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3日来源：人民日报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都加速了国际权力转移的进程，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的传统影响力遇到新的挑战。英国政府将确保大国地位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的霸权衰落后，时至今日，英国国内围绕究竟是一个大国还是中等力量国家的争论仍未平息
英国，西方近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之后经历了20世纪的霸权衰落。二战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英国失去了帝国地位，但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围绕“英国是怎样的力量”，是“大国还是中等力量国家”，是“全球力量还是地区力量”争论不休。
政府将确保大国地位作为重要战略目标，认为英国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将更多由器物层面向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制度和思想层面转移
2010年上台执政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应对经济困境的同时，将确保英国大国地位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界定了英国实现全球大国目标可以借重的资源，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英美特殊关系、欧盟大国地位、强大的军事力量等。
联合政府执政后不久，外交大臣黑格即表示，英国不能接受“中等工业化国家”或“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力量”的定位。2010年发布的《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中，英国政府虽对防务预算有所削减，但强调承担全球责任、发挥全球影响是其始终恪守的承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2年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应寻求维持其大国地位。
然而，批评者则认为，英国大国定位存在雄心与实力、宣传辞令与实际政策不匹配的问题，英国从国际体系的主动塑造者转向被动适应者已在所难免。
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英国关于当前所处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主流观点认为，面对这种复杂性需要改变以物质资源界定国家力量的思维定势，英国在软实力、全球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其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将更多从器物层面向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制度和思想层面转移，如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构建，争夺国际话语权，突出在国际金融、政治与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同时，英国更加注重在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创意文化产业等领域形成比较优势。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自居，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成为英国利益和国际影响力的要素，伦敦和纽约并称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外，相关研究显示，英语、教育和文化成为支撑英国在海外声誉的三个首要因素。
劳动力、领土、资本等物质因素与思想、政策、核心原则等制度因素，哪些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政策与经济发展是否匹配是其中关键。英国物质资源制约其国家力量发展是不争事实，如何避免其内外政策安排和经济发展失衡，发挥思想、政策的最大化效应，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英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发挥。
英美、英欧关系的延续与变革是其传统对外战略支点，要“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努力在主要力量间纵横捭阖
长期以来，英美特殊关系和对欧政策是英国对外战略的支点，历届政府都面临如何处理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间关系的艰难选择。
1948年丘吉尔提出由英帝国和英联邦、英美等国组成的英语世界及联合起来的欧洲构成的“三环外交”原则，这成为英国应对战后衰落和保持大国地位的重要外交方针。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美苏争霸格局的形成和殖民体系的瓦解，英美关系和英欧关系在英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英国意识到维持与美同等大国地位已不可能，于是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历史上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一方面被迫修正对欧陆国家的均势外交传统，希望通过参与欧洲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冷战时期，英国出于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和建立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美关系，甘于接受美国领导。而在对欧关系中，尽管英国被称为“半心半意”的伙伴，不断制造麻烦，但与欧盟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英国脱离欧洲单独发挥大国作用的难度加大。冷战结束后，英国大国战略再次面临调整。1997年后布莱尔政府通过提出扮演“欧美之间桥梁”角色的国际定位，试图调和这一矛盾。该政策虽在科索沃危机、阿富汗战争中起到作用，但也因伊拉克战争而备受争议。正如有分析指出，英国外交实用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同时努力在主要力量间纵横捭阖，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影响力。
近期英国干预主义传统的变化以及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都对英美特殊关系提出了新挑战。考虑到英国有限的经济和军事资源，道德外交一直是英国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索沃危机期间，布莱尔使用了“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现任首相卡梅伦在利比亚问题上仍延续了这一传统。然而2013年8月，卡梅伦军事干预叙利亚提案遭英议会否决，加之俄罗斯成功斡旋，西方国家军事打击计划搁浅。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英国积极采取干预立场彰显大国地位的努力受挫，无条件扮演美国最坚定盟友的角色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如何处理与欧盟关系，是当前英国对外政策面临的另一现实挑战。过去十几年中，英国虽未扮演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主动推动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法德英三国共识取代法德轴心的新体制，成为影响欧盟一体化走向的重要力量。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一些欧盟成员国认为继续深化一体化是走出危机的途径，但危机的倒逼效应在英国产生了相反效果。2013年1月，卡梅伦发表关于英国在欧盟中地位的讲话，承诺保守党如赢得下次大选，将在2017年前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使多年来英国疑欧论者脱离欧盟的设想变为现实政治议题。2014年3月，卡梅伦再次提出未来对欧谈判的7点要求。纵观卡梅伦政府的对欧政策，其真实意图并非放弃欧盟这一可资借重的重要战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退为进，希望能根据自身的欧洲观影响、塑造欧盟未来走向。
外交被赋予帮助英国实现经济繁荣的工具职能，新兴市场国家在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提升经济竞争力
现任联合政府在重视英美、英欧关系的同时，开始淡化布莱尔时期充当“欧美之间桥梁”的定位，承接充当“全球性枢纽”的想法，进一步提出了内涵更为广泛的“努力适应日趋网络化的世界，发挥全球影响”的国际战略定位，即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世界中，针对各种挑战具备更迅速反应能力，与世界主要力量加强双边合作，尤其注重发展与亚洲、拉美和非洲经济体的关系。
在外交理念上，联合政府延续了现实主义和“务实外交”传统，将英国国家利益明确界定在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层面，进而将推动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作为外交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英国外交也被赋予帮助其走出衰退的工具职能。2010年以来，卡梅伦和黑格多次提出实行“新重商主义”，采取积极姿态准备分享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带来的商机，同时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提升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英国政府外交机制建设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英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2010年以来，卡梅伦已访问金砖五国和土耳其、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每次出访，携由内阁成员和商界领袖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都将促进共同增长作为双边关系发展重点，将促进英国商业利益列为核心议题。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新兴市场国家委员会”成为三个常设委员会之一。在实施紧缩政策、裁减驻欧外交官人数背景下，英外交部仍提出，到2015年将向亚洲、拉美和非洲22个新兴市场国家增派300多名外交官，其中向中国增派60人，向印度增派30人。作为传统贸易大国，英国积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贸易便利化，为本国企业寻求机会。
与此同时，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英国积极利用自身创新能力和软实力资源，与新兴市场国家在教育、科学、文化等多领域开展合作，人文交流发展迅速。
无论是在自身发展还是对外关系上，英国维护大国地位的努力都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写道：几乎所有的中等强国都无法回避一个难题，即如何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即自己是谁、战略重点如何、怎样实现战略目标的问题。对英国而言，这一命题尤为关键。
当前，英国维护大国地位的努力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2013年以来，英国经济出现温和复苏，甚至有分析认为到2030年英国将超越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欧美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启动和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欧美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接近为英国外交创造了更大的腾挪空间。与此同时，英国经济本轮复苏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和房产价格反弹等因素的痼疾并未根本改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也意味着英国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此外，将于2014年9月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决和保守党提议的2017年退欧公决对联合王国的未来以及英欧关系的发展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英国能否继续纵横捭阖，超越自身物质条件的限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作者 王展鹏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