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9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按理说，英国首相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波兰外长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的关系应该相当不错才是。他俩都曾就读于牛津大学(Oxford)，都是精英荟萃的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的成员（穿衣打扮、豪饮、呕吐和破坏公物是该俱乐部的专长）。他俩后来都成长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1月初，我们却看到这两位政治人士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光彩的争执，起因是卡梅伦说英国不应向在波兰生活的一些孩子支付儿童津贴，尽管他们的父母在英国打工。作为回应，西科尔斯基谴责英国侮辱波兰移民，并（用波兰语）在Twitter上发了条帖子，称在英国的波兰人应当回国。
发生了这样的争执，卡梅伦和西科尔斯基都难辞其咎。作为首相的卡梅伦缺乏修养，他说英国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即允许数十万波兰移民进入英国。但他却不强调这些波兰人普遍为英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努力工作、纳税、开办企业，为英国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面，西科尔斯基不妨克制住冲动，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波兰人受益于英国社会对他们的欢迎和接纳，以此来更好地声援他的同胞。
在这场小小的争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争论，即如何应对欧盟(EU)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欧盟有5亿人，其中英、德、法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3至4倍。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欧盟的移民不仅享有工作的权利，还享有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利，包括失业津贴、住房补贴以及子女抚养费。
记得10年前欧盟扩大前夕，作为驻布鲁塞尔记者的我曾经想过，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走访保加利亚一处极度贫穷的罗姆人定居点后，我在布鲁塞尔提出了一些关于人员自由流动与福利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我得到的回答却相当含糊、且略带不满。有人暗示，我提的这些问题有迎合种族主义耸人言论的危险。
因此，当这个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变得充满争议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然是英国在带头抗议人员自由流动。英国人曾是欧盟扩大的拥护者，他们将扩盟视为反制欧洲政治联盟计划的一步棋（那是他们最害怕的计划）。2005年，为了抵制廉价“波兰水管工”给本国工人造成的威胁，法国爆发了一场抗议运动，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若干国家的嘲讽。但如今，就连英国工党(Labour Party)也在讨论对欧盟移民采取限制。
这一切肯定会让布鲁塞尔的部分人士忍不住认为，这场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混乱争吵不过是“英国问题”的最新表现。但真这么想就错了。由于英国正准备迎接一次可能的全民公决、解决国家是否要留在欧盟内的问题，因此，对人员自由流动的争论声在英国自然是最大的。但这些抱怨并非只出现在英国。德国、荷兰和法国国内也都围绕着类似的问题——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和享受福利的权利——存在激烈争论。
这一争论令欧盟陷于战略上的两难境地。欧盟的纯粹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流动是一项根本原则，不能打折扣。他们指出，别的提议是在向欧盟怀疑论者和排外分子作出危险的妥协。
在常态之下，上述观点或许无可厚非。但眼下欧盟的政治形势离常态有很大距离。未来几个月里，欧盟内部被视为异端的一些政治力量，其在布鲁塞尔的势力很可能会大幅增长。在今年5月举行的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及荷兰自由党(Dutch Freedom Party)在各自的国家都可能赢得最多的票数，而且必将有强劲表现。统共算来，“反欧盟”力量可能占据新一届欧洲议会多达三分之一的议席。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的教条主义者们是时候承认有些他们认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远没有得到整个欧洲的普遍接受了。在布鲁塞尔看来，一国政府不应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那些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人们似乎仍习惯性地更想与本国公民保持团结，与欧盟其他国家公民同甘共苦的意愿则要差一点。这种想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关于福利问题的争论中，还体现在德国、荷兰等国拿本国纳税人的钱为南欧国家纾困时流露出的那种极度不情愿中。
扩大欧盟和人员自由流动都是不错的主意，但两者同时采纳就改变了这个联盟的性质。一个务实的亲欧盟主义者应当承认，民主制度要根据情况变化作出调整。修改福利规则——给予各国更大的余地来优先照顾其本国公民——会使欧盟在边界开放这一更重要的主张上更容易赢得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西科尔斯基和卡梅伦先生，他们不应再通过国家的喊话筒向对方叫板，而应该共同分享一瓶香槟，然后在下次见面时联手把餐馆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