，卡梅伦会为不进行全民公决找出一万个理由来。此外，历史也一再证明，尽管自1973年搭上“欧洲一体化”列车开始，英国曾多次扬言要中途下车，并因此遭到其他欧共体/欧盟成员国的不信任、白眼、冷遇，但它最终都“腆着脸皮”没下车。我个人相信，此次卡梅伦的扬言，也将同历史上的多次“退出扬言”一样，最终不会变成现实。
江时学：主权（sovereignty）和团结（solidarity）的关系始终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债务危机结束后，欧盟会如何处理这一关系？
洪邮生：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和能够让渡出更多的国家主权、以通过主权共享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的问题。欧盟充分理解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但为了进一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防范新的危机，欧盟会设法深化一体化，尤其推进欧元区的体制改革，不过其进程不会很快，还是按照“进两步退一步”的套路。然而，任何进一步的主权让渡，必然会涉及到关于欧盟前途的、可能没有结果的讨论。或许将欧盟视为一个治理模式而有利于全体成员国、而不是将建立一个新政体——欧洲合众国作为目标，更有利于欧盟的发展。
刘金源：尽管当前欧洲一体化及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至少在目前，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单元，欧洲的联合目前也只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联合。认识到这样一点，欧盟在处理主权与团结的关系上就会容易得多。主权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欧洲的联合不一定要以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为代价，否则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会面临强大的压力和挑战。至于团结，可以理解为欧盟各国为了应对危机和挑战而做出的一致行动，这一点在特殊的形势下是必需的。因此，今后的欧盟，应更多地强调各国之间的团结，而不应专注于削弱各国的主权，以免给欧洲一体化平添障碍。
王涛：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展望欧盟的未来。如果不是欧债危机打乱了一体化进程的既定计划，欧盟的发展似乎要进入“超国家”的状态，在主权与团结的对立关系中，团结似乎要占上风了。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超国家”不会成为欧盟的最终发展结果，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它既要实现不同种族国家人民的“团结”，又鼓吹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看到，每个欧盟成员国都配备翻译，所有文本都要翻译成本国文字，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浪费的官僚机构。但是，由于生活在欧盟的居民，已经享受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我们也很难想象再回到欧盟之前关税壁垒的状态。
闵凡祥：在战后欧洲的联合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支重要影响力量——政府间合作主义者和泛欧主义者。前者强调国家主权的维护，主张战后的欧洲联合应仅限于国家间的政府合作；后者则强调欧洲范围内的团结，主张欧洲要实现深度联合，最终建立起像美国那样的欧洲合众国。战后欧洲联合走到今天，并取得今天“欧盟”这一联合成果，实际上是这两支力量不断博弈的结果。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两支力量的存在和它们间的不断博弈。结果是“主权”向“团结”让步，欧盟在实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统一与财政联盟的建设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未来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从其自身利益计，对欧洲内部团结的强调，仍将是欧洲人的基本诉求。那么，则这一前提下，“主权”或许会对“团结”作出更大的让步。
江时学：在后危机时代，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会是什么？
洪邮生：影响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欧盟的超国家体制能否有效地帮助成员国应对所面临的各种内外挑战、继续提供它们单独所不能获得的利益。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全球经济力量重心的转移是欧盟的欧盟的最大挑战，欧盟各国必须增强自己的经济竞争力，这有利于欧盟的团结，并以加强一体化的姿态开展对外关系，如欧盟对TIPP设想的积极态度。从欧盟层面来看，主权债务危机使其认识到欧洲一体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它势必要积极推动欧盟体制的改革，无论治标还是治本，都会想法设法改善欧盟的致力。从成员国层面来看，它们既进一步意识到相互之间利益分歧的存在，也看到只有推动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共同体利益得到维护的情况下，自身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或“自行车效应”不进则倒。
从不利因素来看，在欧盟层面，除了欧盟官僚机构和效力问题一直受到诟病外，其体制能否适应本身的扩张、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将成为核心问题，因为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能否成功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从成员国层面来看，虽然主要国家有着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政治意愿，但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不容易，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各种离心力量，如如何处理与英国的关系即是一个难题，简言之，在后危机时代，在继续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上，成员国能否形成新的共识和联盟的团结仍将经受考验。
刘金源：后危机时代，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因素并不多，而当前的欧洲一体化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双速欧洲”的出现，标志着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裂隙，这一裂隙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难以弥补的。欧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欧元区的融合也出现了麻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反对欧洲加速联合的力量。
闵凡祥：记得有人曾将欧盟形容为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各成员国之所以愿意以自己的主权来投资欧洲一体化事业，目的就在于想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获得红利。而这一红利是单靠某一成员国的努力不可能获得的，或者单独获得远比联合获得小的多。换言之，即战后的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深化，原因在于它能为各成员国提供最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在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利益因素仍将是最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欧洲联合的深化，若符合各成员国的利益，即会得到推进；若不符合甚至损害到某一或某些成员国的利益，即会遇到各种阻挠，出现停滞甚或倒退。在未来，任何一项旨在推进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的决策或制度安排，都必须让其成员国及其国民看到明确的预期收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还是其他层面的），否则，它在推行过程中即会遇到诸多阻力。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前进。
江时学：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洪邮生：中欧在世界多极化、多边主义等问题上有着共识，都有意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中欧在经贸领域互为最重要的市场；虽然中国可以与欧洲国家在双边层面上发展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必然会受欧盟层面的影响。因此中国欢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实力增强，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欧盟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压力，特别表现在经贸领域，中欧的矛盾和摩擦会增加；此外，为牵制中国或增加谈判的砝码，欧盟会利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华武器销售解禁以及人权等老问题说事或发难。
从长远来看，欧洲一体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真的是一种和平的力量（规范性、民事力量），还是一种旧日强权的翻版（更大的欧洲强权），如果是后者，世界权力场中的博弈将可能会更为激烈，这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所不希望看到的。
刘金源：从外交方面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意味着作为整体的欧盟实力的增强，有利于当前中国一贯所倡导的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对抗目前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从经济方面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意味着欧盟所有国家会逐渐采取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这意味着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各国市场时，不再需要关注不同国家各自的标准，而只需关注欧盟统一的标准，从而有利于减少中国与欧盟各国间的贸易争端。但从目前来看，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并不少见，这主要源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同中国打交道，其影响力大增，这会对中国的对欧贸易形成挑战。
王涛：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量，我们不希望一个过份强大的欧盟出现，20多个欧盟成员国如果一直用一个声音说话，对中国而言是极其困难的外交对手。所以，中国要静观欧洲一体化进程，熟悉欧盟的对外政策，及时调整我们自己的对策。
闵凡祥：正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国家利益原则。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无不遵循“国家利益原则”。国家利益优先于任何其他因素，是定位和指导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国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的需要，它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符合欧共体/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因此，今天的欧盟是实质上其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总代表，是欧洲利益的总代表。在同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欧洲整体利益、成员国国家利益仍将是它所要考虑与遵循的首要原则。因此，我不要对欧洲一体化发展会给中欧关系带来多少积极影响给予过多的期望。归根结底，中欧（盟）关系仍是一种以追求与实现各自自我利益为归宿的国家间关系。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有助于双方利益的提升，仍将是决定未来中欧（盟）关系好坏的根本性因素。双方有共同利益时，关系自然就会融洽，交往就会深化；没有共同利益，甚或一方欲以损害另一方利益来满足自我利益时，双方关系自然就会陷入僵滞、倒退甚至对抗状态。欧洲一体化是一个过程，我们应当积极“享受”这一过程，并静观其变，积极寻找和利用欧洲一体化进程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有利于增进我国国家利益的契机，增进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而不必急于看到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寄希望于这一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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