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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辅导:最有影响的两种欧洲一体化理论是什么?(赵晨)
作者:赵晨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更新时间:2011-08-10 00:59:27
    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影响最大的两种理论。

    新功能主义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理论的地位,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里奥·林德博格(Leon Lindberg)、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1]等代表学者都将一体化视为一个不断变化、自我强化的进程,认为一体化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一旦一体化启动,就会产生不断地自我强化的“滚雪球”效应,即“外溢”效应。

    这种“外溢”既包括“功能外溢”,即最初的政府间合作成果,比如50年代初实行煤钢联营,法德将煤钢产业置于一个共同机构的管理之下后,就自然产生了汇率、税收、薪金等其他问题上的共同管理问题;也包括“政治外溢”,象欧共体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和成员国内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次国家行为体施加额外的政治压力,推动一体化进一步前进。一体化符合他们的利益,久之,一体化会形成跨国结盟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局面。新功能主义具有很强的“专家治国论”倾向,认为超国家机构和个人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合作的开始阶段,技术官僚们达成共识,应当继续推进一体化,扩大一体化的范围,授予共同体机构更多的权力,鼓励各种社会团体行动,支持加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力度。国际机构的建立,也使得权力集中到超国家机构官员手里,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一体化进一步向前发展。”[2]

    在20世纪50、6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进展顺利的时候,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外溢”观点显得很有解释力,但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戴高乐上台后,1965年至1966年法国代表拒绝参加理事会会议,发生“空椅子危机”,都体现出成员国政府的主角地位。1966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提出民族国家远未“过时”,相反非常“顽强”,这一点在戴高乐的表态,英国、爱尔兰和丹麦1973年加入欧共体问题上都体现得很明显,成员国拒绝逐步向欧共体转让主权,而且欧共体决策最主要地也是成员国意愿的反应。[3]霍夫曼第一次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间主义。历史学家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也认为在欧盟的发展历史中,是成员国政府而非超国家组织起了核心作用,一体化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成员国政府的地位。[4]

    80年代,在德洛尔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期间,欧洲一体化焕发了活力,签署了“单一市场法令”,大步迈向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这时新功能主义声势再起,许多学者都认为德洛尔这样的“超国家企业家[5]”是一体化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6]90年代,针对新功能主义,莫劳夫奇克在霍夫曼和米尔沃德政府间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对新功能主义进行更为系统的批驳。他认为新功能主义的一点根本性错误,就是它把热情倾注在追踪一体化的内生演变力量(如不断增加的反馈力、计划外的结果、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等),它没有考虑一体化还存在很多的外部限制(如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制约以及委托授权等),实际上只有在这些外部条件作用之下,一体化才可能得以前进。[7]

    90年代,自由政府间主义继新功能主义之后,成为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理论[8]。自由政府间主义的提出者美国学者安德鲁·莫劳夫奇克不赞同新功能主义以超国家机构为根本行为体的观点,但却同意它经济因素是一体化主要动因的看法。斯坦利·霍夫曼和阿兰·米尔沃德提出的传统的政府间主义理论都可以归为现实主义范畴,他们认为各国政府有综合全面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决定了在各具体问题上(包括欧洲一体化)它们的偏好和态度,而且它们能够不受国内社会压力的影响,独立看待问题和追求目标的实现。[9]莫劳夫奇克则有不同意见,他将各国政府的一体化动机分为“地缘政治利益和观念”和“经济利益”两大类,运用史实力图证明对一体化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观念也经常发挥重要影响,但其作用只能排在第二位。

    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理性选择、集体行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政府间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国际制度的理性分析,再加上一些利益压力集团政治等国内自由主义内容,给出一个理性主义的三重组合框架。实际上这个三重框架也是三个阶段:即国家偏好形成阶段,国家间博弈阶段和选择国际制度的阶段。这个框架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国际双层博弈的结构,即首先是一国国内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得出在某一问题上该国的国家偏好,然后该国政府持此偏好,代表该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进行政府间博弈,博弈结果是相互间不对称依赖程度的体现,最后,为了巩固谈判成果,确保各方履行承诺,各国政府理性地选择将部分主权委托转让给超国家机构,或者是约定日后共同投票决定未来的执行事项,也即所谓的“汇集”(pool)。



[1] Ernst.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Leon 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no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2]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3.
[3]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s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95: 862-915.
[4] Alan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Methuen, 1992.
[5] 这里“企业家”指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
[6] 代表作为Wayne Sandholtz and John Zysman, “1992: 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 World Politics 42 (October 1989); Wayne Sandholtz, High-Tech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rkeley, 1992).
[7]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5.
[8] Helen Wallace, William Wallace and Mark A. Pollack (2005),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5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9.
[9]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Berthold Rittberger,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ssumptions and hypotheses”, in Jeremy Richardson (eds.): European Union: Power and Policy-Making, pp. 82, Lond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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