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身份迷惑与外交转型
作者：孙英杰
|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
| 更新时间：2020-04-08 16:19:00
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应该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并不是问题，从2009年欧债危机后，德国的身份问题变成了欧洲焦虑的问题。如果不是英国“脱欧”的话，“德国问题”会更加突出。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想想今天的欧洲，就像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一样，引信完好无损且功能正常，炸药依然危险。”罗伯特·卡根的比喻也是当下欧洲面临的潜在挑战。他曾经在《天堂与实力》中认为，欧洲在二战后已经大转型，朝着“永久和平”的方向发展。欧洲的和平化与德国国家身份的转型是分不开的。战后德国通过融入欧洲获得了新的国家身份，德国人成为了“经济动物”“出口机器”。卡根也感慨说，战后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势是一次大崩溃。德国通过确认自己是欧洲的德国而确立了身份，德国的外交由此实现了大转型。
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外交是一个国家身份的“外化”，也是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更是自我认同确认的过程。国家身份的转变是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力，身份界定利益，当一个国家权力结构以军事为主时，外交必然表现出比较强的进攻性色彩，扩张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反过来，当一个国家权力结构以经济为主，那么经济外交就成为对外战略的主流。
20世纪德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后半期的德国与上半期的德国几乎是两个德国，一个是军事化的德国，一个是和平主义的德国。回顾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到，德国的国家身份一直处于颠簸之中，德意志民族虽然比较古老，但成为国家则是新近的事情，尤其是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实现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德国的自我定位与欧洲国际体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开始，欧洲的均势体系就建立在一个分裂的德意志基础上。德国统一打破了欧洲持续数百年的平衡。
德国统一后，是不是要更进一步扩大版图呢？要知道，19世纪后半期是帝国主义时代，扩张领土是欧洲国家竞相追逐的事情。实现德国统一的首相俾斯麦深知德国扩张的限度，他要的是与欧洲和平相处，不谋求海外扩张，也不谋求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他曾说，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不值得德国浪费一名士兵的生命。“铁血宰相”在达到目标后，选择了节制，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为德国营造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发展环境，当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时，德国似乎耐住了寂寞。
直到俾斯麦被赶下台，德国的国家身份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调整，德国从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从1890年俾斯麦下台直到二战结束，德国的国家身份都没有得到确认，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欧洲的内战，进一步说是欧洲国际体系应对一个不断崛起的德国的问题。“德国问题”成为欧洲的梦魇，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中的“欧洲时代”也结束了。而德国呢？分区占领后，统一的德国又被分裂了。
联邦德国面对的不仅是被分裂的德国，也是国家的重建。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德国既有的崛起之路是行不通的，德国必须解决国家身份的问题，必须重新确立自己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德国是欧洲的德国，还是欧洲是德国的欧洲。在分区占领以及冷战的背景下，德国只有融入欧洲才能获得新生。在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看来，西德的货币改革是联邦德国获得新生的开始，也因为货币改革，东西德在经济上被分裂，西德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阵营中，马歇尔计划与货币改革共同促成了德国身份和自我意识的转变，那就是要发展经济。明克勒认为，货币改革就是德国的国家神话。
经济发展成为德国人的信仰，也是德国重获自信的最主要途径。战略、外交、防务不再是国家的主基调，通过北约和欧洲一体化，德国从欧洲舞台上淡出了，客观地说，德国成为了“幕后强国”。战后70年，德国国家身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和定型，德国是欧洲的德国，只有如此，才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再次统一，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德国依然坚持此前的国家身份和发展战略，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家艾利森说，“在冷战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尽管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良性的。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欧债危机后，德国的实力与欧洲的颓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如同一头难以掩饰实力的大象一样。在欧元区的危机中，德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转化为外交的强制力，也因此，希腊人将默克尔视为敌人。对于德国来说，将欧洲舞台“让出去”70年后，不得不再次面对欧洲与德国关系的问题了。这一个问题从现代德国诞生之际就一直存在，这也是德国外交转型的核心命题所在。
十字路口上的外交转型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德国问题”解决了。明克勒认为，欧洲邻国经过一阵观察和迟疑，开始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个新的形象：德国人又来了，不过不再是身着军装、头戴钢盔的侵略者，而是穿着泳装、手握钞票的度假者。外国人对德国人的新认识，印证了联邦德国建国神话的核心和本质。德国人也由此更加相信自己的“神话”了。“神话”并不是虚假的，因为它是构建一个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必备条件。现在来看，“德国问题”只是被掩盖起来了，这里既有德国人的自我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约束和规制德国的多边体系——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的存在。过去运行了70年的制度似乎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德国不得不再次面对“德国问题”。
第一，战后德国的经济神话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欧债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可以说战后德国的信仰就是马克，一方面新马克让德国解决了通胀痼疾，恰恰是通胀让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主义的轨道，对历史反思得越深刻，德国人对马克越依赖。在两德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成本或代价就是放弃了马克而接受了欧元。当时德国总理科尔就提出，马克是德国人的信仰。欧元是马克的翻版，而欧洲银行则是德国中央银行的化身。欧债危机其实不是经济或货币危机，而是财政危机，没有实现政治整合以及必要的财政转移，单一货币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德国在欧债危机期间奉行的紧缩政策遭到了欧元区国家的抵制，日耳曼的欧洲与拉丁欧洲之间的对抗与分野出现了。
第二，德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德国增长模式可能走到了尽头，虽然加上了比较含蓄的“可能”，也说明法德之间的合作模式走向了终结，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主要扮演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德国人的技术创新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货币的执着，德国央行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货币稳定）让德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尤其是欧元区成立后，德国出口一路高歌，在欧元区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德国生产，南欧消费，德国赚取巨额贸易盈余，这样的模式也是欧洲经济乃至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三，欧洲一体化到了一个瓶颈期，随着德国崛起，融入欧洲与欧洲扩大相伴随，然而，英国“脱欧”代表着欧盟不可能无限扩大，相反，它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巴纳特就认为，英国“脱欧”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英国人对昔日大英帝国荣光的怀念。欧盟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德国必须直面自己在欧盟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强势德国总是会引发人们对德国历史的回忆，德国在反思历史，但并没有接受历史，也没有真正与历史和解。
第四，战后欧洲一体化基本的安全框架遇到了挑战，那就是大西洋共同体的裂痕空前扩大，《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说，美国和德国到底还是不是盟友。美德之间的争论体现在默克尔和特朗普之间糟糕的私人关系上，但这只是美德关系的一个缩影，更大的裂痕在于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合作基石在松动。一方面美国不断要求德国提高防务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对德国推动的欧洲防务合作又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是严词警告。2018年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25个签署了“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逐步推动欧洲防务合作，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给欧盟外交代表莫盖里尼的信中认为，这是在转移北约的资源，并会带来北约和欧盟之间不必要的竞争。
第五，法德轴心结构面临着欧盟“去中心化”的挑战。首先是马克龙与默克尔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另外，英国“脱欧”后，欧盟的权力结构必然将重新调整，最近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席位增加，同时西班牙的地位在提升，西班牙首相与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提出了关于欧盟发展的构想，英、法、德、意、西以及强势的东欧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
德国再一次到了重新认知和定位国家身份的时候了，外交不再是德国发展战略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是引领德国实现国家身份转型的牵引力量。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2003/t20200318_5102746.html
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外交是一个国家身份的“外化”，也是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更是自我认同确认的过程。国家身份的转变是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力，身份界定利益，当一个国家权力结构以军事为主时，外交必然表现出比较强的进攻性色彩，扩张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反过来，当一个国家权力结构以经济为主，那么经济外交就成为对外战略的主流。
20世纪德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后半期的德国与上半期的德国几乎是两个德国，一个是军事化的德国，一个是和平主义的德国。回顾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到，德国的国家身份一直处于颠簸之中，德意志民族虽然比较古老，但成为国家则是新近的事情，尤其是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实现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德国的自我定位与欧洲国际体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开始，欧洲的均势体系就建立在一个分裂的德意志基础上。德国统一打破了欧洲持续数百年的平衡。
德国统一后，是不是要更进一步扩大版图呢？要知道，19世纪后半期是帝国主义时代，扩张领土是欧洲国家竞相追逐的事情。实现德国统一的首相俾斯麦深知德国扩张的限度，他要的是与欧洲和平相处，不谋求海外扩张，也不谋求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他曾说，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不值得德国浪费一名士兵的生命。“铁血宰相”在达到目标后，选择了节制，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为德国营造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发展环境，当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时，德国似乎耐住了寂寞。
直到俾斯麦被赶下台，德国的国家身份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调整，德国从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从1890年俾斯麦下台直到二战结束，德国的国家身份都没有得到确认，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欧洲的内战，进一步说是欧洲国际体系应对一个不断崛起的德国的问题。“德国问题”成为欧洲的梦魇，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中的“欧洲时代”也结束了。而德国呢？分区占领后，统一的德国又被分裂了。
联邦德国面对的不仅是被分裂的德国，也是国家的重建。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德国既有的崛起之路是行不通的，德国必须解决国家身份的问题，必须重新确立自己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德国是欧洲的德国，还是欧洲是德国的欧洲。在分区占领以及冷战的背景下，德国只有融入欧洲才能获得新生。在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看来，西德的货币改革是联邦德国获得新生的开始，也因为货币改革，东西德在经济上被分裂，西德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阵营中，马歇尔计划与货币改革共同促成了德国身份和自我意识的转变，那就是要发展经济。明克勒认为，货币改革就是德国的国家神话。
经济发展成为德国人的信仰，也是德国重获自信的最主要途径。战略、外交、防务不再是国家的主基调，通过北约和欧洲一体化，德国从欧洲舞台上淡出了，客观地说，德国成为了“幕后强国”。战后70年，德国国家身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和定型，德国是欧洲的德国，只有如此，才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再次统一，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德国依然坚持此前的国家身份和发展战略，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家艾利森说，“在冷战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尽管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良性的。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欧债危机后，德国的实力与欧洲的颓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如同一头难以掩饰实力的大象一样。在欧元区的危机中，德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转化为外交的强制力，也因此，希腊人将默克尔视为敌人。对于德国来说，将欧洲舞台“让出去”70年后，不得不再次面对欧洲与德国关系的问题了。这一个问题从现代德国诞生之际就一直存在，这也是德国外交转型的核心命题所在。
十字路口上的外交转型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德国问题”解决了。明克勒认为，欧洲邻国经过一阵观察和迟疑，开始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个新的形象：德国人又来了，不过不再是身着军装、头戴钢盔的侵略者，而是穿着泳装、手握钞票的度假者。外国人对德国人的新认识，印证了联邦德国建国神话的核心和本质。德国人也由此更加相信自己的“神话”了。“神话”并不是虚假的，因为它是构建一个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必备条件。现在来看，“德国问题”只是被掩盖起来了，这里既有德国人的自我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约束和规制德国的多边体系——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的存在。过去运行了70年的制度似乎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德国不得不再次面对“德国问题”。
第一，战后德国的经济神话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欧债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可以说战后德国的信仰就是马克，一方面新马克让德国解决了通胀痼疾，恰恰是通胀让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主义的轨道，对历史反思得越深刻，德国人对马克越依赖。在两德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成本或代价就是放弃了马克而接受了欧元。当时德国总理科尔就提出，马克是德国人的信仰。欧元是马克的翻版，而欧洲银行则是德国中央银行的化身。欧债危机其实不是经济或货币危机，而是财政危机，没有实现政治整合以及必要的财政转移，单一货币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德国在欧债危机期间奉行的紧缩政策遭到了欧元区国家的抵制，日耳曼的欧洲与拉丁欧洲之间的对抗与分野出现了。
第二，德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德国增长模式可能走到了尽头，虽然加上了比较含蓄的“可能”，也说明法德之间的合作模式走向了终结，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主要扮演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德国人的技术创新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货币的执着，德国央行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货币稳定）让德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尤其是欧元区成立后，德国出口一路高歌，在欧元区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德国生产，南欧消费，德国赚取巨额贸易盈余，这样的模式也是欧洲经济乃至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三，欧洲一体化到了一个瓶颈期，随着德国崛起，融入欧洲与欧洲扩大相伴随，然而，英国“脱欧”代表着欧盟不可能无限扩大，相反，它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巴纳特就认为，英国“脱欧”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英国人对昔日大英帝国荣光的怀念。欧盟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德国必须直面自己在欧盟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强势德国总是会引发人们对德国历史的回忆，德国在反思历史，但并没有接受历史，也没有真正与历史和解。
第四，战后欧洲一体化基本的安全框架遇到了挑战，那就是大西洋共同体的裂痕空前扩大，《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说，美国和德国到底还是不是盟友。美德之间的争论体现在默克尔和特朗普之间糟糕的私人关系上，但这只是美德关系的一个缩影，更大的裂痕在于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合作基石在松动。一方面美国不断要求德国提高防务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对德国推动的欧洲防务合作又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是严词警告。2018年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25个签署了“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逐步推动欧洲防务合作，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给欧盟外交代表莫盖里尼的信中认为，这是在转移北约的资源，并会带来北约和欧盟之间不必要的竞争。
第五，法德轴心结构面临着欧盟“去中心化”的挑战。首先是马克龙与默克尔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另外，英国“脱欧”后，欧盟的权力结构必然将重新调整，最近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席位增加，同时西班牙的地位在提升，西班牙首相与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提出了关于欧盟发展的构想，英、法、德、意、西以及强势的东欧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
德国再一次到了重新认知和定位国家身份的时候了，外交不再是德国发展战略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是引领德国实现国家身份转型的牵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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