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时发挥的作用
时间：2012年7月27日
江时学：这一次讨论，我们充分利用因特网的便利， 邀请同济大学的研究德国的多位专家参加。非常感谢他们放弃暑假的休息，与我们共同分析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时发挥的作用。
我认为，要研究欧洲债务危机，必须关注欧盟各国（尤其德国这样的大国）的作用、态度、立场和对策。外界说，德国对希腊等国见死不救，令人失望。波兰外长的批评可能是最典型了。但德国人却认为默克尔太慷慨了，把自己的金钱给那些挥霍无度的希腊人，以至于宪法法院必须出面来判决6月29日议会通过的“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是否违宪。你们怎么评论上述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
陈新：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这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世界，这是一个债权和债务关系扭曲的世界。当美国人过度发债、房地产泡沫膨胀，最终金融危机爆发，舆论不是谴责美国人为什么不反省自己的挥霍，而是谴责最大的债权人中国提供了廉价资金供他们挥霍。同样，当希腊人过度发债，福利急剧膨胀，最终债务危机爆发，舆论不是谴责希腊人为什么不反省自己的挥霍，而是谴责最大的债权人德国为什么不及时提供资金进行救助。
李乐曾：德国经济实力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在这场危机中，默克尔政府似乎是首鼠两端，里外不讨好，而实际上是迫不得已在权衡国家利益和欧盟大局之间寻求一种“最佳方案”。由于处境和出发点完全不同，国内外对德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各种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郑春荣：这与德国（民众）和其他成员国所处的立场不同有关：德国民众不愿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为南欧人的懒散和挥霍买单，这是人之常情。而欧债国认为，德国不仅从欧元区获益最多，而且是欧债形成的问题所在，所以理应买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的欧洲政策上的变化：以往德国为了欧洲的团结往往愿意慷慨解囊，而如今，无论是德国民众还是精英，日益从德国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优先考虑欧洲共同利益，这一变化令那些习惯于德国买单的国家很不理解，也很不适应。
伍慧萍：上述看法反映出欧盟内部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德国是欧盟财政最大的出资国，在危机承担了巨大的连带风险，所以普通民众怨言不断，默克尔一开始也曾迎合这种说法，公开批评南部国家的人比德国人工作时间更短，退休更早。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之初没有立刻出手相助，也与对国内舆论的顾虑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欧盟整个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出台都离不开德国的斡旋和力挺，新规定本身也都带有浓重的“德国”手笔，所以说德国见死不救只是走亲民路线的欧洲政要的过激言论。而德国的支持是以严格的财政纪律要求为前提的，就是希望按照德国模式改造欧盟，而且默克尔也一再强调希腊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要求，这也是希望以此平息国内选民的怨言，为自己在明年的大选加分。
朱苗苗：只要希腊仍在欧元区，德国一定会出手相救，到目前为止默克尔的态度也证明了这点。只不过德国既然要拿出这么多钱，当然非常谨慎，也要在德国国内经过一定程序。这让其他国家指责德国见死不救。借给希腊钱和眼睁睁让希腊退出欧元区，两者权衡，前者的代价和损失要小得多。事实是德国为了欧盟和自身的利益一定会解囊救希腊，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心中有数，借出那么多钱给希腊，最终还是会还到德国的口袋里，这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德国大众大部分受媒体影响，或者缺乏基本认识，以为借给希腊的钱是泼出的水，这是他们多虑了，救援成本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少部分德国人持对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批判态度而反对默克尔慷慨相救，是不希望德国用国家的钱拯救银行和投机机构。德国前司法部长Herta Däuble-Gmelin就是起诉人之一，她起诉的理由是“我们不想要一个完全由银行和欧元主义者做决定的欧洲。”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德国政要和经济学家也开始公开谈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德国财长朔伊布勒5月份就表示欧盟能承受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后果。德国肯定有两手准备，朔伊布勒对希腊退出欧元心中已经有一本较清楚的帐。
朱宇方：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法自然会大相径庭。
熊厚：对，在不同的立场上，肯定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批评德国见死不救的看法过于偏激，而认为德国不应救助的观点则很不成熟。德国从未说过见死不救，一直提倡有条件救助，希望危机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改革，进行自救。然而，欧债危机是欧洲众多经济弊病积累而造成的，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过于严苛的改革调整措施不一定就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有可能引发各种政治力量的攻击，使得改革无法继续进行。德国显然没有对危机国的改革执行力度进行很好地评估，使其努力推动的改革招致了很多批评。
另外，德国其实对希腊一定也不慷慨。时至今日，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给希腊的贷款都是分期发放，还时不时地威胁要给希腊“断供”。作为一个统一货币区，正常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包括盈余国对赤字国的转移支付。作为欧元区大佬和受益者，德国有义务掏腰包。
杨解朴：在应对危机的措施上，德国领导人都以“稳定欧元”为旗帜，而不说救助希腊。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发行“低成本”国债，并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福利开支，导致希腊劳动力成本急速上涨，但劳动生产率却大大落后于德国。这意味着希腊人整体上付出比德国人少的劳动，却能享受和德国人一样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而在欧债危机中德国事实上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德国政府面对德国民众，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人要勤勤恳恳地工作到67岁，而希腊人57岁就能够退休。一些德国政治家认为希腊在短期内无法重获竞争力，或者说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它无法重获竞争力。如果希腊在欧元区内部，就必须对于其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改革；如果希腊决定退出欧元区，并不意味着希腊退出欧洲，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愿意去帮助希腊。总之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财政的平衡尚需时日，互相帮助是必要的，自身的努力是必须的。
联邦政府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根据相关法律条约，德国政府有稳定欧元的义务，德国政府在危机威胁到欧元稳定时必须出手。另一方面，面临的是来自公众的抵触情绪。对于欧洲稳定机制（ESM），从构想到创立，德国都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一直急于启动ESM，他认为ESM启动得越晚，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就越多，外界对欧元区在适当时间内作出必要决策的信任度也就越低。但在ESM就要生效的时候，却遭遇国内的阻力。此次对于ESM是否违宪的争论再次表明德国社会对于“国家主权让渡”的谨慎态度。此前就曾有人以向欧元区国家的提供贷款违背德国宪法为由，向德国宪法法院提起了诉讼，德国宪法法院2011年9月对德国政府救助政策做出判决，根据这一判决德国可以救助欧元区国家，但在联邦政府为欧元区国家提供担保前必须与联邦议会的预算委员会达成一致。
对于此次“违宪审查”的结果，德国各界有三种预期：第一，宪法法院最终裁定ESM不违宪，但可能要求政府确保议会能充分参与未来具体决策；第二，宪法法院裁定ESM不违宪，但要求德国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形下不再向欧盟让渡主权；第三，宪法法院裁定ESM违宪，德国想批准ESM只能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无论如何，2012年9月12日将见分晓。
胡琨：希腊的危机，表象上是主权债务的危机，本质上却是希腊经济竞争力出现了问题。而紧缩不仅仅可以直接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还可以降低希腊的单位劳动成本，增强其经济竞争力，从而实现更多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改善其财政状况。但仅仅紧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紧缩和改革是德国人应对此次危机的坚定基本理念。德国虽然知道，应对危机，在紧缩与改革的效果显现之前，救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紧缩与改革”这个原则问题上不会有丝毫让步，这是德国提供救助的基本前提条件。而紧缩和改革必然会带来阵痛，这是希腊本身所不愿意面对的，所以自然就陷入了与德国的讨价还价中。如希腊不能符合德国提供救助的前提条件，就得不到救助，也就给了外人以德国“见死不救”的观感。站在德国民众的角度，自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辛劳所得要拿去救助好吃懒做的希腊人，ESM等机制让他们更加担心，今后要为其他国家承担无限的债务责任，联邦宪法法院对ESM的听证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而德国的政治精英，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要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这需要灵活与高超的政治手段与智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江时学：我见过一篇文章，说危机使德国受益匪浅。例如，许多技术劳动力为谋生而到德国求职，使德国获得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此外，大量资金逃离希腊等国后在德国这个避风港落地，从而使德国获得了大量廉价资金。德国发行的一些国债居然是负利率，而在西班牙、意大利（更不用说希腊等国了），十年前国债的利率超过7%。你们认为德国从债务危机中受益了吗？
李乐曾：真正使德国受益的是欧洲一体化，特别是货币联盟及欧元区的建立。正是德国经济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和银行的良好信誉，使其能在欧债危机中保持稳定，但总体而言德国还是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而它的中长期后果还很难预料。所谓“德国从债务危机中受益”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并不表明其实质。
郑春荣：德国当然从弱势的欧元和欧债危机中获益了，您的提问中所提到的诸多现象就是明证。这里我要提一下一个认知差异：德国人认为其经济一枝独秀，主要是由于其此前经受了痛苦的改革，换言之，德国竞争力的提高是因为自身变强，而非其他国家变弱；而其他国家则认为德国过去几年的“低工资”政策以及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欧债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
伍慧萍：欧债危机中的确有大量移民选择了德国，包括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高素质移民都有了明显增加，但移民的激增是一把双刃剑，而短期资金流入的收益与巨大的债务风险以及欧元区解体的未知风险相比也是有限的，所以德国从债务危机中受益的说法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了。如果要说德国从债务危机中受益，我认为最主要的也是体现在它在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中的话语权和地位较之以往更加突出了。
朱苗苗：没错，德国从危机中获益巨大。仅从现在投资者愿意低利率购买德国国债就能窥见一斑。7月11日，德国10年期限的国债利率低于2.67%，几乎是历史最低点。两年的短期国债利率为1.32%，甚至明显低于欧洲央行1.5%的最新基准利率。至于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德国这个好处目前因为时间还尚短，其效果微不足道，没有具体数据来证明这点。
朱宇方：还可以补充一点：危机中欧元的贬值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如果据此说德国从债务危机中获益，这是不恰当的。
德国的确在短期内获得了技术劳动力和廉价的资金，这些要素的迅速流入说明它们具备很好的流动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它们也可能会迅速流出。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样的流动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不一定是正面的。回想99年欧元引入后，由于欧元区各国利率趋同，南欧国家融资成本大幅下降，这大大激发了这些国家对廉价资金的需求。大量资金的涌入带给它们的却是经济泡沫。南欧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的银行危机正是这一次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陈新：诚然，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失衡、德国和希腊之间也存在失衡，但是，造成失衡的原因难道是中国和德国勤劳和节俭，还是美国和希腊的过渡消费福利？如果这一大是大非不能正本清源，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将继续扭曲下去，德国和希腊的债务债权关系也将继续扭曲下去，新版的“杨白劳和黄世仁”关系还将继续主导舆论。债务人将继续挥霍，但拒不还钱，相反，一方面谴责债权人为什么提供资金供他们挥霍，另一方面又谴责债权人为什么不借钱给他们救急。
熊厚：短期来看，德国无疑从债务危机中受益了。首先，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币值疲软，较低的欧元为德国出口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德国出口马达轰鸣。其次，欧猪国家债券的高风险使得许多资金转向风险较低的德国国债，拉低了德国国债的收益率，使得德国筹资成本降低。最后，欧债危机使德国站在了力量博弈的有利地位，德国利用其荷包鼓鼓的优势，督促其他国家向德国规则靠拢，扩大了德国影响。
胡琨：欧元区建立后，德国凭借相对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从欧洲共同货币区中获益良多，甚至可以说，南欧国家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欧元引入之后失去了通过本币贬值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可能，而在与德国的竞争中落于下风所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确实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德国，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欧洲是德国最大的市场，从长远来看，欧洲其他国家经济的衰弱势必会对德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江时学：一些德国人抱怨，如果当时德国保留马克或不加入欧盟，也许今天不会把自己的钱投入希腊等国的无底洞里。在你们看来，德国从欧洲一体化中得到什么好处？
陈新：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可以通过加大货币发行，把危机输送到全球，同时让债务缩水。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凭借他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可以制定霸王规则。而希腊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希腊自己没有货币发行权，但更主要的是希腊面对的是欧元区的霸主德国，所以希腊得按照债权人的要求，节衣缩食。
其实，德国10年前也曾经历了债台高筑的时期，但德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以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防止福利的无度消费，压缩公共财政支出，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因此，在经历了10年痛苦的结构改革之后，德国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德国的经历可以警示欧洲，债务危机表明上是债务问题，但实质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性经济失去竞争力的问题，因此，结构性改革才是根本出路，因为欧元区的债务国面对的实质上不是债权人何时给钱，给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恢复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债务人在这一问题上醒悟之时，也就是欧债危机有了出路之际。
郑春荣：欧洲一体化是德国的基本国策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通过欧洲一体化，战败的德国实现了经济腾飞，获得了完全的国家主权。放弃德国马克、引入共同货币，是德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条件之一。因此，德国从欧洲一体化中的获益是巨大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是如此。上述问题中的”如果“是一种短视，尤其没有看到欧洲一体化是一项政治工程。
伍慧萍：德国从欧洲一体化、特别是经济一体化当中得到的好处也许超过所有其他成员国。一体化从政治上为德国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使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大家庭，为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和平的环境，德国也通过火车头的作用不断将一体化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此外，德国依靠自身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对于欧盟很多国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低的附加成本等竞争优势持续受益于内部大市场，所以德国是最不希望欧元区垮台的，对危机的救助虽然拖拖拉拉，但总能在最后关头出台解决方案。
朱苗苗：正因为同一货币和贬值的欧元，德国才能一直保持出口大国地位，过去几年出口持续增长。德国虽然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欧盟投入很多钱，但是他从中得到的远远大于他投入的。
朱宇方：德国从统一货币中受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经济现象上看，德国通过维持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即工资变动并未与劳动生产率及通胀水平挂钩）获得了相对于其他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于德国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国际市场出口，因此这样的竞争优势显然有利于德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使德国因旺盛的出口而累积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由于欧元区经常账户在总体上保持平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来自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的经济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说是由德国一手设计和缔造的。从治理理念来看，战后德国实施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80年代后更是进一步强调货币主义，具体而言，便是以币值稳定、低通胀为首要目标的，原则上反对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增长与就业，通过合作主义的集体劳资谈判控制工资增长，保障就业水平；从历史事实上看，90年代，德国正在因为两德统一的后遗症而实施紧缩的财政和工资政策。因此，无论实在经济治理理念和传统上，还是在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上，德国所打造的欧盟经济治理模式对德国本身而言都是十分适用的。但那些南欧国家，显然就不那么幸运了。欧盟经济治理模式与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需求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而其中，德国是获益者。
当然，德国因为一枝独秀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日益强大的相对经济实力而在政治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也是德国的另一项收益。
熊厚：从政治上看，德国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正常国家地位，还顺利地成为了欧洲国家领头羊。二战结束，德国和日本战败，但德国很快就恢复了政治、经济大国地位，而日本依然是跛脚鸭。德国通过融入欧洲，逐渐消除了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戒心，不仅完成了国家统一，还取得了欧洲事务决策上日益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从经济上看，德国出口在欧洲共同大市场内部畅行无阻，德国对其他成员国的贸易盈余逐年增长。广阔的大市场解放了德国的制造能力，使德国经济强劲增长。
杨解朴：首先，德国从欧洲一体化中首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德国是出口大国，在地理上又处于欧洲中心位置，欧洲联合为德国出口提供了内部大市场。欧盟内部五分之一强的贸易往来来自德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中德国独占鳌头。其次，欧洲联合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同时德国也依托欧洲联合、凭借欧元，获得了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重要角色。倘若没有欧洲联合，德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但其政治影响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政治强国。一个联合的欧洲，一个拥有3亿-4亿人口的欧洲，一个拥有统一货币和一种相同或相近的习俗的欧洲，不仅使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一极，也为德国提供一个广阔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空间。
胡琨：欧元区的建立，使得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通过本币贬值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从而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可能性不再，而德国劳动生产率高且单位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其产品极具竞争力，从欧洲统一大市场中自然获益颇多。
江时学：看到网上一个德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德国人对希腊等国的援助几乎是一种“跨境盗窃”（cross-border theft）。他还说，如果今天德国就是否退出欧元区进行公投，希望留在欧元区的人肯定不到50%。你们是否见过什么民意测验之类的权威数据，希望退出欧元区的德国人真的占多数吗？
李乐曾：德国普通民众关心的更多的眼前利益，如果欧债危机的状况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德国将可能为此付出更多代价，那么民间退出欧元的呼声会越来越强烈，甚至可能会影响政局。德国宪法法院推迟至9月12日作出裁决，可能是争取有足够的时间对事态的发展进行观察，并对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慎密的研究，但它更增加了欧债危机发展的不可知因素，因为在此之前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可能再作出重大决策。
陈新：欧洲人应该庆幸，他们有一个节俭的德国，而不是挥霍的德国。中国人可以为自己的勤劳感到自豪，同时也在期待着何时能够大声地向债务人说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郑春荣：据我了解，长期民调显示，自欧元引入起，在德国，希望恢复德国马克的人始终近一半；倘若欧元区出现高通胀或遇到当前的危机，希望重新引入德国马克的人甚至超过一半。这主要是因为德国马克曾经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富裕，德国民众对德国马克、尤其是币值稳定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
伍慧萍：如果德国退出的话，欧元区就不可能存在了，关于德国是否退出欧元区的民调我没有看到过，德国人民意测验调查得比较多的是希腊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持赞同态度的德国民众一直都是超过半数。
朱苗苗：根据7月5日德国《明星》杂志（Stern）登载的最新Forsa民意调查显示，54%的德国人认为欧洲引入统一货币欧元是基本正确的，43%的人认为引入欧元是个错误，4%表示不知道。54%的德国人承认德国受益于欧盟，20%的人认为欧盟有损德国，23%认为德国部分获益、部分受损， 3%人表示不知道。
朱宇方：7月初，《明镜》在线，委托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TNS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即54%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还要再进一步投入数十亿欧元，德国不应该再为拯救欧元而奋斗。只有41%的人支持德国继续投入。该机构得出结论，在欧元救助问题上，德国人正在失去耐心。但还没有看到近期有权威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希望退出欧元区。
其实，救助还只是有限的支出。应该说，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在欧元区内部形成转移支付机制。事实上，在单一货币区内，各地区竞争力水平失衡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单一的联邦制国家内，消除这种不均衡的重要手段便是联邦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欧元区并没有公共财政，以欧元区目前在政治上的融合程度，也没有可能建立公共财政以及相应的转移支付机制。
江时学：7月10日宪法法院的听证会可谓引人注目。德国宪法法院院长Vosskuhle说：“如果我们在拯救欧元以及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牺牲了民主，那将是一个悲剧。”默克尔政府主张“更多的欧洲”（more Europe）。因此，那些大法官面临着“救政府”还是“救民主”的两难选择。如果你是大法官，你会作出什么选择？
李乐曾：欧盟确实存在民主缺失、民主“赤字”问题，但绝不是民主危机。欧盟的民主问题可以不断进行补救和完善，但欧元一旦崩溃，恐怕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对此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应该是清楚的。估计德国宪法法院会作出有利于“救政府”的判决，但有可能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郑春荣：“更多的欧洲”也可以以民主的方式实现。不过，联邦宪法法院的确在以往的历次相关判决中，指出了欧盟的民主缺失，由此也指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极限。为此，联邦宪法法院也时常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刹车者”。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联邦宪法法院承担着双向的一体化责任，一方面要支持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要保护民族国家的宪法认同，两者之间要求得平衡。
伍慧萍：宪法法院的介入改变了欧元救助方案在德国进行审批的性质，这里争议的关键问题不再是纯粹的技术程序内容——正如以前一体化过程中的许多决定一样，对技术官僚提出的政策内容进行审理批准——而是欧盟一体化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Vosskuhle所表达的意思在目前的德国朝野也不断在讨论，即在今后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包括欧元救助机制的一些原则性重大决策的作出是否应当有更多的民众民主参与。以何种形式开启欧盟实质性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考验欧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容。大法官在此首要考虑的是政府推行的措施是否违宪，救民主和救政府并非完全对立的。
朱苗苗：在危机状态下或者说“例外状态”，为了拯救欧元以及推动一体化，让民主受到一定损失，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危机过后，就应该让民主恢复到正常状态。
朱宇方：民主应当高于政府。而在欧盟层面，如果要改变目前不对称的经济治理机制，进一步协调经济政策，“民主性缺陷”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颈。
杨解朴：对于身处欧洲中心的德国而言，对于欧洲、对于欧元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国家至上”的理念又始终萦绕在政治家和公众的脑海里，对于“主权让渡”始终心存疑惑。同时，德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承受欧洲一体化失败的后果，因此，“走向欧洲”无法停止。这也就决定了在“欧洲”与“德国”之间进行选择时，永远都会是个难题。
胡琨：德国宪法的民主原则不允许德国为其他国家承担无限的责任，但是ESM是总量一定，德国承担有限责任的救助机制，也就是说德国的担保风险是有底线的，所以，可以预见，ESM最终会被判定为不违宪。
江时学：德国议会为什么拖到6月29日才表决？有些国家早就表决了。早表是否决意味着ESM能在7月1日如期运转？
郑春荣：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需要联邦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意味着执政联盟必须依赖于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把引入金融交易税等作为赞同的条件。正是因为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艰难博弈，使得德国联邦议会的表决一直拖到6月29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仍然在7月1日前。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联邦议会通过得再早，依然会有人上诉联邦宪法法院，欧洲稳定机制依然不能在7月1日如期启动。
朱苗苗：有两个原因:一是默克尔有个特点，她总追求政府重大决议在议会中以绝大多数，如2/3多数票获得通过。为了这次表决，她花了太多时间和社民党谈判，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二是奥朗德赢得法国大选让默克尔需要时间进行调整然后做出反应，如果萨科齐连任，那么德国表决可能会早些。
杨解朴：在进行表决时，时间上的拖延恐怕是各方利益平衡、博弈造成的结果。但即使是能够提早表决通过，依然绕不过宪法法院、逃不过违宪审查，由于宪法法院的“禁令”有效期为6个月，申诉方会充分利用这一时限，在7月1日如期运转的可能性不大。
江时学：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在处理自由贸易协定时有所谓“快车道”（fast track）。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损害美国的民主，反而提高了效率。德国在处理“财政契约”和ESM等问题时可否同样采用“快车道”？这对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有利，也对德国有利，至少可以省去成本高昂的“扯皮”。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李乐曾：在诸如向海外派驻联邦国防军、对欧元区国家进行救助等重大决策问题上，德国联邦议会和宪法法院的功能及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式的“快车道”在德国行不通。
郑春荣：美国的“快车道”机制只适用于处理自由贸易协定，而且是有期限的，可被收回的。另外，德国的政治体制与美国不同，组成政府的执政党本身就构成了议会中的多数。德国若要加快联邦议会中的表决速度，需要议会中的反对党同意、配合。但即便如此，例如在欧债国救助程序中，联邦议会曾经同意由九人组成的最小委员会代替预算委员会以及联邦议会做决定，以便快速应对市场反应，但却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违宪。显然，德国的制度设计阻止决策者为了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即输出合法性），而去牺牲民众或民意代表机构的充分参与（即输入合法性）。
朱苗苗：德国没有像美国这样明确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形势需要，议会也可以加快决议的速度。
熊厚：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对事务进行统一负责。然而，欧盟仅是一个国家联合体，欧盟层面不具备完整的超国家权力，大部分权力归属各成员国。就欧债危机应对而言，如果各成员国能够完全规则办事，比如，德国买单、希腊认认真真改革，那么德国固然可以采用快车道的方式处理问题，加快给钱速度。同时，这也要求危机国以快车道的方式进行改革，然而这几乎没有可能。德国为了使自己不要成为一块免费唐僧肉，也只能够采取停停走走的方式。
杨解朴：美国是在解决 “府会”之间的利益矛盾时引入的“快车道”。美国的“快车道”是由国会授予总统参加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权力。行政部门完成谈判后，国会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对这些贸易协定进行表决，并不得修改其内容。而目前德国所面临的是德国领导人急于推动“欧洲一体化”与德国社会对于“主权让渡”的谨慎态度之间的矛盾。其矛盾核心并不在于政府与议会。虽然德国联邦议会在对“财政契约”及“ESM”进行表决时也有所拖延，但目前绕不过的是德国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违宪审查”由德国宪法法院独立对对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审查和处理。违宪诉讼的原告认为，欧洲稳定机制启动后，德国需动用本国财政为其注资，还需间接担保外国债务，届时德国承担的金额将不可预计。这可能限制德国议会今后对本国预算的决策权。这种财政主权的让渡已经超出宪法对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容忍限度。
江时学：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6月30日）报道，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德国应该通过举办一次公民表决来修改宪法。该文章没有说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你们认为朔伊布勒说的是什么意思？德国可能会通过公民表决来修改宪法吗？
李乐曾：德国没有全民公决制度，如果要引入全民公决首先要修改宪法，其程序较复杂，过程也较长。只有引入全民公决后，通过公民表决修改宪法才有可能。因此，“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德国应该通过举办一次公民表决来修改宪法”，这一表述不准确。我个人认为，德国近期引入全民公决的可能性很小。顺便提一下，如果德国有全民公决制度，当初德国很可能不会放弃马克加入欧元区。
郑春荣：朔伊布勒表示，为了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或者说让渡主权到欧盟，需要在德国就一部新的宪法进行全民公决，原因是根据联邦宪法法院对《里斯本条约》的判决，德国《基本法》确定了让渡主权的极限。为此，我个人觉得，德国若要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例如建立真正的财政联盟乃至政治联盟，就必须修宪。由于历史的教训，德国没有引入全国层面的全民公决，而且，德国曾有人提出要在两德统一时就（新）宪法进行全民公决，但最后并未实施。虽然如此，但我认为，这一次可能的修宪很有可能以全民公决形式进行，以便赋予新宪法更广泛的民主合法性，这样的判断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目前，有关通过全民公决修宪在德国各政党内部都有较多支持的声音，只是大部分人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二是，德国民众虽然反对修宪救助欧元，但是，若真要修宪，仍然有绝大多数人要求全民公决修宪。
伍慧萍：我看到的是德国《明镜》周刊对朔伊布勒关于欧洲未来走向的访谈，他当时说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已经达到了德国宪法的极限，那么联邦宪法法院说的没错：可以向布鲁塞尔让渡更多权力，但是这必须由德国人民来决定。也就是说他表明了在不得已情况下是有可能要修改宪法。这种主张以前在德国是禁忌，现在基社盟、基民盟、自民党有个别政要提了出来，希望效法希腊人的做法就欧盟的重大决策举行全民公投，不过最大的反对党社民党是明确反对的。
需要指出的是，全民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形式在当今德国的民主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像瑞士、爱尔兰、丹麦等某些欧洲国家那么常见，所以还是难以想象德国会通过公投来修改宪法。
朱苗苗：到目前有12000项宪法诉愿，两个机构诉讼和很多申请颁布临时命令以阻止联邦总统在宪法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前在关于财政契约和ESM的法律上签字。很多人认为财政契约和ESM使德国让渡过多主权，这违反了德国的基本法，因此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朔伊布勒为了“更多的欧洲”，为了一体化程度更深的欧洲，包括欧盟内民族国家让渡部分预算权限、建立财政联盟，让安理会成为真正的欧洲政府等等设想，而这样的欧洲是德国基本法中没有规定的，因此他提出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46条规定，通过全民公决修宪。
我认为，德国不会通过公民表决来修改宪法。
原因一：德国因为历史原因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在德国仅用在地区性议题中，如斯图加特火车站改建。
原因二：财政契约和ESM的决议是否违宪还存在很大争议。在最新《明镜》周刊中，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Udo di Fabio认为，默克尔不需要害怕宪法法院否决财政契约和ESM，他们之间还有很多政治的回旋余地。他认为欧元救助措施不需要德国修改宪法。过去的经验证明，宪法法院几乎没有做过反对政府重大决议的判决，基本都是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的态度放行政府的重大决议。如果这样公民表决修宪就没有直接的、紧急的必要性了。宪法法院本身对全民公决修宪也持谨慎态度。
杨解朴：德国在联邦层面目前尚无全民公决的传统。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议会向外转让主权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就需要通过联邦立法或修改宪法解决问题，因而存在进行全民公决修改宪法的可能，以便释放向欧盟层面权利让渡的空间。
江时学：最后还是要请各位用yes或no 一个字来回答这个问题：宪法法院最终会对“财政契约”和ESM 放行吗？
郑春荣：我的回答是“yes，but”，这是指宪法法院最终会放行，但很可能会和以往一样，提出附加义务或要求今后改善决策过程的民主合法性。
伍慧萍：提高欧盟的民主合法性本身就是欧盟近些年在争取的目标，但是目前欧元区前途未卜，欧债危机急需强心针，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很难坚决立刻向欧盟的民主赤字发难。当然宪法法院裁决的拖延是在所难免的。鉴于具有充分的民主合法性的联邦议院和参议院都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ESM和财政契约，大法官最终放行是可以想象的。
朱苗苗：Yes。
朱宇方：Yes。
熊厚：是的，因为财政契约就是德国花费大力气才压迫其他国家制定的，希望以此规范其他欧洲小伙伴们。如果德国自己都不通过，那么纯粹就是浪费时间，自己给自己泼冷水。
杨解朴：Yes。
胡琨：必然放行！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
（联系 陈新：chen-xin@cass.org.cn）
（联系 熊厚：xionghou@cass.org.cn）
（联系 杨解朴：yangxp@cass.org.cn）
（联系 胡琨：hukun@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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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郑春荣：chunrong_zheng@hotmail.com）
（联系 伍慧萍：wuhuiping@tongji.edu.cn）
（联系 朱苗苗：miaomiaozhu@tongji.edu.cn）
（联系 朱宇方：ezhuyuf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