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的老前辈亨利·基辛格可能又一次说对了。今年6月中旬，这位1923年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的美国前国务卿在，纽约君悦酒店和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共进晚餐期间谈到了德国的国际角色。基辛格对比他小35岁的冯德莱恩说，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每过10年就增加一些，它的安全政治责任也随之增加：“德国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基辛格说，从长远看只参与外交斡旋和提供支票是不够的，未来柏林不能不参加全球的危机管理。虽然基辛格确实注意到德国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将承担这个责任，但这位91岁的老人也说，德国的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两个月后的今天，这个承诺得以兑现。8月20日，德国政府决定给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鉴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民兵胜利进军，冯德莱恩和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宣布了上述决定。他们说，如果库尔德人的防御战线崩溃了，那么伊拉克的整个国家制度将解体并最终引发中东的战争大火。施泰因迈尔说：“这样的灾难会直接影响到德国和欧洲。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但是，他们所做的决定也给联邦政府本身带来了尚难预计的后果。在柏林，各个党派都对此举的内政后果展开了激烈讨论。在世界上，迄今为止不愿充当霸权的德国，因为它展示出的新勇气而唤醒了从乌克兰到埃及等国对它的期望。现在，这些国家也希望得到德国的军备援助。
对于从大约60年前起就作为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的代表的基辛格来说，柏林决定扮演一种正在成长中的世界辅警的角色，是利益和价值导向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伊拉克影响到德国的利益，首先因为库尔德人是伊斯兰分子和北约盟友土耳其的外层防线之间的战争的最后缓冲。其次，德国公民也参与了这场冲突，在那里变得激进的圣战分子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回国并把他们的血腥做法带到德国境内。第三，这涉及人权，涉及保护该地区基督徒和亚齐迪人免遭种族屠杀的责任。
人们说此举打破了一个禁忌。无论如何这关系到一种模式转变。受到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行动中得到的经验的影响，过去10年里历届德国政府都奉行一种军事克制文化。它是弃权文化的核心。
但此决定在世界上的信号效果几乎还未被注意到。国际责任的新文化在世界上激起了新希望。例如，几个月以来就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军备去帮助打击该国东部亲俄分裂分子的乌克兰人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得到援助的为什么是库尔德人而不是我们？
周六访问基辅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该地区主要寄望于外交和经济制裁手段，而不是提供武器。默克尔的观点是，每种情况都应该分别对待，不存在自动生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