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欧洲的科技创新和中欧科技合作

时间：2012年6月5日

    江时学：今天我们围绕“欧洲科技创新与中欧科技合作”主题进行一次讨论。我所王鹤教授的博士生叶桂林也在百忙中通过email参与我们的讨论。叶博士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芬兰的科技创新。他已毕业多年，目前在澳门科技发展基金会工作。

    首先我们来谈谈欧盟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久前应邀来访的欧盟驻华使团科技处的一位官员说，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高，但创新能力不强。你们同意这一观点吗？

    薛彦平：我的理解是，欧洲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的能力较强。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科学发现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这里我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种变化：1945年之前，英、法、德三国获得诺贝尔化学、物理和生物奖的科学家有73位，美国只有19人；1945年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样的三大奖项，美国获奖者为114位，欧洲只有86位了。欧洲国家的科学发现能力仍然较强，但技术转化能力相对较弱。战后，欧洲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为2:3，到70年代则为2:1。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平均每千人中拥有工程师4人，而美国和日本每千人中则分别拥有工程师7.5人和8人。

    张敏：上述数据可以部分解释欧洲科学水平与创新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欧盟研发总投入水平不足、研发强度较低，成员国之间研发水平差异较大也是造成欧盟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而言。欧盟研发总投入低于美国（2008年美国为3100亿欧元，欧洲为2370亿欧元），研发强度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2008年欧盟为1.9%，成员国之间差异较大，北欧一些国家，例如芬兰和瑞典两国的研发强度分别为3.73%和3.75%。一些中东欧国家的研发强度仅为0.5%。

    欧盟的科技创新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内容涉及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理念创新等多个方面，当前中国可以从欧盟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加大创新理念的成果转化意识，减少研发资金的浪费和提高使用效率。现在中国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许多创新理念，由于缺乏商业化和技术扩散环节，这些创新理念无法及时转化为成果；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和可再生能源、低碳领域和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研发投入，加快低碳技术的市场化过程；三是科技创新不能依靠政府投入，鼓励私人投入和企业开展研发是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江时学：这些数据反映了科学发现与技术水平的现状。那么判断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欧洲是否有明确的指标体系？

    张敏：欧盟有一套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近几年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这套体系包括5类大的评价指标，在每类大指标下，还细分为5-6个小指标。5类大的指标分别是：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力、企业创新力、创新绩效和知识产权。这是一套复杂的体系，我们在评价国内企业创新能力时可加以借鉴。

    江时学：有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欧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有关。是这样吗？

    赵俊杰：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尽管欧洲爆发主权债务，面临很多经济发展问题，但不可否认，欧洲科学理论研究基础扎实，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员在全球所占的比例较高。相对而言，欧洲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滞后，高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足，例如，德国的磁悬浮技术在上海建成一条轨道道路，但在德国却没有被及时商业化，这与德国科技制度和政府决策受到限制有关。还有当前纳米技术研发生产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欧洲国家纳米新材料的产业化能力并不高，中国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政府创新投入不够和研发资金不足，以及高科技人力资源流失严重，制约着欧盟的科技创新能力。

    叶桂林：其实应该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三个层面看欧洲的科技进步：在科学发现及技术发明的层面，欧洲拥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并不落后于美国；但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即将研发成果推向市场这方面，欧洲则落后于美国。

    贾瑞霞：这是一个管理机制如何创新的问题，如何激发人的创新能动性。

    江时学：芬兰被喻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典范。张敏主任不久前访问了芬兰。能否请她说说为何芬兰可以创造这些科技奇迹？
 
    张敏：多年来芬兰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排名居于前列，原因很多。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看，芬兰已经从传统的线性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成了网状的国际创新体系，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的传统单向联系发展为了相互关联的网状联系，这些部门在研发创新上分工合理、共同参与、通过公共与公共研发创新，公共与私人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可以及时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商品，科技创新理念转化为科技成果是芬兰国家创新体系追求的目标。当前主权债务危机对诺基亚等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芬兰国家创新体系构成挑战，为此芬兰正在进行体制上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依然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薛彦平：芬兰国家小，所谓“船小好掉头”，比起那些欧盟大国来说，芬兰等北欧国家的调整阻力小一些，所以它能抓住机遇，这有助于其调整国际创新体系和提升创新能力。

    叶桂林：我认为芬兰奇迹产生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制定发展战略与创新政策；2.选择高科技领域的重点突破口；3.促进产学研合作；4.持续增加对研发的投入；5.不断完善创新支持体系；6.重视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7.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8.推动国内机构积极参与多样化的国际合作；9.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

    曹慧：我也很想知道，为何芬兰的网状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有助于科技创新呢？而在欧盟其他国家却不一定能做到？是科技管理机制上的原因，还是有别的原因？

    张敏：在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参与研发投入的部门相对集中，决策权限较大。芬兰国家创新基金是芬兰议会下属的独立研究机构，该基金在创新项目的决策、研究和产业化上具有独立权限，其创新理念成果化可通过议会决策加以落实。教育部和经济就业部是主要的研发资金决策和分配机构，其下属的芬兰科学院和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在创新资金的投入上引入严格的竞争机制，研发以市场需求供应为导向，通过各机构之间的互动和有机合作，实现创新理念的技术扩散和商业化。

    江时学：有一位美国记者曾说过，芬兰成功的秘诀在于发展教育。芬兰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必须要重视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北京的地铁里，有多少人是手里捧着书本的？我想在芬兰地铁里，看书的人一定很多。

    张敏：确实是这样。我在芬兰地铁里见到一个小学生，她的英语非常流利，兴趣十分广泛，可见芬兰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地铁里人不多，但多数在看书。

    江时学：下面我们谈谈欧洲的低碳经济。在讨论这一问题以前，能否讲讲什么叫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定义是什么？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推广管道煤气和蜂窝煤。我们可否说北京从那时就开始搞低碳经济了？我们的某个乡镇开始推广沼气，是否可以说他们开始搞低碳经济了？欧洲是何时开始搞低碳经济的？有什么标志能说明欧洲开始搞低碳经济了？

    薛彦平：欧洲具体什么时间“开始搞低碳经济”，这是个比较难界定的问题。欧洲国家历来比较重视环境保护，20世纪70年代国际能源危机后，欧洲国家就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减排的节能措施，例如大力开发核电和关闭火电厂，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都是“低碳”的。2011年10月，欧盟发表《欧盟低碳经济20年回顾报告》，将1990年作为比较温室气体排放的基准年（京都议定书和其他国家一般也以1990年为基年），因此，我认为1990可以作为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基准年。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加快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欧盟发展低碳经济已取得一定成效，欧盟国家部分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在1990~2010年期间，经济规模增长了41%，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了15.5%，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什么是低碳经济？我认为“低碳经济”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实现了脱钩。

    贾瑞霞：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在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低碳经济也是推动全球气候谈判的催化剂，助力全球减排目标。低碳经济可以为目前低迷的全球经济创造新动力。

    江时学：我要问的问题是，某个国家或地区何时搞低碳经济是否有明确的界定或标志。例如，不久前我们去了云南大理搞国情调研，知道那里的农村从某一年份开始全面推广使用沼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大理从那时起就搞低碳经济了？

    薛彦平：也不能绝对这么说，我们只能说大理采取了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类似的措施还有很多。欧洲能否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即按照欧盟2050能源路线图的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95%。当然，这个前景还很不确定。

    贾瑞霞：只能是近零排放吧。
 
    江时学：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是，欧盟国家很关心气候变化。有人认为，欧盟搞低碳经济以及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目的是要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还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闹剧。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化是周期性的。而且，他们还说，一些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显示，全球气候不仅没有变暖，反而在变冷。因此，欧盟搞低碳经济就是为了占领技术制高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步伐。欧盟具有低碳技术优势，可以主导或控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你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赵俊杰：我部分同意。

    曹慧：我不同意。气候变暖不是伪命题，气候变冷才是个伪命题。我不赞成那些观点。事实上，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欧盟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解决环境问题上，欧盟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基本一致，照顾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美国始终在唱反调。

    我认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这是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的一种履约行为。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期结束（2012年底），即将进入第二期，欧盟正处于微妙的境地，如果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立场基本一致，必然会提出一些前提条件。比如，欧盟要求发展中国家从原来的义务减排，发展为强制性减排（法律约束性），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不会同意接受这些条件的。欧盟的这些要求也是违背了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
    
    张敏：但欧盟将航空碳排放纳入到碳排放交易体系。显而易见，欧盟在低碳经济领域具有明确的规制意识。
    
    曹慧：因此，我不认为欧盟要占领科技制高点，但存在规制的制高点，欧盟通过政策规制，依靠市场力量和法规力量，甚至走“擦边球”路线，例如，将欧盟碳排放体系推广到航空、航海领域，正日益主导全球减排和占领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制权。

    江时学：从欧洲的科技创新中或低碳经济发展中，哪些经验可以为我所用？

    薛彦平：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2009年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占70%，我国25%的电厂为火力发电。因此，我国应调整能源结构，逐步减少煤炭消费，适当增加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积极开发利用核电和水力资源，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

    曹慧：应将发展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政策提到政治议程。对此政策制定者要优先考虑，树立立法观念和加大立法程度，尤其是加强对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健全低碳和气候领域的立法，不是以各种文件和指令的形式。

    刘衡：现在政府很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工作。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已纳入有关部门的“十二五”立法规划。据我所了解，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工作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估计出台时间不会太远。

    江时学：下面我们来谈谈中欧科技合作问题。中欧科技合作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能否请张敏主任说说“伽利略计划”目前进展如何？

    张敏：在伽利略计划上，中欧之间经历合作蜜月期、转折期、竞争期等多个阶段。2007年中欧合作暂停后，欧方因资金困难等未能推进，中方公开宣布研究开发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进展顺利，2011年12月27日，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向世界各地免费提供导航服务，欧盟才发射了三颗试验卫星，离正式运行还有不少距离。    

    目前中欧双方正在考虑重新该计划的合作问题，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协调发射频率问题，探讨频率兼容性；二是研究目前试验阶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贾瑞霞：2012年2月14日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重申了将根据2003年协议继续开展中欧伽利略合作，在卫星导航科学及其应用方面寻求并培育新的合作领域；支持建立中欧空间科技对话机制，并适时召开中欧空间科技合作大会。

    江时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欧盟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据说，我们之所以现在能天天喝牛奶，是因为当年引进了欧洲的先进技术。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能否再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哪些与中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是来自欧洲的？
 
    叶桂林：的确，与牛奶加工相关的主要技术有很多都出自于欧洲，例如：著名的巴氏灭菌法是法国人巴斯德发明的，这个发明使得牛奶不用加温沸腾也能灭菌，很好的保持了牛奶的营养和风味；瑞典阿法拉伐（Alfa-laval）公司发明了超高温瞬间灭菌技术（UHT），使牛奶可在常温下保存6个月，而且可以比较完整地储藏其营养成分；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发明了无菌罐装技术（内地都称这种包装为“利乐包”），纸包装的牛奶更便于运输，更卫生，有利于保护牛奶不受光化作用，延长保质期。这些技术的应用造福了全人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知名牛奶生产企业帕马拉特（Parmalat）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的乳业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曹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欧盟的中高端技术并没有直接转让到中国，而是通过欧盟对华投资实现的。2008年我去了江苏太仓德国科技园考察，了解到那里的经营环境很好，生产效率也不低，但是德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没有转让给中国。

    江时学：当前中欧科技合作领域存在哪些问题？

    张敏：在欧盟对华技术转让与中国开放市场上存在不对称关系，欧盟对华高技术管制并没有放宽。

    赵俊杰：欧盟至今尚未松动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严重制约了中欧高新技术的合作力度。欧盟既想与中国加大科技合作力度，又担心中国会“剽窃”或侵犯其知识产权；既想在开放合作中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又害怕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超越欧洲。

    江时学：好，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