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以钞票为主要形式的政党经费既是政党生存、发展和发挥政治功能的物质保障，也是政党争取权力的重要工具，还是社会个体和组织政治参与的重要媒介。选票则是选举政治中政党竞取权力的唯一合法性资源，政党合法参与权力、执掌权力、扩大权力，都必须以量化的选票为依据。
对于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政党而言，钞票和选票这“两票”中所蕴含的金钱政治和选举政治逻辑无法抗拒，只能适应和迎合。英国工党百年政坛沉浮中的三次重大治理取向调整都源于这种适应和迎合。
去利益集团化的调整
英国工党脱胎于1900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它是工会这个利益集团走出工联主义的政治成果，工会领导人最初的设想就是“把劳工运动联合为一股政治势力，它不从属于现存的任何政党，而且也将成为正在兴起的工会主义者及其他劳工解放事业的表率，以帮助他们在政治领域内协调行动”。1900年大选工会成功把2名劳工议员送进议会，但他们作为工会的政治代表所起的作用只有象征意义。直到1906年大选，劳工代表委员会获得了29个席位，在议会形成自己的党团，即工党，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才初具实际意义。
此时的工党从名称、成员、选票、经费到纲领都是工会供给的，工党作为工会这个利益集团政治之手的延伸，完全依附于工会并忠实地执行工会的政治代表职能。然而，利益集团政治的局限性在1910年两次大选中暴露无遗，院外工党成员数量的大增并未完全反映到工党议席增长上，不仅如此，议席数还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工党议席由42席降到37席。这一结果不论归因于英国选举制度门槛仍然过高，还是归咎于自由党联盟热情减退，都无法掩盖工党与单一利益集团结盟的弊端，工党需要改变来获取更多的“两票”，扩大政治影响。
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工党通过新党章、党纲，明确提出要实现基础工业公有制，通过费边社的渐进方式结束资本主义，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工党在治理取向上的调整虽然仍以工会利益为核心，但跳出了单一利益集团政治的窠臼，走上了以阶级为基础有目标、有纲领、有政策的群众型政党道路。从工会到工人阶级，工党在保证基本盘的基础上，努力扩大自己的“两票”源，幸运的是，工党的这些努力又恰逢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之际，努力的成果于是被改革成倍地放大了。
1918年英国新颁布的《人民代表法》把选举权进一步向中下层民众开放，这项改革使选民人数由800万猛增到2100万，占人口的75%，这其中大部分是倾向于工党的工人阶级选民；1928年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又实现了男女选举权平等，改革实际上把女性选举权完全放开了，这又为工党带来了大量女性工人选民；1949年通过的《人民代表法》废除了双席选区和大学选区，全面实行单选区制和赢者通吃规则，这项改革对已经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工党同样比较有利。
持续的治理取向调整和三次选举改革使工党的“两票”资源空前增加，工党借此完成数个跨越发展。1922年大选工党得票率超过自由党成为“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开始扮演影子政府的角色。1923年大选工党打破保守、自由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首次赢得执政机会，开始跻身于英国主流政党行列。虽然1931年工党遭受麦克唐纳辞职事件的挫折，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并在1935年大选中赢得了37.9%的选票。1945年，工党更凭借着持续的治理取向调整成果——国有化、凯恩斯的宏观调控、贝弗里奇福利国家等政策，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组建工党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多数派政府。工党正是从那时开始才正式成为英国的执政党之一。
去阶级化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在逐渐改变，两大阶级主体结构不断解体，以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企业白领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开始崛起，政党所需要的“两票”也越来越多地向中间阶层集中，中间化成为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欧洲大陆上，社会民主党是时已经开始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政策纲领等方面与工人阶级解盟脱套，从阶级党转向人民党。去阶级化向中间靠拢成为欧洲政党的一种主流趋势。
中间化趋势和政党学习使英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罕见的两党“共识政治”，但这给工党带来多重政治压力：一是议题引领能力下降，保守党吸纳了工党的宏观调控、福利国家等方面议题之后，工党的新议题供给明显乏力，在竞选纲领中鲜有1945年那种大刀阔斧和意气风发的魄力，在国有化方面也未提出更多创见；二是选民政治忠诚下降，“共识政治”大幅弥合了两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异，也让选民选择的结果不再像过去一样泾渭分明，投票流动性增强，工党传统选民流失严重；三是党员数量减少，两党议题同质化，党员对工党的政党认同在下降，入党积极性减低。
在这种情势下，工党试图用去阶级化的调整来回应压力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关于共同所有权的条款，实行混合经济，放弃国有化目标并将之视为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盖茨克尔积极去阶级化构建跨阶级工党的努力遭到党内和工会传统力量的强烈反对而归于失败，党章第四条遂即成为党内改革者的高压线。但此后的工党领袖威尔逊则巧妙地淡化国有化目标，隐秘地进行夸阶级尝试，他高举现代化大旗将工党治理取向引向社会财富再分配和普遍福利制度上，这一举措为工党吸引了很多中间选民，也为工党重新赢回了政权。
然而，工党去阶级化的调整远非一帆风顺，在1979年和1983年大选中工党左倾回潮，导致连续失败，但从更深层次上讲，1979年和1983年大选失败是工党在处理金钱政治与选举政治、公共利益和阶级利益关系的失败。从1964年到1987年，英国体力劳动者比重已从51%下降到36%，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和财富额都在不断下降，即“两票”资源都在减少，而社会中间阶层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控制着社会财富一半以上。但此时工党经费的98%左右仍来自工会，这一经费构成决定了工党跨阶级争取选票的治理取向调整不可能走得过远，阶级党的标签也难以长久地赢得中间阶层的“两票”，在大选中失败是必然的。
1979年和1983年大选失败的价值在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工党去阶级化的调整的决心：从金诺克到史密斯，工党从实质上完成了党章第四条的修改；降低对工会对工党领袖的投票权重；减少对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两票”依赖；发展个人党员，向企业界募捐。这一去阶级化的调整为工党争取了更广泛的“两票”资源，并为工党走“第三条道路”奠定了基础。
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连续四次大选失败的工党在布莱尔的带领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工党开始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边界，用“新第四条”取代老党章第四条，努力打造跨阶级的选举型全民党，在治理取向上肯定混合经济、市场、竞争及私营经济的作用，削弱国家对社会的直接干预，控制福利支出，建设社会投资国家。
同时，工党还进一步减少工会在党内的投票权比例，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积极吸纳社会捐赠，向工商企业界靠拢等。
这一系列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或者说以选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举措，为工党赢得了大量的“两票”资源。由于降低个人党员入党门槛，个人党员从1993年的31万增加到1997年的40.5万，3年就增加了30%。在欧洲主流政党人数普遍下降的情势下，英国工党人数强势反弹，成为“主流政党中仅有的例外”。在个人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工党还大幅提高了个人党员党费缴纳数额，这样就同时增加了工党“两票”。再加上工党积极向社会募捐，进入新世纪，工党的党费和社会捐赠已远远超过了工会捐赠。凭借着“第三条道路”聚集的“两票”资源，工党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直到2010年被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竞选联盟击败为止。
工党失败固然有选民审美疲劳、政治钟摆效应以及工党内政外交政策失误等方面的原因，但政党过度中间化造成核心选民疏离，传统“两票”大幅流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工党过度中间化已经造成与自由民主党“两票”源相当部分重叠。对在野的工党而言，未来的选择或继续中间化与自由民主党争夺中间选民，或向左翼适度回归收拢传统选民，抑或兼而有之。
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5-01/12/c_11139633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