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塑发展动能、促进经济转型。当前，欧盟经济陷入衰退，国际竞争力下降。为提振经济，欧盟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成员国财政赤字飙升，高失业、高负债、低增长问题加剧。同时，欧洲传统产业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发展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制造业“空心化”趋势更加严峻。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也相对落后于中美。为扭转被中美竞争边缘化的趋势，欧盟正寻找新的发展动能来提升竞争力，通过扩大投入，抢占技术制高点，推动相关行业绿色转型，其中基础设施、建筑低碳节能改造、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等为其重点施策领域。
二、顺应世界潮流、加速标准制定。受疫情影响，今年欧盟经济整体疲软，但相关绿色产业则呈现逆势增长的良好势头。欧盟意识到，在传统贸易竞争中，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处于相对劣势，后者生产要素、监管水平、供应链成本都很低。因此，欧盟企图推动“绿色转型”，在全球贸易中加入“碳关税”，借助自己低碳节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前将其他国家的产业规范限制在欧盟设定的框架内，制定贸易政策主导权，获取新的优势。
三、缓和党派分歧、助推内部联合。在英国脱欧、经济下行、疫情冲击下，欧盟的治理能力遭到质疑，部分民众转而支持绿党等政治力量。同时，传统中右、中左翼的“亲欧”主流政党为促进欧盟一体化，也需要与其联合，实施积极的气候政策。当前，欧盟内部在传统的经济、外交、防务等政治领域达成共识存在难度，而应对气候变化在欧盟层面、成员国间、产业界以及民间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将助推欧盟内部的联合机制发展。
四、增强外交主动、追求战略自主。特朗普在任期间，欧盟长期以来坚持的“规范外交”和“多边主义”遭到美“单边主义”践踏，欧盟在对外关系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欧委会提出追求经济、产业、科技、外交等领域“战略主权”，但其军事、经济、数字技术实力却难以为此提供足够支持，在外交引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方面欧盟却有一定优势助其战略自主：一是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增强能源安全，减少能源问题对欧盟外交政策的掣肘。二是增强全球多边议程制定的主动权，在全球治理框架设定上更加积极作为。气候变化作为全球问题，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将树立其在“多边主义”领域的榜样效应。欧盟还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与大国合作的主要议程，特别是与中美两国。
由于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欧洲绿色转型内生动力进一步增长，欧盟新一轮绿色转型前景相对乐观。首先，欧盟在绿色转型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欧盟早在1979年已达碳排放峰值，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节能水平远领先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有相当竞争力，同时绿色转型在欧盟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其次，欧盟推进绿色转型的决心日趋坚定，《欧洲绿色协定》标志着欧盟绿色转型的政策化，政策倾向日益巩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外界一度质疑欧盟绿色转型的前景，但欧盟并未像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那样，从“气变优先”到“经济优先”，而是将绿色转型与经济恢复结合，将转型作为后疫情时代经济重振的动力。第三，欧盟绿色转型得到成员国、产业界、民众更多支持。成员国认为绿色转型将在多边主义舞台以及全球治理方面使得欧盟掌握主导权，产业界则将转型视为增强行业竞争优势的契机、其民意支持度也有所提高。
尽管欧盟有意实现绿色转型且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但其发展蓝图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未来欧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技术优势和绿色创新发展战略落实等多种因素，前景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http://www.ciis.org.cn/yjcg/sspl/202103/t20210317_78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