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葛兰西等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和思想奠基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开始分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分支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某些特定学科和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性改造和结构性“重建”的理论产物。1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是以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列宁主义的分析阐释为理论基点的,从实践上来说,其诞生源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产生的深刻革命性影响。因此,如何看待列宁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哲学以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不同分析及所得出的不同结论,直接反映出他们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 对于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不同评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欧洲和亚非拉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和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评判并不一致,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十月革命爆发后,卢卡奇怀着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这一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使我们“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2。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伟大的历史变革决非简单地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机械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虽然能够创造客观的革命形势,但是绝对并不随之以必然的关联也同时创造出切实地在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中,必须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3。卢卡奇对于革命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强调,对于其中主客观因素作用的辩证分析都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然,卢卡奇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在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实际上他更强调其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与其坚守的主体性哲学立场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卢卡奇的分析不仅没有显失客观公正性,而且就其打破了第二国际理论家那种僵化的分析模式而言,具有更多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与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这一伟大历史创举。十月革命爆发后,葛兰西很快在意大利《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冲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公式,但布尔什维克只是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并没有抛弃它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4葛 兰西进一步指出,残酷的世界大战唤醒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使其意识到,不应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于是,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创造历史的巨大主动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葛兰西的分析总体上是正确的,他同样强调了革命进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但他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论述扩大为一种普遍公式,显然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晚年曾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谈到,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各国,而不适用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在这里实际上是想突出十月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的突破性意义,而非真正想表达这一革命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需要认清。
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不仅肯定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从辩证法的角度采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多重社会历史原因。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经验证明,一般矛盾(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这里的一般矛盾已经是特殊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本身却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谈不上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为了使一般矛盾能够积极地活动起来并成为革命爆发的起因,必须有一系列‘环境’和‘潮流’”5,这 种“环境”和“潮流”有的属于生产关系,有的属于上层建筑,有的则属于国际环境方面的因素。它们共同汇合成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十月革命正是在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链条上最终爆发并取得胜利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革命的发生是多种矛盾共同促成的,“一般矛盾”不可能单独起作用,但阿尔都塞在阐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使用了“多元决定”的概念,这种表述容易引起一定的理论误解,似乎经济的因素与其他社会历史因素在推动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经济的因素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只是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当其他某些因素的作用骤然凸显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则相对下降,甚至以一种隐性的形式退居幕后而发挥作用。总体来看,阿尔都塞对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原因的分析是较为客观和透彻的。他看到了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多种矛盾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与恩格斯的“历史的合力”的思想接近,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历史合理性。
(二)十月革命是列宁政治逻辑强力推进的结果
弗洛姆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像前几位理论家那样,弗洛姆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列宁将自身政治逻辑强加于历史的结果。他指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工业上还是欧洲所有强国中最落后的,它正在脱离半封建状态。沙皇主义制度的突然崩溃造成一个真空状态,因此列宁在把唯一有可能填补这一真空状态的力量——国民议会解散以后,就希望能够从半封建阶段直接跳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阶段。然而,列宁的政策并不是时势的产物,而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结论”6。弗洛姆这样就把十月革命解释成列宁依据自身设定的政治逻辑、利用政治手段强力推进的结果,从而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显然,弗洛姆的论断严重欠缺科学性。革命不是人为能够制造的,革命发生和发展都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本人都曾明确强调过,他们因此而反对那种依靠一小撮人来制造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路线。与此同时,弗洛姆还指责列宁不相信群众的自发运动,认为这是对人的不信任,并进而指出,“正是因为缺乏对人的信任,列宁的思想才同反自由主义的和教权主义的观点有一致之处”7。弗洛姆的此番论述为列宁和列宁主义钉上了反人道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认为群众只有充分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才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从而推动革命走向胜利。这恰恰是出于对人民的信任,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进步,而弗洛姆则抽象地谈论“人”,谈论抽象的“人”,这在现实的历史运动面前是毫无解释力的,因为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说教根本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而也无法推动历史的进步。除了弗洛姆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麦克莱伦也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只是他们的观点表述得相对隐晦。他们认为,列宁的立场直到革命爆发前还反反复复、犹豫不定,即便革命爆发后,列宁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的判定也显得模棱两可。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只要翻一翻列宁在大战爆发后尤其是1917年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就能看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前,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推进,列宁的这一态度和立场愈发强烈和坚定,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复犹豫”之说,这只能说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做到贯通地理解列宁的思想,没有把握住其思想的本意,抑或这只是他们否定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托词。
二 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的不同评价
列宁主义哲学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有人积极肯定列宁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价值,也有人极力否认这一点,认为列宁主义哲学是肤浅的、粗陋的,甚至认为它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不具有深刻的哲学性等等。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的不同评价同样反映了西方马克主义理论家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的理论价值
作为列宁主义的积极捍卫者,卢卡奇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1929～1931年,卢卡奇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工作,“近水楼台”的优势使他较早看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受这两部著作的影响,卢卡奇深入研究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从而“从政治上的列宁主义跨向哲学上的列宁主义”8。在卢卡奇看来,“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弄成浅薄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他也使这一方法本身继续发展、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成熟”9。卢卡奇对列宁主义哲学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之所以对列宁主义哲学有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深厚的内在情结。而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研究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使卢卡奇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但卢卡奇对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没有因这种“共鸣”而失去应有的客观性,这是后来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缺少的东西。与卢卡奇一样,阿尔都塞也高度评价了列宁主义哲学,所不同的是,他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主要分析对象,认为这部著作是“列宁的伟大‘哲学’著作”。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批判了当时法国的学院派哲学家对列宁哲学所抱有的偏见。他认为,学院派哲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对列宁哲学多有贬低,或者“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如果他们打算阅读列宁的著作(他们总有一天必须这样做),他们就都会承认,列宁的哲学论点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粗浅。”10阿尔都塞认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科学回答了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哲学的功能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从而深化了哲学的实践功能。阿尔都塞看到了列宁主义哲学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并由此肯定了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阿尔都塞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哲学的评价是中肯而科学的。列宁主义是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它在这三方面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与上述两位理论家相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柯尔施却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列宁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柯尔施原本并不反对列宁主义,甚至在其思想活动的早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然而,1923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出版后,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遭到共产国际的强烈批判,他也由此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再版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补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部分)的部分内容反映出柯尔施强烈的反列宁主义立场。柯尔施贬低了列宁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认为列宁“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11。这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突破口,此后的许多理论家都沿着这一思路批判列宁主义哲学,如萨特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看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批判之前的、康德之前的和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12,梅洛-庞蒂也认为,列宁的认识论“不但回到了不及青年马克思,而且也不及黑格尔的地步”,并指出“哲学上的列宁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13,是一种“战术”。这就贬低甚至完全否定了列宁哲学的理论价值,是极不公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18世纪旧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清算基础上诞生的。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4,而这一问题,在列宁所处的时代仍是不同哲学派别争论的根本问题。因此,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对唯物辩证法的捍卫与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但列宁不仅并未停留于此,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从而也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理论家没有深入研究和真正理解列宁主义哲学就对其大加批判,甚至是完全否定,欠缺应有的理论严肃性,也充分暴露了其理论上的“傲慢与偏见”。
(二)关于哲学的党性和意识形态性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哲学是有党性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诟病,而奠定这一基础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尔施。柯尔施批判了列宁主义哲学的所谓“非哲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认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因为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15。不仅如此,柯尔施还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对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了一种权威式“统治”,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专政”。因此,他强烈反对列宁提出的哲学具有党性的观点。麦克莱伦沿着柯尔施开辟的这一理论思路批判了列宁主义哲学。他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贬低了其理论价值。在麦克莱伦看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16。柯尔施和麦克莱伦的观点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没有看到列宁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们根本否认哲学具有党性和意识形态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深刻的理论性与所谓党性是相矛盾的。众所周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是列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哲学理论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列宁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如能动的反映论、辩证的真理论和实践论等。列宁撰写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且首先是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目的。列宁所强调的哲学的党性问题,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有哲学批判中一直贯穿着的但未明确系统地论述的问题。即便马赫主义者声称自身无党性,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他们都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17。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反对列宁关于哲学具有党性的观点。阿尔都塞就完全认同列宁的这一观点并进而指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18。“任何哲学都展现阶级立场,与一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列宁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学说揭示了哲学的本质,是列宁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19。虽然哲学的本质能否规定为党性和阶级性仍有待进一步分析,但党性与阶级性无疑是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阿尔都塞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列宁和列宁主义哲学辩护,在相当程度上捍卫了列宁主义的尊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 对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关系的不同界说
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列宁主义为斯大林主义奠定了专制主义的基础,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也有一部分理论家主张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则是束缚于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列宁主义就应反对斯大林主义。
(一)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一脉相承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虽然对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作了一定区分,但这种区分是为了更进一步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20。他认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及其后来所作的推论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沿着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马尔库塞将从列宁主义发展到斯大林主义的过程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21。由 此可见,在马尔库塞看来,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是有限的,而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则是更为主要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规定了基本方向,而后者则是前者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与马尔库塞相比,弗洛姆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否定则更加彻底,甚至将这种否定一直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就蕴含着集权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列宁的发展到斯大林那里达到了顶峰。他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过高估计政治法律的因素,幼稚的乐观主义以及中央集权主义的倾向”“导致了由列宁发端的对社会主义的毁 灭”22。在 弗洛姆看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力关注,完全忽视了人的需要,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的。他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即一种精神健全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对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模式种种弊端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不能对斯大林主义全盘否定,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它们并不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弗洛姆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等于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所寄希望的一种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靠抽象人性论和道德主义能够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二)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本质区别
基于对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以及列宁主义哲学理论价值的肯定,卢卡奇理性地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支持列宁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有两个方面:创造性的方面,是列宁主义,衰落的、宗派的方面,是斯大林主义”23。卢卡奇认为,列宁主义的本质是灵活性和对事实的开放性,因此列宁主义不是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高度集中和专制不是继承了列宁主义,而正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因此,赞成列宁主义就必定反对斯大林主义。基于此,卢卡奇提出:“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24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醒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继承和研究(后面我们将作详细论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面对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积极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和见解是客观而独到的。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等同视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原因,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他指出,列宁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比如在革命问题上,列宁认为“革命不能被输出到国外并且用刺刀强加给别人,而斯大林在东欧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25。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与此同时,苏联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观点是斯大林而非列宁提出的,如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斯大林之前没有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这是可行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是可能的,但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不可能的。这样,伊格尔顿就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伊格尔顿还认为,斯大林主义并非苏联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指出,“苏联成立之初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因此其政府采取某种程度的独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实行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主义”,终归说来,斯大林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26。然而,并不像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否定斯大林主义进而否定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认为,“斯大林主义不仅没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27。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有生命力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伊格尔顿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评判称得上是客观而独到的。他的客观分析对于清除西方理论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批判在大众思想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理论地位总体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贬抑。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西方学者眼中,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初所设定的路线,已经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之列;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使列宁主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牵累乃至被污名化。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频发,东西方学者普遍将目光再次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们力图“回到马克思”,重新“发现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真理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思考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思考人类的未来仍离不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其中更多的人还只是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对于列宁主义则少有提及或尽量回避,甚至有意将其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哪怕是那些在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和国家也存在这样的理论倾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为列宁主义“辩护”,为列宁主义“正名”。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系列理论的总体,列宁作为其后继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偏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否定列宁主义,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无法辩证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历程。他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历史命运的考察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和回答“俄国问题”时曾多次强调过。换句话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只是适用于西欧社会,至于东方国家,他们认为,由于其社会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而完全可能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俄国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力图找到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可能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历史的先知,他们无法预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他们的理论,进而指导新的实践,列宁亦是如此。摆在列宁面前的俄国现实和世界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情况,列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思想为依据,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领导俄国人民选择了一条适合俄国发展且痛苦最少的道路,那就是在当时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从而使俄国人民摆脱了深重的苦难,挽救了俄国革命的成果,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坚定地指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清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我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则是要理清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必须客观承认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明确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列宁主义是主要由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的整体。斯大林主义是在斯大林上台后逐步将列宁主义变成了一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尤其是其灵活的辩证法思想。列宁认为,具体的现实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因而,我们不应去“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应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强调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8。而斯大林主义恰恰抹杀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活的灵魂,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这也正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最本质区别。如果斯大林能够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活的灵魂,那么,斯大林主义无疑也将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实践中推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和持续进步。然而,斯大林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最终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用教条的理论严重束缚了活的现实,在实践上形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虽然苏联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建成了世界性的军事强国,然而,这一系列成就终究难以持续。在斯大林主政的后期,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现实表明,必须及时“根治”这一“顽疾”,苏联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向前发展,然而,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反而使苏联社会主义逐步由“弯路”走上了“邪路”,最终完全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虽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更有本质的区别,概括来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主义则是一种僵化、教条化的因而丧失了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质的差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等后继者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等基本特征。当我们在谈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卢卡奇所说,“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样,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29。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忽视、遗忘或贬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包含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试图将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的人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意识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并坚持在整体性原则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注释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地说,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学科和理论基础出发改造和“重建”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或某种精神。
2《卢卡奇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194页。
3《卢卡奇文选》,第410页。
4《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8～9页。
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87页。
6[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240页。
7[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241页。
8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74页。
9[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104页。
10[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60页。
11[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81页。
12[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35～36页。
1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70～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9页。
15[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79页。
1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05页。
17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2015,第360页。
18[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69页。
19[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6页。
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万俊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5页。
2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第39页。
22[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268～270页。
23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第280页。
24[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2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重庆出版社,2017,第188页。
26[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15页。
2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22页。
2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27页。
29[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