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今年1月胜选所引发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希腊，而是关乎在采纳了欧元的国家，人民能否有意义地表达民主选择？
这是一个对欧元自身的测试案例。如果货币联盟与民主无法相容，即使欧元最忠诚的朋友都不得不选择后者。幸运的是，它们并非不相容。但欧洲的政策恰恰基于相反的观点。如果不改变这种方式，一定会导致失败。
针对希腊民族自决的压力特别多。首先是债权人不同寻常的微观政策管理。其次是欧洲领导人对希腊选举的无耻干预，他们在2012年和2015年都明确表示，希望希腊人民再次选举那些早已名誉扫地的精英。第三是为避免出现任何对欧元区政策不利（或者甚至支持）的公民投票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2011年11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威胁时任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迫使他放弃通过全民公投来确立希腊对第二轮纾困（及其附加条件）的主动权。尽管欧元区未能吓阻激进左翼联盟今年6月举行公投，但那不是因为缺乏尝试。为什么他们对于让人民做出选择抱有如此令人惊讶的抵制态度呢？答案显而易见且令人担忧：欧洲领导人担心人民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在希腊，民调结果在两件事上一直非常一致：大多数希腊人想保留欧元作为本国货币，大多数人也都反对先前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债权人机构所强加的政策。这是今夏全民公投得到压倒性“否决”结果的含义；如果帕潘德里欧的全民公投计划没有流产的话，也将得到这样的结果。
对这种特定偏好——保留欧元，但要实行不同的政策——的表达，正是欧元区政治精英竭力试图阻止的。这样做合理吗？有三种解读：不老实的、宽宏大量的和冷嘲热讽的。对于任何信奉民主的人，这都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不老实的解读是，希腊人民这么投票是为了白拿更多别人的钱。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给予任何人的正当选项。但希腊政府自2013年以来已经做到收支平衡；即使在那之前，也只有10%的贷款被用于主要支出。“留在欧元区、实行不同政策”充其量意味着在欧元区内部发生违约。
宽宏大量的解读是，欧元区领导人相信，除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支持的政策外，别无选择（要不就是欧元完全解体），这些政策意味着从德国和其他债权国争取到财务支持，以换取由欧元区核心强加的严厉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是这一观点的最清晰表述者。他提出，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有利益确保离开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不会过得更好，而要求推行结构性改革以使欧元更好运转是有道理的。
比较刻薄的解读是，既然已经把自己的可信度与那些可被合理指责为阻碍了欧洲经济增长的政策捆绑在一起，体制内的精英人士无法承认自己当初错了。有关不存在替代政策的断言，在替代政策被证明奏效的情况下将不攻自破。因此，政治上必须做的是坚称，要保住欧元，就需要尊重“现金换控制”这一共识，而挑战它就相当于放弃欧元。
但这是不对的。如果早点进行主权和银行债务重组的话，希腊本来不需要大规模官方救援贷款。2010-11年转向紧缩和收紧货币政策是一个政策选择；当时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现已成为欧洲主导意识形态的改革议程，对长期增长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得出了有好有坏的评判——但实在算不上是欧元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的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只是必须接受自己将落在后面。这是置身于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应该具备的空间。
然而，不计其数的独立观察人士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别无选择”的论调，却没有意识到，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将是给欧元区套上的可怕罪名。欧元的目标是使跨境贸易和投资更通畅，加强政治凝聚力，防止昔日的敌对状态卷土重来，而不是要剥夺各国对经济模式的选择权，使它们不能指望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模式下。
存在替代选择的现实是值得欣慰的理由，也是造成绝望的原因。通过假装不存在替代选择——在希腊则是通过关闭银行体系（而非强迫其重组）使之成真——欧洲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欧洲最珍贵的价值观之一是伏尔泰(Voltaire)的精辟之言：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比起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议程的合理怀疑，欧洲应该将这条原则置于更高地位。反其道而行之将是背叛，只会增加对极端左翼和右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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