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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方向性困惑与不确定性焦虑
作者:陈玉刚 | 文章来源:http://www.rmlt.com.cn | 更新时间:2019-09-24 14:29:00

 

  2019-05-08 16:51 来源: 《学术前沿》2019年3月下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难民危机考验了欧洲自认为很重要的一系列价值。欧盟成员各国不但当前面临很多棘手挑战,对未来发展也很迷茫,不知方向所在。法德轴心未能提出激励大家勇于闯关的一体化深化方案。欧洲一体化下一步走向哪里,内部共识凝聚非常艰难,而分散化的挑战则越来越难以应对。欧盟与一些东欧成员国产生了价值上的根本性分歧,英国“脱欧”开启了逆欧洲一体化的模式,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对外关系也面临多方考验,美国成了欧洲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欧俄关系地缘竞争化,中东又成为大国竞逐的中心,欧洲在这两个地域都明显呈现战略能力不足。

  【关键词】欧盟  欧洲一体化  价值困惑  制度危机  地缘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1

  参加完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写了篇手札《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指出今年的会议普遍焦虑,整体情绪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1]达沃斯可以说是欧洲情绪的晴雨表,当前的欧洲也深陷普遍的不安和焦虑,欧洲所熟悉的秩序和价值已荣光不再,自信流失,与此同时,对于未来会怎么样,应该朝什么方向走,欧洲很迷茫,不知所措。可以说欧洲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没有大的战争与动荡,也没有其他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总觉得处处不对劲,处处存在问题,同时又不确定问题的性质、根源,更不用说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说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并不为过,因为这次挑战是综合的,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社会,从制度到文化,无不陷入其中;还因为这次挑战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找不到出路,似乎唯有等待各种利好因素一并出现,才能挺过这一难关。

  纵观近些年来欧洲遇到的各种问题,非法移民、一体化、对外关系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它们表现出来的是某一方面的问题,但表面之下却与其他许多问题有关,也牵动了其他问题的爆发。

  非法移民折射欧洲价值困惑 

  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给欧洲的应对、安置和处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这说明欧洲所信奉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并没有被认同,也没能取得原本所预期的效果,还连带引发了许多相关社会问题。

  欧洲曾把自己界定为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认为欧洲的力量来自于其吸引人的价值规范,与美国军事强权不同,吸引他国追随、效仿是欧洲力量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引以为自豪的价值不仅没有照亮别人,反而点燃了自己。

  在2005年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大后,欧盟强化了雄心勃勃的邻国计划,把邻近区域作为欧洲规范性力量展示的优先对象。可是,就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一周年之际,阿拉伯之春在地中海南岸爆发。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蔓延全国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动乱迅速向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蔓延,席卷阿拉伯世界;利比亚战争从2011年3月到10月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北非地区撕开了一个严重的伤口;中东地区的也门、叙利亚、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也陷入了严重的国内动荡。欧盟东部的乌克兰危机在2013年爆发,欧洲的周边地区成了一个动荡带。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强势反击,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就转变成了地缘政治危机,欧洲的周边地区也因此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破碎带。

  在应对周边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上,欧洲显然高估了自己,把干涉周边区域的动荡作为展示其规范性力量的机会和舞台。在利比亚危机中,英国和法国冲在最前面,在没有形成统一的欧盟立场情况下就采取军事行动,并希望欧盟能够为其行动背书,甚至承担成本。在对利比亚制裁和建立禁飞区的问题上,英法一开始希望推动欧盟外长理事会,在没有获得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又转向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的决议后欧盟开始跟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970号决议明确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出国旅行,并冻结卡扎菲及相关主要人员的海外资产。跟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声明并促成欧盟层面通过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之后,在法国的促使下,欧盟又接受了利比亚反对方“过渡委员会”参与国际会议,率先承认了反对派的国际代表合法性。

  这种肆意干涉邻国政治的直接后果是,欧洲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并非所有周边地缘政治危机都是欧洲自己制造的,在不少邻国问题中,欧洲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但问题在于欧洲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支持了这种政治干预模式,即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政府的反对派,外交承认所谓的民选代表,煽动社会力量反对现政府,甚至不惜武力干涉,在邻国的武装冲突中出兵支持其扶持的力量。让问题更为持久的是,反对派在外部力量的干预支持下有能力推翻现政府,却没有能力在其国家建立良好的治理。而对于欧洲来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是,难民危机最终在2015年大规模爆发。

  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国内冲突,再加上“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在当地的猖獗是难民潮开始形成的源头,而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无论是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盘算,还是对欧洲作为人间天堂的自我价值标榜,其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政策也加速和助长了难民危机的形成。在2015年难民潮的最高时期,全年据统计有100万非法难民到达欧洲。在发觉到达欧洲的难民不但无法快速融入欧洲社会,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后,舆论风向很快翻转,难民从受欢迎变成了造成危机的欧洲问题。

  难民危机给欧洲造成的困惑是,欧洲输出的价值和模式不但未能在当地建立良好的治理,反而因社会动乱和国家权力真空造成了当地人民的流离失所,涌向欧洲,而且还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提供了渗透的缝隙。到达欧洲的难民,要安顿下来也面临非常大的困难。面对难民危机,欧洲的多元、包容价值同样经历着拷问。欧洲难民到达欧洲后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德国2016年密集发生多起难民暴力袭击事件和性侵,2018年底,4名喝了酒的难民青少年在巴伐利亚东部小镇安贝格袭击路人,造成12人受伤。欧洲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揭示,欧洲追求的多元包容价值是在其融合同化下的多元包容,在融合挫败的情况下,多元的存在不仅无法获得包容,反而激起了社会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欧洲的民粹主义。[2]成也难民,败也难民,一度被难民视作心中最受爱戴的“妈妈”默克尔,也向国内政治妥协,难民政策成了其政治生命(战后德国历史上最长)走向黯淡的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难民危机也变成了考验欧洲团结互助的试金石。根据《都柏林公约》规定,寻求庇护者第一个登陆的地方,应该提供庇护,但由于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第一个接收难民的国家的做法是把大批难民运送到邻国边境,让他们进入第二国、第三国,致使以自由流动为傲的欧盟重新竖起了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墙。在有的成员国张开双臂欢迎难民时,有的成员国坚决拒绝难民安置配额分配,致使欧盟统一的难民接收方案难以执行。欧盟也难以投入资金资助面临难民登陆最前沿的国家提高应对能力,成员国互相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因此而陷入关系危机,法国批评意大利对非法移民关闭港口,遭到意大利多名领导人对法国国内政策的批评,这又导致法国二战结束以来历史上首次召回其驻意大利大使,以示抗议。[3]

  非法移民的到来及其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引起欧洲对整个移民问题的反思,其中最为让欧洲人产生失败感的是,欧洲在移民的文化融合上做得非常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移民问题加上经济增长乏力,欧洲社会分裂加深。由此,一系列连带问题产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执政。欧洲还陷入了一种新型恐怖主义的挑战,那就是“独狼”式恐怖袭击。“独狼”袭击一般由接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分子所为,也有一些袭击者是出于对社会的仇恨。2016年,欧盟成员国中发生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袭击13起,造成135人死亡,2017年33起,62人死亡。[4]而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2016年欧盟成员国共发生恐怖袭击47起,可见这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受了极端思想影响而发动的恐怖袭击,这在欧洲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欧洲社会面临的危机之深。

  经济困难和贫富分化拉大加深了欧洲的社会危机,近来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可以说是社会问题累积的一次集中式爆发。2018年11月17日,28万法国民众身穿“黄背心”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之后每个周末抗议活动不断,因为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有的示威升级为打砸抢和放火骚乱。运动的起因是法国政府宣布从2019年起汽油税每升加征0.02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22元),柴油每升加征0.065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万万没想到这几毛钱的税收加征竟点燃了法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抗议运动。

  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难是主因,对于运动的爆发国法国,经济不仅未能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反而国内生产总值有所缩水。200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66万亿美元左右,而2017年只有2.58万亿美元左右,被印度超越。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被认为是经济恢复难的重要因素,法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只有10%,比美国还低。显然,民众很难再看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大的作为,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名义下加征燃油税只会增加民众经济负担,降低制造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政府推动的税收改革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2017年5月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废除了前任奥朗德的巨富税,改为对不动产征税,把金融资产排除在外,这大大减少了富人的税收。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成了经济萧条主要的受害者,小幅的税收增加虽然不会造成大的经济负担,但对于普遍民众来说就是税收增加的直接承受群体。

  除了经济的根源,“黄背心”运动还反映了欧洲社会更深的制度危机。在运动爆发之初,政府居然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而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压力下,政府被迫取消加征税收的决定,但运动并未因此而平复,这说明加税也仅仅是个问题爆发的导火索,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广泛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化表达机制,民众只能选择在一定的机会下走上街头。

  欧洲一体化的自行车面临“不前则倾”的危险 

  在社会出现问题同时,同欧洲的社会价值一样让欧洲人引以为自傲的一体化也碰到了大问题。欧洲一体化曾被比喻为自行车,只有保持前行才不会倾倒。从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到以关税同盟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成立,再到欧洲货币单位的设计,以及以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四大要素自由流通为核心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最终到经济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民政与司法事务合作三大支柱支撑的联盟大厦的形成,以及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欧洲一体化步步升级。在这辆自行车不断前行的道路上,每一步前行的背后是一体化遭遇的内外挑战,而每一步成功的前行,也是欧洲一体化对挑战的每一次成功应对。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也成了国际区域合作的典范。

  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后,欧洲一体化的下一步迈得非常艰难,至今还很难说是否能够迈成功,甚至这下一步是否应该是前行的方向也很难说已成为共识。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来说,货币一体化的下一步应该是建立财政联盟,因为货币政策统一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政策不统一,必然会诱使一些成员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造成两大后果:一是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二是酿成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从逻辑上说是欧洲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只是在哪个时间点上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终于在欧洲统一货币这一步迈开10年后,成了点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理论上讲,欧盟有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根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其财政纪律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二条上限,一是政府当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的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实际执行中,很多成员国不断挑战红线,由此也形成了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成员国还能采取欺骗式做法,隐瞒债务水平。欧洲债务危机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问题所在,不过由于过于涉及敏感主权问题,欧洲一体化在应对这两方面问题上确实找不到有效办法。

  为了更加严格控制各国财政赤字,激进的超国家主义者提议欧元区统一债务发行,然后在成员国之间分配,这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确实迈进了一大步,但引起了国家主义者的巨大反弹。不要说能否迈出这一步,就是在严格执行欧盟的财政纪律问题上,欧盟与一些成员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2018年7月,欧盟成员国同意将2019年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0.6个百分点,之后,意大利把2019年财政赤字率上调为2.4%,比之前承诺的1.6%高出0.8个百分点,欧盟10月正式致信意大利进行警告,并启动了超额赤字惩罚程序。意大利的债务水平实际上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调高2019年的赤字率确实提高了意大利的债务风险。面对国内持续不断的“黄背心”运动,法国也要提高2019年的财政赤字率,引发意大利的不满。显然,欧洲财政一体化的步子很难迈得开。

  以往,每当欧洲一体化面临问题时,欧洲的主要大国总能提出一些推动进一步一体化的想法来化解这些问题,而它们的想法也总能获得其他国家支持,这当中法国和德国尤为重要。而这一次,法德轴心未能再次发挥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作用,在面对欧洲一体化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新的法德联合声明却被批评缺乏新意。2019年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订《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一体化的条约》,强调德法两国合作和推动一体化建设的决心。不过,除了强调两国间加强合作的领域,以及对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责任外,条约并未提出新的一体化设想。相反,德法两国想要主导欧洲一体化的举动引发了意大利的反应,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在访问波兰时直言希望通过建立意大利-波兰轴心来挑战德国和法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

  欧盟在其他方面对成员国政治的干涉也引发了反弹。匈牙利在难民问题上联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欧盟的强制分摊,引发欧盟不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推动的国内改革也遭到欧盟很多批评,欧尔班在2018年5月第四次成功当选总理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达了对欧盟的不满,表示“匈牙利政府将是自由的匈牙利人和主权国家匈牙利的政府。我们想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我们——但欧盟应该是自由国家的联盟,必须放弃‘欧洲联合国’的噩梦,回到现实中来”。[5]9月12日,欧洲议会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认定匈牙利违反欧盟核心价值观和法治原则,要对其启动惩罚程序,甚至剥夺其在欧盟的投票权。之前,欧盟委员会也曾在2017年底建议对波兰启动该程序,认为波兰的改革严重违反法治原则。来自波兰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把其所在的波兰最大在野党公民纲领党和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之间的积怨带到了欧盟与波兰的关系上,对波兰政府严厉批评。而在2017年3月图斯克再次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时,唯一就遭到了他自己国家的反对。成员国之间不和,欧盟与一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这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英国“脱欧”是对欧洲一体化最大的打击,这是欧洲一体化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员国提出退出的“逆一体化”事件。向来反对欧洲一体化超国家主义的英国,在2016年6月经过公民投票后,最终选择了离开欧盟。从理论上讲,英国的“脱欧”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欧盟权力不断扩大的反动。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英国“脱欧”正式开启了欧洲“逆一体化”的潘多拉盒子,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且不说英国和欧盟的脱离协议截至本文成稿时还未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英国“脱欧”在几个方面加剧了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一是未来是否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英国的不确定性,这种可能性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力量,特别是极右力量如果在某个成员国当选,脱离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包括与欧盟关系紧张、批评欧盟主权干预的中东欧国家,在财政问题上与欧盟关系紧张、财政赤字率普遍居高的南欧国家,以及财政上的净贡献国北欧国家,事实上,欧盟对与匈牙利、波兰关系上的某种“忍让”,也与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有关;二是虽然长期情况很不好说,但从短期关系来看,英国“脱欧”对双方来说都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会导致双方经济互相伤害,增速放缓甚至倒退;三是英国“脱欧”打破了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平衡,欧盟政治面临从英法德的某种三边平衡走向法德轴心支配的危险,至于脱离了欧盟的英国是否会和美国一起来制衡欧盟,还属于更远的一个未知数;四是脱离欧盟的英国与和其有领土问题的爱尔兰、西班牙的关系也会变得不确定。

  对外关系面临多方考验 

  欧洲对外关系总体上和美国捆绑得较紧,跨大西洋关系被许多欧洲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欧洲对外关系的基石,特别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共同旗号下,欧洲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但近年来,美欧盟友关系一再遭受冲击。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一再伤害欧洲的利益,如在欧元诞生时,美国支持下的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也在国际金融市场打压了欧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扩大危机,在欧洲引爆了债务危机。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连表面的自由主义也不谈了,外交彻底回归国家利益和美国至上,欧洲外交失去了一个主要依靠。

  美欧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遭遇危机。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棱镜”项目,显示美国把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欧盟官员,包括欧洲大企业领导人一直置于监听之下,更让欧洲人自己感到莫名的是德国自己的情报部门一直与美国合作,帮助美国监控其提供的手机号码和网站清单。欧洲不由得感叹,自己的朋友都不信任,怎么显示美欧之间是最为重要的盟友关系?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在默克尔2017年5月慕尼黑的一次竞选活动讲话上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谈及刚参加完的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时,她感叹:“最近几天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只能说,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6]

  欧洲共同防务的想法也遭到特朗普的猛烈抨击。在2018年法国举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活动前夕,马克龙表示欧洲需要建立一支真正自己的军队。特朗普一到欧洲就在推特上表示,欧洲的想法非常具有侮辱性,欧洲首先应该公平支付北约防务中应承担的份额,美国在这方面已给了欧洲极大的补贴。欧洲自提出独立防务第一天起,这样的想法就遭到美国持续打压,特朗普的言论就是美国对欧洲最直接最粗暴的批评。欧洲对此除了申辩已在北约分担了足够的责任,并非想真正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也没有别的有效回应美国的办法。特朗普觉得马克龙的想法有侮辱性,而实际上在安全防务关系上欧洲一直在被美国羞辱。

  在对美关系不知该如何处理为好的同时,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也面临严重挑战。在推动对俄罗斯的强硬回应上,部分欧盟成员国明显表现出了冲锋在前的姿态,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欧盟的政策。因为俄罗斯的存在,乌克兰危机被赋予了很强的欧洲地缘政治变化的含义,欧洲很大程度上把此理解为对自己能否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有力量的地缘政治战略竞争者形象的检验,这种自我强化的认识对欧洲的对外关系和对俄关系造成了很大困扰。第一,乌克兰危机成了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强势崛起的象征,特别是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举动,既让欧洲和历史上与俄罗斯的恩仇续接起来,又把现今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从想象中的西方大家庭推向分裂,甚至敌对化。第二,乌克兰危机成了欧洲在面对俄罗斯时所能展现的决心的一个考验,而这种考验又被东欧国家强化,使得欧盟走上了对俄罗斯制裁的道路。第三,在欧俄关系当中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持续施压,包括美国暂停遵守《中导条约》,这一事态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欧洲可能再次陷入历史上的冷战状态,成为美俄安全博弈的前沿阵地;而另一方面,欧洲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又面临成为美俄交易牺牲品的风险,这是欧洲在对俄罗斯关系上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欧洲对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多重困境。从地缘政治看,欧洲需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采取强硬回应,强硬的表现之一就是参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欧洲又担心被美国对俄关系的战车绑架,在美俄关系失控的情况下面临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在能源问题上,欧洲难以找到俄罗斯的替代方案,而欧俄能源合作又遭到美国打压,美国一直对德国推动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

  在中东这个大国竞争的焦点地区,欧洲影响有限。土耳其几十年来对欧盟成员国资格孜孜以求,欧洲一方面一百个不情愿接纳土耳其,另一方面又希望拉住土耳其,以欧盟成员国来激励土耳其改革,或者对土耳其施压。不过,由于对土耳其国内改革不满,美国和欧洲都对其施加了压力,这又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关系走近。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退出欧洲多年辛苦力推的核协议,引发欧洲对美国强烈不满。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宣布要撤军,使得欧洲担忧俄罗斯的影响更加扩大。显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竞争中,欧洲也不具备优势,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欧洲造成很大困扰。

  欧洲对外关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英国。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的情况下,与英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内部关系,欧盟的机制和程序会起着一种规范约束作用。如果英国最终成功脱离欧盟,与英国的关系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此,正常意义上的欧英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许多人对此都没有概念。

  欧洲对外关系的迷失问题也可反推自身,虽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洲联盟的重要支柱,里斯本条约后欧盟也设立了相当于国家外交部的欧洲对外行动署,以及相当于国家外交部长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内部在对外关系上的分裂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对美关系上,欧洲存在大陆主义和跨大西洋主义之分,或者说新老欧洲之别;在邻国政策的优先方向上,欧洲有东进和南下的不同;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欧洲在接收和反对,在移民到达国和边境国,在利益相关者和无关者之间,分裂同样严重。欧洲内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上的分化,使得欧洲在追求对外关系的界定和政策选择上很容易沉陷其中,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

  欧洲在一些全球性议题上的引领地位丧失也造成了其对外关系上的迷失。气候变化是这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后,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受到很大影响,在应对气候变化安排上一方面不但不愿意给发展中国家特别关照,而且对其他世界经济体威胁要采取碳排放关税的单边行动;另一方面则面临美国先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冷不热,到特朗普上台后干脆退出巴黎协定的冲击,最终使得欧洲无法像在十年前那样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确立欧盟的世界领导权。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也是如此,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曾自认为是天生的多边主义者,具有领导世界多边秩序的天生优势。而在世界面临多边主义威胁和挑战时,欧盟在维护多边秩序上未能提出有效应对方案。

  随着美国宣布要退出《中导条约》,欧洲面临美俄开展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而且俄罗斯明确宣布,俄罗斯的导弹也将瞄准允许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国家,欧洲如何应对还完全没有方向。

  在上述欧洲对外关系面临的考验中,其实最主要的考验恰恰来自美国,来自美国对欧洲、国际秩序、其他大国、国际制度的态度的不确定,这当中的每一个不确定都会对欧洲造成困扰。一定意义上说,这恐怕也是让欧洲最为困惑的一个问题吧。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1JZD047,作者为项目首席专家)

  注释

  [1]参见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2019年2月11日文章。

  [2]参见《难民危机下的德国社会撕裂》,《光明日报》,2019年2月3日,第8版。

  [3]参见《矛盾升级,法意关系现“裂痕”》,《人民日报》,2019年2月12日,第17版。

  [4]《欧洲反恐形势难言乐观》,《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第16版。

  [5]参见《匈牙利新政府面临与欧盟关系考验》,《人民日报》,2018年5月12日,第11版。

  [6]参见《特朗普要放弃北约第五条,默克尔:欧洲只能靠自己》,凤凰网,2017年5月31日,http://news.ifeng.com/a/20170531/51185233_0.shtml。

  Directional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inflicted Anxiety in Europe 

  Chen Yugang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Europe has fallen into the most serious crisi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refugee crisis has tested a range of values that Europ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The EU member countries not only face many serious challenges at the moment, but are confused about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French-German axis failed to propose an integration deepening plan that would inspire every EU state to tackle problems. Where is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going? It is difficult to reach an internal consensus, and the challenges of decentralization are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EU and some Eastern European member states have produce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value. The UK's "Brexit" has opened up a model of anti-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nsifying the uncertaint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foreign relations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ncertainty in Europe. The EU-Russia relationship is geographically competitive, and the Middle East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competition for big countries. Europe h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sufficient strategic capabilities in both regions.

  Keywords: EU, European integration, value confusion, institutional crisis, geopolitical crisis

  【作者简介】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全球治理、极地政治。主要著作有《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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