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大师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被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1842-1924），然而问题是，现代经济学果真继承了马歇尔的理念和精神，还是仅仅停留在一些次要的分析形式上。实际上，马歇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充分认识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强调结合其他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正因如此，马歇尔对那种狭隘化和形式化的研究倾向提出了很多批判，而且对自己的长期研究结论也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放弃牧师 选择经济学
马歇尔出生于一个充满宗教热情的家庭，其父亲经常迫使他学习到脑力和体力所允许的极限，连最喜欢的两项智力活动——数学和下棋——也被父亲禁止。19岁时，已有反叛精神的马歇尔拒绝了可能使他成为牧师的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喜欢的数学，在经历了几次曲折之后又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毕业后，虽然父亲依然希望他选取牧师职位，但马歇尔却和先前的学生玛丽结了婚。玛丽是马歇尔生活的忠实伴侣，不但在其学术生涯最困难的布里斯托尔学院时期伴随着他，而且其一直都不太好的身体也有赖于玛丽的照顾。
更为难得的是，玛丽还是马歇尔学术上的伴侣，一直是马歇尔的忠实听众和对话者。马歇尔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玛丽，其学术事业也是从他俩合作的《产业经济学》一书开始起步的。凯恩斯就曾说，“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透彻了解经济生活内在必然性 胜过工商业者
马歇尔具有广博的知识。一方面，马歇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他确实是个一流的经济史学家。而他对史实的掌握以及他头脑中所具备的分析习惯，并不停留在一些支离破碎的成分上，而是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即将活生生的史实归纳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另一方面，马歇尔也是具有极高智力的技术经济学家，而且对社会现实也具有非常深入的洞见，如熊彼特指出的，“他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运行，……他比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本人就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学家，更透彻地了解工商业、工商业问题和工商业者。他对经济生活的内在有机必然性的理解，甚至比他对这些必然性的表述更为深刻”。
正是基于渊博的知识，马歇尔不仅是局部均衡和微观分析的奠基者，而且也可以说是边际效用分析的建立者，并创立了一个具有综合性色彩的真正学派。马歇尔的学生扩展了其开创的剑桥传统，依据一种明确的科学推理范式来思考问题，并以马歇尔强有力的凝聚力加强这种结合，只是到了凯恩斯时代才脱离马歇尔体系。即使凯恩斯或者其他大部分可称之为该学派第三代的人物确实丢弃了对马歇尔的忠诚，马歇尔的特征仍然印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当时一位学者甚至这样评价马歇尔的学说：虽然在发展和应用现有学说的路途上有许多事情有待经济学家们去做，但伟大的工作却已经完成了。
著作出版滞后 并未影响其成为“里程碑”式人物
马歇尔在50年的著作生涯公开出版了82部作品，其代表作有：《经济学原理》、《产业与贸易》、《货币信用与商业》、《对外贸易的纯理论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工业经济学》，其中《经济学原理》长期被作为各国的经济学教科书。熊彼特认为，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功可以与斯密相埓，而且他的著作在英国比斯密的著作更为成功，是这个时期古典学派的成就，比任何其他著作更全面地体现了1900年前后出现的古典学派的局面。而且，有学者指出，马歇尔取得如此名声的缘由也与斯密相似：他写了一部能抓住那一时代学术精神的著作，并且他是通过直接面向那些富有理解力的非专业人士来完成这一工作的。
与斯密一样，马歇尔的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比如，他曾对杰文斯还没有准备好就急于发表其观点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出版的10年前或更早就已经形成了，而在连续再版的过程中又不断添加限制、例外和考虑等。熊彼特写道：“《国富论》和《原理》之成为《国富论》和《原理》都因为，或者至少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几十年工作的成果，而且完全成熟的成果都是那种无限小心、耐心劳动而不计较岁月流逝的精神的产品。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斯密和马歇尔都极其急于宣传他们的宏论，急于影响政治实践，然而他们谁也没有让自己的著作在手稿完善得自己认为业已可能完善之前就仓促付印”。
正因为马歇尔一直推迟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的思想观点往往在发表出来时已经显得很普通。例如，凯恩斯就指出，马歇尔去世前发表的《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在发表前数十年中就已经成为剑桥传统的一部分了。不过，尽管马歇尔对理论的问世如此审慎，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并依旧被视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事实上，其《经济学原理》一出版，就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这些理论内容至今仍然成为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实践框架被忽视 值得深思
很大程度上，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展示了早期的学术面貌。例如，孟德斯鸠为《论法的精神》花费了20年的心血。康德则对《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潜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复尝试、千锤百炼”了11年。再如，经济学的开山巨著《国富论》是斯密辛勤劳作了25年的产物，其中大约10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显然，这种治学精神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求新求变倾向存在明显差异。尽管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理论乃至流派不断推陈出新，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并没有实质性提高，对经济现象的预测水平以及指导实践的功能也没有实质性改善。
马歇尔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更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家。不幸的是，他的学生们却选择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概念进行再精炼，而忽视和放弃了马歇尔将其思想置于其中的实践框架，以致后人更强调其著作的理论方面，并常常指责某些理论概念的模糊性。事实上，像斯密一样，马歇尔关注社会现实、倡导学术的应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分析上的不足。马歇尔总是准备其分析框架中的缺口和不足，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学性质的一部分。埃克伦德等写道：马歇尔“也许是第一个赞美在理论改进方面有发展的人，但是他将肯定批评很多当代理论家所形成的在他们自身与实际事件之间的隔离状态。马歇尔的天才的核心在于，他能够从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学习并反过来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
而且，马歇尔具有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任何观点的面世都持审慎的态度；因此他能够对当时分裂的观点作充分的调和，并综合成一个新的较完整的体系。不幸的是，当前很多经济学者却是为了文章发表以评职称而“研究”和写作，以致不仅写作论文时显得很随意，而且都极力将很不成熟的观点尽快推出，结果真正的思想反而在原地踏步。甚至有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中，许多都是杜撰出来的而不具有长期意义。例如，克鲁格曼就写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国际经济学创新的黄金年代。可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些新知识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知识还是休谟和李嘉图的观点”。
作者：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