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技术进步以及对外开放和创新问题，回顾历史也是一个重要角度。

　　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在1760年至1850年的90年间，由技术创新与进步促成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不过学者们对此还有比较大的争议。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认为：所谓“工业革命”，根本算不上一个历史事件，它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人们谈到革命，大多认为应该是一个突发的、有戏剧性的、出乎意料的历史事件。但是“工业革命”却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因此很难将其称为“革命”。一般认为，“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人们因此把“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等同起来。其实这台机器的生产原理早在一百多年前便被伽利略等人提出，之后经过不断尝试，惠更斯在1672年造出一台蒸汽机。后来蒸汽机又不断得到改进，最终由瓦特把已有的各种积累起来的进步合成了改进的机器。瓦特蒸汽机的意义在于商业上的可行性，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理念都是现成的。

　　在艾伦一派学者看来，所谓工业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英国独特的工资结构或价格结构，它是早期近代经济史演化积累的结果。瓦特蒸汽机在当时的英国出现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1750年时，英国的劳动力价格是法国、意大利的1.7倍。英国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快，这使得用机器替代人工变得有利可图，所以才催生了瓦特改进蒸汽机以替代工人。二是当时的蒸汽机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英国恰好又是煤炭的富集国和生产国，其煤炭价格相对欧洲大陆便宜很多。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被艾伦认为是工业革命的真正起因，和技术进步、科学创新关联性很弱。

　　说到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期英国劳动工资会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与英国内战对人口的消耗、海外殖民地扩张、国内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相关。在此尤需强调一下最后一点。在有些经济史学家试图将“工业革命”改成“工业进化”的同时，还有人主张用“勤勉革命”取而代之。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经济史教授将研究聚焦于那一时期的家庭内部分工。他发现家庭的生产结构与资源配置，主要是劳动时间的配置，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成员之间开始细化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生产能够拿到市场上交换的产品。反过来这一过程也扩大了他们在市场上的需求。从“勤勉革命”的角度看，大家都努力干活、家庭内部分工细化，必然引起市场需求增加和市场规模扩大，结果从需求的角度引致了一场“消费革命”，并最终使得所谓的“工业革命”或“工业进化”历史进程得以展现。与此同时，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贸易和掠夺，也极大地支持了国内市场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回顾历史上的英国“工业革命”，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工资、资本、劳动、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进步带动的长期增长会产生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今天的世界特别是中国正在经历巨变，而巨变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基于此，我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乐观看法，那就是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势必会对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产生直接且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对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的理解需要思维转换。思维转换有时特别简单，但非常重要。思维转换蕴含着巨大力量。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是科技突破、发明、原创，但同样可以是对已有技术发明的重新组合与完善。后者在考虑到特定历史环境条件时往往会更重要。

　　第三，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举足轻重，特别是需求扩大。在我看来，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实践的解释，大多来自供给方面和海外需求。毫无疑问，这样做很有道理。但这不意味着国内需求尤其是被长期压抑的消费与投资需求之作用就应该被低估。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和英国“工业革命”做个极度简单化的类比，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国内“消费革命”或“需求革命”对于改革开放之成就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

　　第四，外部市场至关重要。英国当时奉行的是殖民扩张主义，从性质上讲与今天我国对外开放或顺应全球化大势有着根本区别。如果从开放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要面对世界走向全球，两者则在某些点上有相似性。英国纺织业当时面对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于印度棉纺织业的严酷竞争。应该讲后者是迫使英国企业家用机器替代劳工并且重点布局于纺织业的主因之一。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在于要素相对价格迅速变化，进而导致技术等诸要素的重组。当新的要素重组导致了资源配置优化时，长期增长乃至加速便会出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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