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新一届欧盟机构换届以来，气候能源领域成为欧盟最优先的政策领域之一，对其重视程度远超以往。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定》，加快推行绿色新政的步伐。本文拟考察欧盟这一重要动向，以分析欧盟应对多重危机的效果，并评估其前景。
一、欧盟绿色新政的主要特点
长期以来，欧盟是全球最积极推进气候变化治理及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国际行为体。新一届欧盟机构就任后，迅速推出一揽子绿色新政，包括更积极的气候变化对策及能源和经济的绿色化转型政策，相较于以往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气候和绿色发展一度成为首要政策领域。欧盟虽然一贯重视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政策领域，但当前欧盟明显把气候和绿色转型作为最优先政策，只有新冠疫情暴发后才对其造成冲击。2019年7月，冯德莱恩作为欧委会主席候选人向欧洲议会宣介其施政纲领时，首先提及的问题即是气变的严峻形势。在其六大政策领域中，将旨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能源转型的《欧洲绿色协定》摆在首位，而经济、数字化、欧盟国际地位、欧洲民主等问题则居于其后，并提出2030年减排目标从1990年水平减排40%升至50%～55%，“2050年将欧洲建成世界首个实现气候中立的大陆”这一宏伟目标。2019年12月，新一届欧委会上台数天内即推出《欧洲绿色协定》（EGD），可谓欧盟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和能源结构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总纲，涉及经济、产业规划、投资促进、对外伙伴关系等多方面，聚焦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两大课题。
其后，相关支撑性政策迅速出台。2020年1月，欧委会提出《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即EGD的投资促进工具，计划调动欧盟预算、欧盟和成员国现有公共投资框架等，未来十年内为应对气变吸引总计1万亿欧元公私投资；在该框架下还提出“公正转型机制”（JTM），计划筹集1000亿欧元的投资，补助因应对气变及减排而遭经济社会冲击的地区、产业及人群。2020年3月，欧委会又公布了《欧洲绿色协定》的法律支撑框架《欧洲气候法》，将欧盟中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实现净排放“清零”，及2030年减排50%～55%的中期目标订立为欧盟法律，同时强调目标的“不可逆性”，在不断“加码”减排目标之时，也自行赋予这些目标约束力与执行力，在欧盟内外显示其履行承诺、敲定减排路径的决心。上述政策构成了欧盟绿色新政的有机体系，囊括投资、社会公平、法律责任、产业发展规划等重要层面。
相比之下，在前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上台前的施政纲领中，提振欧盟经济、就业及投资、建设单一数字市场等议题均排在气候能源政策之前，其气候能源政策是重在减少欧盟对外能源依赖的《能源联盟战略》的副产品，即“有前瞻性的气变政策”，几乎没有提及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和欧盟发挥的作用。2015年2月，容克委员会就任两月后才提出《能源联盟》战略，且该战略的政策规划目标以传统能源安全为主，气候环保为辅，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等提法亦是为能源安全服务。在投资层面，与2020年1月欧委会针对绿色转型的投资计划相比，2014年容克上任之初提出吸引3150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无论在规模还是投入重点上，在“绿色”和“雄心”两方面均显不足。而在容克之前担任十年欧委会主席的巴罗佐，在政策取向中更多关注经济改革、欧盟政治改革、创新增长等议程。从欧委会为代表的欧盟机构政策倾向变化可以看出，欧盟当前已经将绿色新政摆在了最重要的政策领域，而如果应对疫情是短期内最优先事项，绿色新政则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欧盟的首要任务。
其二，经济和产业政策以绿色为底色。长期以来，欧盟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强调增长和提振产业竞争力意义，过去的产业政策仅将环保、新能源、节能等绿色产业定位为未来重要产业之一，而非经济“核心动力”。如2017年9月欧委会发布的《更新的欧盟工业政策战略》提出，要接受“低碳和循环经济过渡”，并“巩固欧盟低碳经济领导地位”等，更多考虑顺应工业发展趋势和支持低碳可再生能源产业。但是，欧盟当前绿色新政则将低碳化和绿色化作为经济、能源及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及重要动力，与气候能源目标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2019年3月欧委会提出的《欧洲新工业战略》中，欧盟将产业战略定位为“实现碳中和气变目标的路径之一”，同时提出“打造绿色可持续工业体系”的目标，即以低碳技术与数字技术共同推动欧盟新工业转型，而非仅仅停留在特定产业支持。其“绿色路径”具体体现在规划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新发展路径，将清洁技术结合传统产业以实现“零碳产钢”等目标；为离岸风电等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战略支持，关注运输、航天等领域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制定《可持续和智能移动战略》来推动绿色交通相关产业发展及国际规则制定等，显示欧盟“工业发展绿色化”已超越发展低碳能源产业，而是推进整个工业乃至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此外，欧盟发展模式“绿色化”还体现在其他经济和产业规划中。欧委员在2020年2月发布的《人工智能白皮书》及《欧洲数据战略》等数字经济政策中，亦提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信息对应对气候变化、构建节能型经济及实现《欧洲绿色协定》将发挥重要作用，将监测和优化工农业生产碳排放以及构建地球生态模型等视作大数据技术助力应对气变的应用场景。而在2020年4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为促进后新冠疫情时期欧洲经济恢复的政策文件——《促进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公平欧洲的复苏路线图》中提出，“绿色转型”将和“数字转型”一道构成后疫情时代欧盟“重启和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并强调了投资绿色技术和循环经济对欧盟提振就业与增长的重要意义。2020年7月，欧委会提出《能源系统一体化战略》和《欧洲氢能战略》，是绿色新政在推进能源体系转型和扶持氢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举措。由此看，“绿色转型”在欧盟经济和产业政策中的定位正从“重要抓手”转为“核心驱动”。
其三，政府扶持新兴绿色产业的力度增强。欧盟过去出于对欧洲单一市场的“公平竞争”及反垄断等因素的重视，在新兴产业发展很少以“政府之手”主动扶持，更倾向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欧盟以“看得见的手”支持清洁能源等新兴绿色产业力度明显加强。如对电动汽车和储能行业发展具备关键作用的电池行业，欧盟和成员国层面都加强了政府扶持。2017年10月，欧委会就提出建立欧洲电池联盟（EBA）的倡议，欧盟出面整合全欧企业与科研资源的合作网络，提升欧盟电池产业规模与竞争力，目前已吸收260家科研机构及企业。2019年4月，欧委会发布《推进战略电池行业行动计划》政策文件，提出全欧建设20~30个超大型电池工厂，力争2028年电池组占全球产能从3%提升至7%～25%等目标。欧洲投资银行在“能源示范项目”（EDP）研发投资框架下，向瑞典、希腊、法国和克罗地亚等国电池生产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从成员国看，德国和法国是欧盟两大发动机，近年两国政府扶植产业竞争力的意愿愈发增强，两国汽车和新能源企业积极响应，并牵头带动他国企业参与其中。2018年，法国、德国及比利时企业合作建立汽车电池研发制造联合体，重点聚焦于高密度锂电池。2019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一项德法联合电池生产项目，在法德各兴建一座电池厂，法国承诺为此在未来五年投资7亿欧元。2019年4月，德国呼吁欧委会批准德法两国为汽车电池合作集团进行国家支持和补贴，这一集团包括德国和法国多家企业，共同研发和制造下一代汽车用电池，“以降低对亚洲汽车电池的依赖”，该项目目前得到德法两国17亿欧元补贴。2019年5月，法德共同宣布合作推动欧盟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计划共同投资约50~60亿欧元建设动力电池项目。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指出该计划就是要打造“电池业的空中客车”，即各国政府推动企业间联合打造行业工业巨头，以“降低对中美的依赖”，“目标是在四五年内生产欧洲自己的电池”。
此后，电池联盟得到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瑞典和波兰等国支持，欧委会于2019年10月批准七国共同推进电池研发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12月允许七国政府向该项目注入32亿欧元公共资金，直接向相关企业进行补助。欧盟这种政府出面构建产业联盟的做法也出现在氢能产业，2020年7月欧委会就建议构建由全欧企业、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氢能联盟”，以构建欧盟的氢能产业竞争力。
二、欧盟绿色新政的经济政治意义
新一届欧盟机构在气候能源领域步伐迅猛、投入增加，甚至将其定位为未来五年最优先政策领域，然而从欧盟当前的内外形势看，与五年前相比在经济上迎来一波复苏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政治极化、碎片化、民粹化倾向明显上升，内部离心力量更趋凸显，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也更趋复杂，上述问题似乎均比推进更具雄心的气候能源政策更趋紧迫。同时，欧盟当前对气候能源政策的高度重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在容克欧委会末期即开始“加码”气候政策。2018年11月，欧盟提出《2050气候中立欧洲》战略，提出至2050年减排80%的目标，在2014年欧盟峰会提出的2030年气候能源政策目标基础上确定了长期目标，显示欧盟当前“气候优先”并非猛然转向，而是对逐渐成型的政策趋势进行加速推进。事实上，欧盟推进绿色新政与其应对当前内外挑战并不矛盾，甚至是其在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欧盟自身软硬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背景下，气候能源政策成了谋求发展及缓解危机的现实选择。
第一，以绿色转型重塑经济新动能和竞争力。当前，欧盟在经济上内有增长乏力、动力不足等长期问题，外则面对国际竞争力相对下滑的挑战。2014~2017年，欧盟曾迎来一波经济复苏，但2018年后下行压力陡增，经济增长与中、美差距明显（见表一），新冠疫情暴发更使欧洲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程度冲击。欧盟为提振经济和稳就业进行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各国财政赤字普遍飙升，原有的高失业、高负债、低增长等问题恐将持续及恶化。从外部环境看，欧盟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及竞争力相对下降现象，工业创造的产业附加值占全部产业附加值比重、制造业就业人数均不断萎缩，在钢铁、纺织、家具等中低端制造业不断萎缩并大面积被发展中国家取代的同时，汽车、机电、航空、电子等欧盟高端强项也因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激烈竞争，使其技术优势不断减弱，比如欧盟机械和交通产品贸易顺差从2013年的2722.7亿欧元降至2019年1749.3亿欧元，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18.4%降至2019年的15.9%，显示其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受到挤压。而在新兴数字经济产业引领的新产业革命中，欧盟已然落后于中美。2019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中美占全球区块链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市场绝大部分份额，7家超级数字平台无一来自欧洲，数字经济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于美、中，欧盟无疑成为被边缘化的角色。
在经济的内外困境下，要防止自身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下滑，欧盟已经认定其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寻求新的发展动能和重振竞争力的手段。与此同时，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在全球经济经济格局中的意义却不断上升，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IRENA）发布的《全球能源转型和地缘政治》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崛起及其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将重构国际经济格局，经济权力从化石能源出口国向可再生能源发展大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领先的国家将获得市场和投资红利，未来各国间将出现对技术、基础设施、产业链和规则的主导权竞争。因此，欧盟将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视作提振增长动力、重拾竞争力乃至重构增长模式的路径之一。
经历欧债危机和全球化的冲击后，欧盟对于其发展模式有了重新审视，即“产业空心化”和“自由资本主导经济”的道路将越走越窄，但传统模式“再工业化”亦是逆水行舟，只有抢抓技术制高点和产业转型潮头，才能破解欧洲经济发展困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指出，《欧洲绿色协定》既是一项经济增长战略，也是生产、消费、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革，贯穿农业、制造业、基建、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和领域，同时带来创造就业、增强欧洲企业绿色技术先发优势等效应。因此，欧盟希望绿色新政能够带来一场绿色经济变革，提振欧盟的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期待绿色新政能在三方面注入新经济动能。
一是更有效配置投资。实体经济投资以及新型产业岗位创造不足长期困扰欧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新兴领域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向，资本在近年来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多选择股市或国债，原因是相较于投资新兴实体产业风险低、收益稳定。然而，如果实体经济长期无法得到充足资金配置，将极大影响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程度。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曾警告称，新冠疫情后欧盟国家为救助经济大幅提升债务规模，但只有“促进生产的债务”才是“健康债务”。而在绿色新政框架下，欧盟提出推动各行业领域“绿色转型”，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在基础设施、建筑物低碳节能改造、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产能等领域大幅投入，意味着创造出极大规模“生产性投资”机遇。欧委会提出的《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就反映了欧盟及经济界对“绿色经济转型”寄予较大希望，而2020年7月欧盟通过的“欧洲复苏基金”也将绿色转型列为重点，其提出将以欧委会名义发行7500亿欧元的欧盟共同债务，其中筹资的30%将投入与气变相关的产业和项目，而欧盟在能源系统现代化、氢能及工业的最新战略中亦反映了借助“绿色转型”实现有效投资的雄心。
二是依托“绿色转型”构建产业竞争力。与5G、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产业相比，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并非国际产业竞争的最高领域，但在全球能源转型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加速的背景下，能源产业及其转型亦是大国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报告指出，能源使用的脱碳化进程意味着未来利润将来自低碳技术，甚至经济增长将依赖低碳技术红利，同时能源转型已引发国家间对高端科技掌控权的激烈竞争，各国均推出国家化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比如在欧盟传统优势行业汽车业中，发展电动汽车和电池产业不仅是迎接汽车业新发展方向，也是保持欧盟在该行业既有优势不随燃油车一道淘汰的必由之路。欧委会副主席萨凡科维奇曾指出，欧洲在汽车行业的目标是建造性能最好、最清洁的汽车，只有“最高标准的汽车”才能在欧洲行驶。沃尔沃和戴姆勒等欧洲车企还在布局氢燃料汽车技术，应对日本车企的竞争。此外，智能电网、建筑能效提升、氢能和生物能等前沿能源技术、分布式能源及智慧城市等也将是未来人类绿色转型的基本方向，相关产业发展不仅将让欧盟经济运行和制造业率先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容易获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经济红利。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计，至2050年可再生能源产业将给全球经济带来100万亿美元的增长。从海外市场看，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全球性趋势，发展中国家有大量人口处于用不上电的“能源贫困状态”，且这些国家迈向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也会对开发可再生能源有着巨大需求，意味着巨大的蓝海市场，也是技术领先、产业成熟发挥其先发优势的重要机遇。
三是推进国际贸易和制造业转向“低碳竞争”。欧盟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要素成本、监管水平、制造业规模及物流链供应链成本等都很低，使得欧盟与这些国家竞争处于劣势，因而积极寻求改变现状，2017、2020年相继出台两版工业战略等亦反映出“自强”的急迫。但欧盟在上述传统成本的竞争已难以和发展中国家相抗衡，推进“绿色转型”将全球贸易和制造业中加入更多和碳排放与环保有关的成本要素，转向“低碳竞争”，欧盟才有望构建新的优势。英国智库“第三代环保主义”（E3G）指出，欧盟工业需要在以可再生能源和新型能源储存技术驱动的“低碳制造”上领先于竞争对手，且气候政策要辅助工业政策。而《欧洲绿色协定》明确提出要建立“边境碳税”制度，其背后正是意图以关税抹平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低环境成本”，缓解自身竞争劣势。
第二，助推欧洲一体化。近年来，欧盟在经济、难民、脱欧等冲击下，民众对欧盟和传统政治力量的认可度明显下降，新冠疫情更大大增加了民众对欧盟治理能力的质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却持续壮大，传统中左、中右政治力量在不断萎缩同时，一定程度上迎合在欧盟层面上最大限度争取国家利益的思潮，成员国看待欧盟各项倡议更多考量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欧盟前途，这也是南北欧国家在财政和债务问题上、东西欧国家在难民和法制等问题上出现尖锐矛盾的深层原因。
同时，既对传统政党“审美疲劳”、又不愿与民粹力量气味相投的部分民众则转向支持更具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及欧洲绿党。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人民党团和社民党团首次合计席位不过半，而绿党党团和自由党团则分别赢得两党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最多的74席和106席，自由党团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合并为“复兴欧洲”（Renew Europe），形成欧洲议会第三大政治力量，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地方选举中绿党均明显抬头，这些趋势反映了绿党等非传统亲欧力量的结构性崛起。绿党长期以来坚持激进的环保理念，认为过分追逐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将在资源环境与社会公平两方面造成失衡，进步和自由色彩浓重的政党更是主张将欧洲经济社会模式推向兼顾创新、公平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均迎合了当前欧洲民众主张治愈后危机社会创伤及应对气变的诉求。2019年9月“欧洲晴雨表”民调显示，93%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严重问题；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为2011年以来最高比例，超过恐怖主义（15%）和经济问题（12%）。有鉴于此，应对气候变化及推进能源转型无疑具有更强的民意基础和“政治正确”氛围，将其作为政治主张的绿党和“复兴欧洲”在亲欧阵营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和决策权，未来很可能在多国成为传统政党的执政伙伴；传统政治力量为维护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团结的方向乃至出于选举考量，也需要更积极的气候能源政策。
同时，欧盟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不断为欧洲一体化注入动力，给成员国和民众带来发展红利以换取团结和支持。近年来，欧盟出现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上升等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倒退和冲击，在经济领域以及外交、防务等高级政治领域推进共同政策有巨大难度，气候能源则成欧盟、成员国及民众等多层面能够凝聚较高共识的领域，该领域取得明显进展将有利于增加欧盟发展动力，及提升民众对欧盟支持度，陷入停滞和争吵泥潭的可能性比其他领域更小。同时，欧洲议会、产业界、成员国对于欧盟采取更积极气候能源政策的呼声愈发高涨并形成共识。2019年11月，欧洲议会以429张赞成票通过一项宣布“欧洲和世界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的议案”，要求欧盟2030年确定减排55%，部分议员甚至主张将其升至65%。2020年4月，欧洲议会来自各党团的79名议员发起“绿色复苏联盟”（Green Recovery Alliance），呼吁后疫情时期继续推进欧洲绿色经济转型，并得到诸多欧洲大型实业企业、金融机构及诸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响应。从成员国层面看，瑞典、丹麦、荷兰等西北欧国家政府近年来分别提出比欧盟更具雄心的能源转型和气变目标，且德国、法国、意大利等17国环境部长联合提出支持《欧洲绿色协定》和欧盟2030年减排目标，德国在担任轮值主席国后亦承诺推动欧盟调整2030年减排目标以及扩大碳交易市场范围。因此，欧盟正在形成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强大政治和社会共识，并促进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政策推进，绿色新政的推进将增强欧盟机制的发展活力和民众信心。
第三，增强地缘政治上的话语权。近年来，欧盟在经济不振及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加剧的同时，国际舞台上的软硬实力及影响力亦明显下滑，其长期以来坚持的“规范性外交”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等对外关系理念在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前难以为继。比如欧盟面对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等周边地区武装冲突无能为力甚至被边缘化，对美国实施单边关税措施、威胁制裁欧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肆意动用硬实力损害欧盟利益的行为难以有效回击，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均是对欧盟过去多边主义外交成果的粗暴践踏，中东、非洲地区对其推广价值理念不甚感冒。当前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色彩愈发浓重，而欧盟则日益感受其在对外关系中处于边缘和被动地位，对现实主义外交的渴望日益强烈，新一届欧委会宣称要将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基于欧盟自身利益重构大国关系，并且追求经济、产业、科技、外交等领域“战略主权”。当前欧盟在军事、经济及数字技术等方面实力难以为其运筹大国关系提供足够支持，而在欧盟有着较强外交引领能力、产业基础和政策储备的气候和能源转型领域，却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欧盟构建对外关系提供助力。能源作为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驱动力，其供给和需求方式转换必然产生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将产生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包括全球权力结构、国家间关系、冲突风险及地缘政治动荡的驱动因素等。欧盟对气候能源新政的倚重也延伸到外交领域，2020年1月欧盟外长会明确提出“气候是2020年欧盟对外关系的优先目标之一”。
对于欧盟而言，气候能源转型将增强其战略自主性。一是减少化石能源供应对外交的掣肘。欧盟认为，保证“战略主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减少他国以经济、军事、能源等为杠杆影响其对外政策，甚至增强其利用软硬实力影响他国的能力。而欧盟作为化石能源进口大国，其能源外交战略长期关注化石能源供应稳定，这也是其对俄罗斯、中东、非洲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近年来，中东局势动荡、欧俄关系紧张以及美国对“北溪二号”的打压均加剧欧盟对外部油气供应的不安全感。前欧委会主席容克曾表示，欧盟每年进口3000亿欧元油气，80%以美元结算，显示欧盟对能源依赖外部和依赖美元交易的高度不安。推进绿色经济转型在促进欧盟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量和对外依存度降低，不仅使欧盟减少因油气遭受的掣肘，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油气生产国面前增加“议价权”和主动权，且能源转型和新能源发展的领先还将在能源气候议题上扩大影响力。
二是打造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样板。自2016年欧盟发布新版全球外交和安全战略以来，欧盟对外关系即从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向更务实的方向转变，而近年来欧洲倡导的“欧洲主权”“高举地缘政治大旗”更是在全球大变局下，以现实主义的行动方式进行务实外交、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然而，务实外交并不意味欧盟放下“规范性力量”身份及摒弃多边主义及对全球治理的塑造。作为难以用军事、经济等“硬力量”逼迫他国就范的国际行为体，欧盟将支持多边主义、显示欧盟“善意性力量”（force for good）的形象视为支撑其国际影响力、维护利益的重要方式。英国智库“E3G”指出，欧盟在多极化世界中需要多边主义来塑造全球事务，《巴黎协定》即是多边主义的创新实践和欧洲外交的成功范例，支持多边主义将成为实现欧洲利益的关键。对于欧盟而言，多边主义秩序提供的规则架构有利于在贸易、安全等领域保护其利益，欧盟对气变的积极支持将展现其支持多边主义的努力，特别是其自身不断提高减排目标。同时，欧盟也将气变作为与其他大国携手支持多边主义的抓手，如欧盟重视中国在落实《巴黎协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退约后更为看重中国，认为双方的共同合作有助于推进全球其他国家的履约，进而加强《巴黎协定》应对气变的有效性。而欧盟在硬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其外交上就更需要道义和形象上的软实力以及对多边主义的领导力，而目前欧盟自身减排进展较好，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正确”。此外，欧盟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影响力的下降，而气变领域既是欧盟既有影响力基础，也有《巴黎协定》的成功实践，将是欧盟拓展国际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抓手之一。
三、 欧盟绿色新政的前景
在中长期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人类彻底解决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问题，及其衍生的环境、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等负面冲击的治本之道。客观而言，欧盟的绿色新政对欧洲和世界均有积极意义，其顺应人类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在内部和外部均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加上欧盟立场较为坚定，具备较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绿色新政的前景较为乐观。
首先，欧盟在绿色转型上具备先发优势。就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而言，欧盟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1979年即达到石油消费和碳排放的峰值，2018年已提前完成2020年减排20%的目标；2018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已经达18.9%，单位GDP碳排放比1990年下降50.7%；2018年欧盟GDP占全球的22%，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却仅分占12.5%和10.3%。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节能水平远远领先于美、中、日，2020年上半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40%）已超过化石能源（34%），同时欧盟可再生能源成本已有相当竞争力，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可媲美甚至低于煤电。这些进展显示欧盟能源转型已取得阶段成功，这些领先优势使其继续转型难度比他国更低，在“绿色转型”道路上步伐更稳。同时，绿色产业已经在欧盟形成强大产业基础和竞争力，2006～2019年间欧洲清洁能源投资累计达1.1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1%，超过了中国（25.6%）和美国（18.9%）。2017年欧盟“绿色工作”岗位数达到400万个，新能源产业相关岗位140万个，能效提升相关岗位90万个，2000～2014年环保相关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达49%，远高于同期全部经济部门6%的增长率。在部分绿色产业上，欧盟具备明显的优势，比如2006~2019年欧洲离岸风电总装机占全球75%，2020年1～7月欧洲新能源车注册量达50万辆，超过中国（48.6万辆）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第一大市场，同时宝马、大众、雷诺等欧洲车企占据较大比例市场份额，2019年在世界新能源500强企业中，欧盟拥有90家，包括丹麦维斯塔斯、德国西门子歌美飒等顶级企业，显示欧洲绿色经济发展机遇正不断扩大，有望继续巩固其绿色产业全球竞争力。
此外，欧盟还有望将绿色产业的优势向金融领域延伸。作为全球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的发展先驱，2019年欧盟碳排放体系市场规模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87%，绿色债券发行量（1066.5亿美元）占全球的41.8%，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荷兰财政部、法国财政部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中是举足轻重的发行方。标普公司指出，若欧盟“复苏基金”30%筹资用于与气变相关的产业和项目的目标得以实现，意味着欧盟将发行2250亿欧元（约2572亿美元）绿色债券，超过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2549亿美元），欧盟还准备推出“可持续金融产品分类标准”以抢抓绿色金融规则制定权。未来，欧盟将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实力，进而增强欧盟国际金融影响力，乃至以“绿色路径”强化欧元的影响力。
其次，在当前疫情背景下，欧盟有望以“绿色新政”为抓手将挑战转化为机遇。以《欧洲绿色协定》为标志，欧盟对引领自身和全球应对气变努力，以及促进以低碳绿色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意愿不断增强，政策倾向持续巩固。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虽然遭遇了抗疫及经济社会形势动荡等多重严峻挑战，同时全球经济普遍衰退、能源消费萎靡及碳排放非正常缩减，一度让外界质疑能源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经济效率和发展前景，但欧盟并未如此前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那样，在气候能源问题上从“气候环境目标优先”转向“经济效率优先”，而仍然决心继续推进绿色新政。
同时，欧盟也并非将疫情下经济提振和能源与经济可持续转型孤立看待，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即摆脱对现有经济模式的恢复，而将转型作为复苏动力，并借助大规模财政支持计划重塑欧盟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强抓绿色、低碳、数字化等新发展机遇。比如，欧盟最终通过的“复苏基金”计划，高度强调《欧洲绿色协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将“绿色化”和“数字化”并列为促进欧盟经济转型升级现代化的动力，而该倡议提出欧盟出面发债7500亿欧元进行财政扩张计划，也是将加大绿色产业投入和疫情后公共支出救助的相结合。而疫情后欧盟提出的《欧洲工业战略》《欧洲氢能战略》《欧洲能源系统现代化战略》等，均是在产业层面将能源经济转型与疫情经济复苏相结合。此外，欧盟还将有机会利用疫情给化石能源带来的冲击，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及缓解化石能源相对可再生能源的综合优势。欧洲部分学者建议欧盟可利用超低油价状况，逐步削减政府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或变相补贴政策，而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则借机削减和剥离化石能源资产，促进资本从传统能源向绿色产业转移。
其三，欧盟推进“绿色转型”的决心日益坚定。欧盟在政界、产业界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日益加深对绿色新政的共识，即应对气变和经济能源转型是欧洲应当坚持和强化的发展方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副主席蒂默曼斯等政要均借助各种平台，释放疫情不会动摇欧盟坚持气变政策的信号，向国际社会宣介《欧洲绿色协定》的经济和气候意义及欧盟坚定推进的决心。在产业层面，欧洲大型企业普遍转换思维，将能源经济转型看做机遇，而非造成能源成本上升致使竞争力下降的挑战。68家德国大型公司联合发声，要求德国政府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推进欧盟落实《欧洲绿色协定》，以及全球落实《巴黎协定》框架下“有雄心的气候目标”，显示德国商界在气候能源问题上立场发生明显转变。在公民社会层面，近年来欧洲的民间绿色运动呈现年轻化、网络化的趋势，瑞典17岁“气候少女”通贝里2018年发起“气候罢课”运动来，已形成全球性影响力，得到欧洲多国学生效仿和支持，不但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还在《欧洲气候法》颁布后会见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后受到默克尔接见，借机向欧洲政要表明更制定并执行更严格气变政策的诉求。欧洲上下已经就推进能源经济转型和应对气变政策方向形成一致态度，只是在方式方法、实施速度上尚有分歧。
欧盟在2019年机构更替后聚焦推进绿色新政，反映了欧盟对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理想，更是欧盟在全球变局中应对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困境的重要助力，也是欧盟在数字经济、防务、周边热点等领域被边缘化形势下，探索发展出路的努力方向。未来欧盟肯定将在数字和网络产业、欧元国际化、防务一体化方面全面发力，以求实现自强和“欧洲主权”的愿景。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战略大势，气候变化日益构成全球非传统安全的重大挑战，各国围绕气候变化和发展权的博弈必将长期持续，气候变化议题和发展模式低碳化、绿色化转型无疑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选择。欧盟出台绿色新政，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提出气候变化和经济能源转型的引领性政策框架，意在更好利用自身优势，在气候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和引领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具有较强借鉴意义。
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c729d7ad-77e8-4810-877f-36cdc655e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