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5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崔洪建
崔洪建：中欧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前景 冲突不是或不再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曾在中国、也在欧洲引起过激烈讨论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当时受到了许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提出了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世界将以文明为认同形成不同的力量中心，而未来的国际政治将以文明差异划界，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将让位于今天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印度教之间的竞争。批评者的声音很强大，以至于亨廷顿在他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表示“委屈”，因为他的观点遭到了“误解”：他提出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冲突的“现实性”。
我从这本书表达的观点和它在中国的命运中至少得出了两个有意义的信息：一是亨廷顿教授的确极富睿智也很有远见，因为他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将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也许会让文化一元论者感到失望的是，跨国公司、资本流动和技术整合并未消解掉文化的个性，在一个被经济全球化磨“平”了的世界里，各种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却从未如此高涨。尽管现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喜欢在麦当劳里摆弄苹果手机，通过“脸谱”和“推特”来交流和共享信息，但对各自文化的认同并不因共享人类共同的技术成果而削减，反而大大增强了。
但亨廷顿教授的睿智所带来的不幸是，他有关冲突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现实，文明认同在政治热情的催化下可能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若干年后有人用“9.11”事件的灾难来证明“文明冲突”的存在；也有人为利比亚冲突贴上了“十字军东征”这一文明冲突的标签；最近的例子是，让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丧命、并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反美高潮的，是一部被认为诋毁了伊斯兰信仰的美国电影。而更让人痛心甚至警惕的是，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有人为“9.11”事件中“美帝国主义遭受打击”而欢欣鼓舞，而在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人始终难以接受由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共处的现实。
第二个信息是，在中国，尤其是多数知识精英们并不将“冲突”视作文明共处的唯一方式或宿命，这种观点来源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特征和历史的认知。被称为“自承为一个文明的大国”的中国，本身就是文明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文化也因为这种融合与交流而变得愈发厚重并且常新。我相信，类似的判断对于欧洲也能成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文明也是融合和交流的产物，尽管这种融合与交流过去常常是以战争或者冲突的方式进行的。
无论对于全球化是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彼此更深的相互依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无论中国还是欧洲的智者都告诉过我们，面对现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明智的。在最近由于岛屿争端引发的中日紧张关系中，中国有人主张对日本产品进行经济制裁，但两国的经济界人士却大多不主张这样做，因为作为了解中日经济关系的人，他们知道，中日之间在贸易和产业上的相互依存度有多高。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减少一辆日本汽车的生产，就意味着生产其中60%零配件的中国厂商的亏损。而尽管面临压力，仍有超过70%的日本企业愿意“扩大或维持在中国的运营”。同样，现在风行世界的苹果手机就是“美国设计+日本制造+中国组装”的产物，中欧之间有关光伏产品的贸易争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会是一部分受到中国产品竞争压力的欧洲企业与另一部分受益于中国进口原料和设备的欧洲企业之间的“内战”——产业链全球分工而又相互依存的事实足以让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一时情绪冷静下来，因为对话、妥协与合作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对抗、僵持和分裂的代价。这种因利益相互依存产生的“合”力要大于因争端产生的“分”力。
为此，我想我们应当感到幸运的是，现在历史赋予了人类一个机会，在一个经济的相互依存将各国作为利益攸关方紧紧绑在一起的世界里，在一个网络和手机让真相迅速公之于众的世界里，在一个文明交流不再被视作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和教化”的世界里，我们对于“人类”的认同从未如此清晰，对话而不是对抗，交流而不是交战，应当成为文明交融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中欧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文明或者文化是语义最为模糊的词汇之一，可以大到涵盖一切“非物质”的范畴，也可以专指与受教育相关的背景或能力。但我希望中欧之间的文化对话不仅仅是“有文化的人”之间的对话，而如同它的英文含义一样，是“people to people”的对话。近年来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据我所知，早在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建立之前，就有双方文学艺术领域的“中欧文化对话”渠道，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也举办过双边的“文化年”活动。但中欧仍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认知鸿沟，这种认知缺乏核差异与中国的迅速变化以及欧洲对这种变化的不适应有关。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以2003年10月双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标志，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但“蜜月”总是短暂的，中欧之间的“蜜月期”在持续3年之后即告结束，以2006年10月出台的欧盟对华政策新文件为标志，欧方一改此前对华“无条件接触”的“温存”，转而强调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双方在经贸、政治领域内的摩擦骤然升温，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欧洲传递期间达到高峰，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里甚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活动。欧洲的一些主流媒体也不断用负面方式来报道和诠释中国，使中国在欧洲民众中的整体形象受到严重的扭曲。中欧之间认知鸿沟的扩大是这场政策转向中最大的牺牲品。一些民调数据可以作为中国形象短期内在欧洲急速滑落的佐证。根据英国BBC2010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一些欧洲国家民众2010年初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国家还在上升：例如，意大利公众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比例是72％(2009年初比例是68％)，德国是71％(2009年为69％)，法国是64％(2009年为70％)，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54％(2009年西班牙为54％)。BBC在一年之后公布的调查结果仍然显示，中国在欧盟主要国家的形象依然呈现负面认知为主调：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主要是消极的受访者比例，法国为64％，德国为62％，西班牙为57％，意大利为56％，英国为48％(其中英国对华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比2010年上升10个百分点)。欧洲民意对中国的负面消极认知比例之高，与中欧关系的其他领域在这一阶段取得的发展极不协调。同样，尽管根据2011年10月在中国进行的民调显示，中国人对欧盟和欧盟民众有好感的分别为74%和78%，高于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但民众对欧盟的认知已发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变化，形成了认为欧洲人对华“傲慢而有歧视”的消极印象，并降低了对欧盟的信任和热情。欧盟方面对华态度的改变和在市场经济地位和军售解禁等问题上的“不友好”行为，是造成中国民众意见消极的直接外因。同时，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中国民众在中欧摩擦过程中对欧盟产生的“认知不平衡”现象，例如仅有不到10%的中国民众知道欧盟有27个成员国。
因此，弥补相互认知的缺乏、减少相互认知的差异是中欧文化对话的动力所在，也是对话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很难想象对彼此文化不尊重、不了解的贸易伙伴之间能获得持续发展。在我们着手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同时，也要着手去解决“认知不平衡”的问题，在我们忧心于“贸易赤字”的同时，相互间的“认知赤字”更值得忧虑，而对于中欧两大文明的共存共荣来说，后者显然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由于不了解而充满不信任感的中欧之间要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成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典范”，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中欧文化对话能为彼此和世界作出的贡献
在欧洲，中国的形象一直是“被塑造”出来的。从最早的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和满足欧洲探险者考古兴趣的“优雅之国”，到要靠坚船利炮才能敲开国门的“封闭之国”，从经济起飞之后的“重商之国”到政府执行力强大、民主实践不容于欧洲经验的“政治中国”，文化对话的开启是欧洲对中国认识的一次回归和深化，是两大文明之间应有的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也应当成为文化对话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对话之所以能有效地缩小认知差距，就因为它作用于社会和普通人群，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那么中欧文化对话应该涉及那些内容呢？尽管文化概念无所不包，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划分出可以进行对话交流的领域。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这是与政治相关度最高的领域，也被认为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围绕民主、人权等“敏感话题”的分歧和争论曾经给中欧关系带了了不少“麻烦”。之所以有“麻烦”，原因就在于双方深入到文化层面展开对话的深度不够，都纠结于表面的政治现象。为此欧方应当首先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理解“普世性”与“欧洲性”之间、“现代化”与“欧洲化”之间的距离与差别，并在尊重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尊重中国人民政治选择的基础上，以不预设前提和概念的务实精神开展对话。中国官方并未认可存在一个固定的政经一体的“中国模式”，并极力推进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也会吸取欧洲的政治发展经验，这为对话提供了积极的立场和巨大的空间。
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领域：这似乎是不易产生分歧的领域，因为文学艺术的理想是关照“人”的生存状态，而历史文化叙事又是以客观和还原真相为己任。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如同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现实中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不仅存在于书斋和博物馆之中，也存在于政治意识和国家利益的桎梏之中。我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正义的反侵略行为，在伦敦街头就被一组雕塑具象为英国士兵杀戮中国“暴民”的“正义”之举。我在和法国学者的交流中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领域，中欧之间现在应该着手做的事情，是双方共同去解读和编撰历史，这可以从双方的共同经历入手，比如鸦片战争、欧洲华工史等，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彼此的历史见解和文化逻辑的差异，从而找到弥合差异的路径。
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领域：有人说，中国菜是中国文化迄今为止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这话不错，当看到欧洲朋友能熟练地使用筷子吃中餐或者中国人用刀叉吃西餐时，我总是很欣慰，饮食也是文化，而且是表现为日常形态的最直观的文化形式，相互接受不同的饮食习惯就是一种文化相互认同的最直观感受。但我想欧洲朋友对中国菜的喜好不要仅停留在它的味道上，更要从中国烹饪技艺的后面，了解它调合五味、治国齐民的文化内涵。文化当然更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中欧之间在思维方式上常常产生矛盾的是，欧洲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让习惯了“和光同尘、道行不悖”思维方式的中国人难以适应。比如欧洲舆论在看待中国对欧洲的作用时，总是用“威胁还是机遇”、“对手还是伙伴”、“朋友还是敌人”等二元对立的框子把自己套住，然后让中国人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如同其他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一样，中欧文化对话不仅是双边的，更具有全球效应，中欧文化对话能为全球文明的建构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首先，中欧之间展开文化对话本身就是对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贡献。“求同存异”是不同文化共处的“黄金法则”。中欧文化的差异是中欧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中国和欧洲都有悠长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世界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另外，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具有鲜明的特征，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过“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现象，说明不同文明之间是需要交流的，通过交流启发自己、完善自己，所以这种不同又应该是一种促进的因素。当然也有少数人有一种狭隘的文化优越感，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的文化，这样的观念是不利于双方关系发展的。
中欧文化对话的另一层意义是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来向世界展示，古老文明如何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来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中国知识界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发展物质文明、实现GDP的超越并非难事，建构自身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品格才是真正任重道远的历史难题。为此，中国仍需要向外部世界保持谦逊、开放和学习的态度。欧洲的经验和成就是中国重要的学习榜样，这也是中欧文化对话的重要价值所在。欧洲在技术创新能力、社会管理、文化建设和软实力塑造方面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和欧洲的差距所在，也是中国要向欧洲虚心学习的方面。比如软实力塑造的问题，欧洲人一开始也不懂得这个道理，在经历多年的战乱后，欧洲发现硬实力不能解决问题，转而发展软实力，成为世界上能够使用软实力解决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利益冲突问题的重要力量，这对于正处于内外矛盾和冲突多发期的中国来说，就有很大的借鉴和学习意义。同样，在理解的基础上，欧洲也应当以更加包容和平等的心态面对中国，相信一个古老文明的长期生存和复兴的历史经验，也是可以为不时遭遇挑战和危机的欧洲文明提供有益经验的。
当然，中欧文化对话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通过扩大和提升双方的共性和共识，来为全球文明的建构做出具体的贡献。中欧之间能展开各层次、各领域的广泛对话与合作，绝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只有分歧，没有共性。从历史经验和文化意义上来看，欧洲的一体化道路就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过程，需要平衡和协调大国、小国的利益，需要在坚持欧洲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个性，欧盟的成员国和人民也通过这种相互尊重的方式获得了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个人在一起生活和共事、合作的经验。这种“和而不同”也恰恰是中国文明能历久不衰的宝贵经验，这也是中欧都主张多极化世界的深刻文化内因。56个民族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将与27国和平共处的伟大实践一道，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全球文明建构贡献出超越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巨大价值。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http://www.qstheory.cn/gj/gjsdfx/201312/t20131225_3060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