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鉴于希腊“债局”进一步恶化，3月12日齐普拉斯总理再次赶往巴黎。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磋商，签署了合作文件。其目的在于加强双方合作，并促进希腊启动新一轮的改革。这已与齐普拉斯昔日的作风判若两人了，选前的强劲措辞一扫而光。不过也难怪，正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自从希腊“极左”政党Syriza上台之后，很多人都担心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对希腊退欧（Grexit）这类课题的研究和探讨，在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尤为显得突出和频繁。有的是出于真心的学术关注和探究，有的则是出于有意的舆论误导和铺垫。实际上，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与两三年前的经济和债务局势相比，现在希腊退欧对欧盟和欧元区来说，早已不再是“不可承受之重”了。

那么，希腊为何现在还不退欧？在笔者看来，不是希腊不想退欧，而是希腊已经退不出去了，因为自从加入欧盟（1981年加入，当时还是“欧共体”），尤其加入欧元区（2001年）之日起，希腊的经济和工业竞争力就一步一步地被“阉割”了。而希腊经济被“阉割”乃至完全“去势”，正源自希腊的“去工业化”——经过这十三年（2002年欧元在希腊正式流通）的欧元区生活，希腊已经彻底地被去除了核心工业竞争力，并伴随而来人才流失、资本外逃等生产要素缺失的严重现象；同时，十多年来欧元区一直坚持“坚挺货币政策”也是一个要因。

其实，“去工业化”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遭遇过。但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和希腊的还是有些不同，其中一项区别就在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当年的去工业化，主要是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后来新兴市场的吸引：有上游就近取材的原材料资源，也有中游低廉且娴熟的劳力资源，更有下游产品就地销售的市场便利。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上的去工业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厂外迁”。

而希腊呢？和欧盟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希腊的“去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加入了“欧共体”（欧盟的雏形）和欧元区。欧盟首先作为一个“政治联盟”，而欧元区则是一个“货币联盟”；无论是政治联盟，还是货币联盟，都会自动促使其联盟内部的各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最佳化”和“最大化”的生产专业分工。任何工业和生产都是讲究效率的，在一个联盟内部处于工业和生产强势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国，尽管为数不多，但凭籍其历史和工艺、资金和技术、规模和价格等优势，在同一个联盟内部但处于工业和生产劣势的诸多成员国，通常为数众多，其工业和生产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前者吸将过去、并“收入囊中”。

希腊的这种“去工业化”，尽管和欧美发达经济有所不同，但细究起来，无论是上游的、中游的，还是下游的因素，这两者都是基于生产流程与市场供需的规律；加上希腊又是一个小规模的经济体，因而除了农业（较发达）之外，希腊现在只剩下服务业和旅游业两大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之前发达后来衰落的服务业之一海运业，近年在中国企业介入参股并经营后倒是有所改观，但对希腊整体经济来说还只是杯水车薪。

提到希腊，笔者想起另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内部——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即原东德和原西德。尽管德国联邦政府已经作了很大的政策倾斜，又是补贴，又是优惠，也出台了无数的计划和方案。但说句实话，笔者曾多次走访过德国这两个部分的很多地方，德国东部迄今依然被严重地“去工业化”。至于在德国统一之前原东德的工业，虽然谈不上是世界一流，但无论如何也是颇具规模和自成体系的。而原东德被原西德合并（官方称谓是“东西德统一”）之后呢？同样也是基于生产流程与市场供需的规律，任何工业总是趋向有市场和高效率的地方集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德国东部的工业就逐渐被迁往、集中到西部了。

紧随“去工业化”的是人才流失和资本外逃。在希腊成为欧盟成员国、又加入《申根协定》之后，希腊的边界就开放了。欧盟最初设计者的初衷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在堂而皇之的“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背后，具体的是“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资本和统一的人才”。

但问题是，倘若从单个欧盟或欧元区的成员国而言，这三个“统一”对其自身和他国孰好孰坏就不好论了。而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总结来看，任何一个占有工业竞争力优势的国家，总是希望并要求别的国家对其实行自由开放——无论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成功后的英国，还是二十世纪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横财的美国，或是现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正在成功的中国，无一不是明证。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由于作为强势经济体的德国和法国，又同时是欧盟和欧元区的老大和老二，自然希望并要求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也能够无一例外地尽快实现三个“统一”。但对希腊这样的弱势经济体而言，其实是极为不利的，道理很是简单——既然人才和资本都是自由和可流动的了，它们自然就会朝向能实现其自身更大价值的地方趋就。

德国和法国的薪资标准要比希腊高出许多，不少岗位更是几倍之多。因此，希腊大批的优秀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员，纷纷流向德国和法国的诸多大型企业和机构，其它人文社科的尖端人才也陆续跳槽到希腊之外。这里既有待遇因素，也有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更有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程度，以及高端或高雅生活的诱惑力所在。而资本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有的资本是和工厂或企业相挂钩的，有的资本则是和人才相联的，也有只从投资回报与资金的安全角度考虑。

除了上述的去工业化、人才流失和资本外逃，还有欧元对希腊经济及其工业竞争力的左右。众所周知，从最初希腊加入欧元区到此番欧元暴跌（欧元对美元最近跌到1.08，一度触及1.05）前夕，希腊一直承受着“坚挺欧元”之苦。其实，欧元是由三大主要欧洲货币组成的：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用通俗的话讲，这三大货币的“软硬程度”各不相同——德国马克最硬（坚挺），意大利里拉最软（疲软），法国法郎呢，介于这两者之间，不硬也不软（时而坚挺、时而疲软）。

而“硬欧元”不仅严重打击了希腊的出口业，详见下表《2008年至2013年希腊进出口贸易额》。仅从2008年到2009年，就从291.37亿美元猛降到213.42亿美元，降幅高达26.75%。从表中还可见到，在绝大部分的年份里总体呈下行趋势。这出口业的下行对希腊的去工业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对希腊的旅游业更是掣肘有余。简单地说，一个经济实力不强、工业竞争力原本就不高的经济体，如果长期实施坚挺货币或高估其货币币值政策的话，对其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水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希腊的原来货币德拉克马，是一种较为疲软的货币。对这样的“软”货币而言，要在如此“硬”的欧元下生活十三年，着实是一种煎熬。尽管不能将希腊经济今天的烂摊子都归咎于“硬欧元”，但无论如何货币因素也是一大元凶。

（《2008年至2013年希腊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因此，由于已经被彻底“去工业化”了，希腊人哪怕现在想退出欧盟或欧元区，实际上也已经无力退出了。在之前的十多年里，欧元如此之坚挺（直至此轮贬值前夕），关键产业的工厂外迁了，人才流失了，资本外逃了……。也就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说希腊经济被“掏空”了实不为过。

那么，希腊危机是否有解？其一，既然“去工业化”了，能否“再工业化”？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提出了“新经济战略”或“再工业化”战略，意指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随后于2012年，欧盟委员会也提出要进行“新工业革命”，认为由绿色能源和数字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引领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欧委会早在2010年3月3日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中，也已明确宣布了欧洲的“新经济战略”。

至于落实到希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前文所述的弱势经济体和强势经济体的问题。同一样好的东西，对二者而言自然意义也不同。所以，此轮“再工业化”尽管不排除希腊也能分到小半杯羹的可能性，但作为经济支柱的产业还是不会回到希腊。德国对原东德的扶持总比对希腊上心和不遗余力吧，希腊毕竟受到德国许多条件性的限制，而德国东部人好歹也都是德国人，其“再工业化”效果又能如何？德国东部迄今也未能重建起昔日原东德的工业规模和影响力，希腊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当然，欧盟所说的“再工业化”与德国东西部和希腊的“再工业化”，内涵不甚相同，则该另当别论。

另外，既然说十多年的“硬欧元”对希腊工业和经济作用极端负面，那么现在欧元狂跌了，当下“软欧元”对希腊工业与经济来说是否会是一个机遇？如果能够及时抓住，对希腊来说兴许会是一个契机，毕竟作为现在希腊经济两大支柱的服务业和旅游业，“软欧元”总是益处多多。然而，在巨额的国债压力下，“软欧元”的拉动力会如螳螂当车而已。详见下表：《2009年至2013年希腊财政状况表》。从2009年到2013年的短短四年期间，希腊的公共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就从127.1%飙升到了177.5%。

（《2009年至2013年希腊财政状况表》，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若广而观之，当前的国际环境对希腊也颇为不利。欧美尽管互称“表兄弟”，但随着希腊债务危机和乌克兰内战危机的加剧，欧美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不再雾里看花了。欧盟毕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之上。对欧盟的利用和打压并举，自然是美国当下对欧政策的一大原则。而希腊更是欧盟乃至欧元区的“软肋”所在，截至2014年总人口也就1,079万人的这个南欧小国希腊，因而正中了美国人的首选之怀。

       总之，希腊退欧是一个伪命题、一杞人忧天之举。鉴于希腊经济已被彻底“阉割”，人才流失、资本外逃、欧元少助，希腊人不是不想退欧，是已经退不出去了。而早被“去势”的希腊经济，又面对泰山压顶的债局，外加和德国以及“三驾马车”之间的重重矛盾，当下希腊经济的前景着实让人喜忧参半。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旅法华人经济（金融）学家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