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06日 斯里-库马尔全球策略公司总裁 科玛尔•斯里-库马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金融危机结束五年了，美国和欧元区仍在应对失业率高和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在美国，长期失业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欧元区，失业率达到11.6%。
为了对抗这种不利局面，美联储(Fed)将其资产负债规模扩大到了2008年末的5倍，欧洲央行(ECB)则在今年6月决定设定负存款利率，以刺激银行放贷。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暗示，他愿意实施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
这些货币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效果。只有鼓励市场各方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成功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华盛顿和法兰克福的主流观点是，如果货币宽松没能推动全球经济健康扩张或降低失业率，那么世界就需要加大宽松力度。这一观点有违常识。如果一种药几年都不见效，那么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换药，而非加大剂量。
在增长率和就业率的黯淡图景中，德国经济成为了发达国家当中的一道光芒。11年前德国发起的抗击经济增长停滞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其他国家可从中汲取经验。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德国失业率达到8.3%的峰值，远低于美国同年10%的失业率峰值。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德国青年失业率目前低于8%，希腊和西班牙则为50%左右。
面向学生的企业学徒制，使得德国年轻人能够平稳地从学校过渡到工作岗位，缓解了这一关键年龄组的就业压力。
在美国，在失业率走低的同时，劳动参与率也降至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壮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降低。
相比之下，德国失业率自2008年以来一直低于美国。同时，由于更多的女性和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进入职场，德国劳动参与率略有升高。
德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美国可从中汲取哪些经验？德国转型的根源可回溯到2003年。那一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启动了“哈尔茨改革”(Hartz reforms)。面对2000年代初的经济乏力以及2002年10%的失业率，德国被迫采取行动，实施了大胆的措施。
这些新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鼓励找工作，而不是提供慷慨的福利（这会让人打消接受市场提供的职位的念头）；向雇员提供激励，使其保留并习得更紧俏的技能；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这项改革并未呼吁欧洲央行放松货币政策，也未过分增加德国的财政赤字。
到了今年4月，鉴于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德国才首次出台时薪8.50欧元的最低工资——要到2015年才生效，而且设定了很多例外。
美国劳动力市场常被视为一个灵活的市场。实情却并非如此。近期在两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妨碍就业创造。一个是，近来多个州调高了最低工资，另一个是与“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即新医疗法案相关的规定。
美国的2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设定的最低工资都已高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每小时7.25美元。多个城市的市长提出了一项把最低工资调高至每小时10.10美元的方案。今年6月，西雅图市议会投票决定逐步把最低工资调高至每小时15美元，这将成为全美最高的最低工资。这些做法的动机值得称赞，它们是想通过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薪水，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现实中，考虑到低技能劳动者中未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人数非常多，这很可能会推高这个弱势群体的失业率。
而新医疗法案规定，从2016年起，全职雇员人数不少于50的公司须向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在市场经济中，雇主为了符合这项法律的要求，当然可以选择减少雇员人数或只雇用兼职劳动者。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无法帮助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
一边是德国，另一边是欧元区其他国家和美国，两者之间对比鲜明的境遇让我们得出一条结论：短期修补措施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增加就业要求实施政治上棘手的劳动力改革，而非只是投入更多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