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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孙承晟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更新时间:2010-09-01 14:29:12

 

利玛窦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孙承晟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首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

1552106,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的一个药店老板家。1568年前往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7年前往里斯本,开始传教生涯。次年离开里斯本,与罗明坚神父、孟三德神父等一起前往印度果阿。1582年,应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命,于同年八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1583年,在先期入华的罗明坚的努力下,终被许可进入内地居留,进驻肇庆。从此辗转于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讲学传教,以进入北京为主要目标,试图劝化皇帝进而皈依中国。1601年,终以精心准备的自鸣钟等“方物”获万历皇帝赏识,破例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从而开始了在北京近十年的生活,直至1610年去世。

利玛窦来华不久即敏锐地意识到,在有着深厚文明基础的中国传教,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而不是僵硬的说教甚至武力的方式。进入韶州后,在瞿太素的建议下,他放弃僧衣,改穿儒服;之后还制定了传教过程中“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和祭祖礼仪”的所谓“利玛窦规矩”。利玛窦深知,要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十余年的勤奋学习,他对中国经典精通有余,令中国士人大为叹服,“西儒”之称随之而来,甚至还被当代日本学者平川祐弘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凭借其儒雅和博学,利玛窦赢得不少中国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贽、焦竑等的信赖和善待。他听从一些士人“缓谈归化,多讲实学,把著书立说置于口头宣讲之上”的忠告,以传播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编译了大量西学书籍,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大量书信以及用拉丁语为西方读者翻译的中国经典外,还在不少中国士人的帮助下,著译了近20种中文著作,有关于天文学方面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地理学方面的《坤舆万国全图》(另尚有《山海舆地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十余种版本),伦理学方面的《交友论》、《二十五言》,语言学方面的《葡汉辞典》(与罗明坚合著)、《西国记法》、《西字奇迹》,音乐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辩学遗牍》中的部分文字以及给万历皇帝的《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疏》。

这些著述几乎涵盖了西学的主要门类,举凡宗教、伦理、语言、天文、地理、数学、艺术,均有涉及,当然还有以口头传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学、建筑、印刷等知识。从实际效果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科学著作。自1584年起,利玛窦绘制了一系列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惊奇地认识到“天下”之外的世界。《乾坤体义》等天文学著作,虽然介绍的是当时正在被淘汰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但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塑造了明确的宇宙结构(后来被不断更新的天文知识所取代),清中后期尚有士人祖述其说。数学译作尤其是《几何原本》,则使演绎逻辑的方法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影响深远。利玛窦逝世后,明廷赐葬地,有人相质,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几何原本》之重要与影响,可见一斑。利玛窦的著作还不同程度地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儒家文化圈中兴起一股西学风气

利玛窦不仅著述宏富,而且创造了许多术语(其中当然有中国士人的帮助),至今仍广为采用,如数学中的“几何”、“点”、“线”、“面”、“角”、“弧”、“平行”、“比例”、“面积”、“体积”、“直角”、“钝角”,天文学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阴历”、“阳历”,地理学中的“经度”、“纬度”、“赤道”、“测量”等。有些是新造的,有些则是赋旧词以新义,利氏等人充分考虑了语汇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和系统性,不仅使这些术语具备传承下去的生命力,也为以后新术语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还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术语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个结点的生成,更体现了新观念和新知识的产生,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1610511,入华28年,进京不到10年,利玛窦怀着未能使万历皇帝皈依的遗憾在北京逝世。在庞迪我、李之藻、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争取下,破例由万历皇帝赐地,葬于滕公栅栏,成为明代第一个葬于中国的外国人。作为传教士、学者、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利玛窦不仅致力于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且著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同时不断将中国文化反馈回西方,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纵观古今来华的外国人,有以翻译佛经享誉朝野的安世高、鸠摩罗什,有以中国游记闻名欧洲的马可·波罗,有参与中国历法改革的汤若望、南怀仁,有将新教传华的马礼逊,有西方首个率政府使团访华的马戛尔尼等等,但论影响和知名度,必首推利玛窦。作为沟通东西方的使者、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于2000美国《生活》杂志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实当之无愧。现在世界各地亦多有以他命名的研究机构,如利氏学社(巴黎、台北、澳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意大利马切拉塔利玛窦东方关系学院等。

利玛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恐怕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而作为辅助手段的西学东渐,似乎超越传教,成为他所肩负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他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15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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