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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升:查理周刊案凸显非洲裔年轻人“融入”难题
作者:佚名 | 文章来源:作者:赵永升 时间:2015年01月15日 来源:美国《财富》杂志 | 更新时间:2015-01-19 09:23:25

【摘要】   《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本周已恢复出刊,在谴责暴力袭击、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引发血案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也值得注意。仔细阅读这次涉案的恐怖袭击者简历,不难发现存在四大共同特征:均是非洲移民后裔;年轻;信奉伊斯兰教;曾很长时间失业。

 

 

圣诞节和元旦的长假一过,法国人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和学习。巴黎(城区)11区的法国一家讽刺型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也在17日周三以《法国一直没有遭到恐怖袭击》为题,刊出新年的头一期讽刺漫画。画中一个恐怖分子模样扛着枪回答道:“别急!还是等到一月底再祝贺新年吧!”,见图1

也许是乐极生悲,也许是一语成谶。这幅漫画发表后不到一杯咖啡的时间,即周三上午11点半,伊斯兰极端分子Kouachi兄弟即枪击了《查理周刊》总部,造成12人死亡、4人重伤、轻伤20多。同一天在巴黎(南城)Montrouge,一名女警察被同一组织的Amedy Coulibaly枪杀。19日周五,在巴黎(北城)离戴高乐机场不远的Dammartin-en-Goêle镇,Kouachi兄弟劫持了一家印刷厂至少一名人质。同时在巴黎(东城)文森门(La Porte de Vincennes),Coulibaly闯进一家犹太人食品店Hyper Cacher,枪杀4人并劫持数名人质。当天傍晚,劫持人质事件得以解决,大部分人质获救,3名歹徒全部被击毙……。

在巴黎城的几乎各个方向,城区、南城、北城、东城,短短三天时间发生如此之多的暴力恐怖事件。突如晴天霹雳,巴黎乃至整个法国、整个欧洲,一下子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有的媒体报道是法国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报》甚至认为这是法国自1835Temple大街惨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巴黎究竟怎么了?法国究竟怎么了?欧洲究竟怎么了?

对此的解读,无论是巴黎人还是法国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是针对报纸即‘言论自由’的野蛮行径”(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谴责措辞),是对法国和欧洲“新闻自由”和“自由言论”的一大践踏,是对“欧洲价值观”的挑战。前总统萨科齐的第一反应也是“袭击《查理周刊》,就是向法国宣战!”。

在西方之外的部分其他国家,例如东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则相对表现出颇为综合的特点,开始了“尊重新闻自由”与“尊重宗教信仰”的比较争论。

对任何形式的恐怖暴力行为,笔者认为都应予以严惩不贷。此次Kouachi兄弟和Coulibaly共三人,都已在与警方解救人质的交火中被击毙,也算罪有应得。Coulibaly的妻子涉嫌协助恐怖袭击,尚有另一人在周三巴黎南城用手枪袭击了一名跑步锻炼者,也都在警方紧锣密鼓的追捕之中。

在《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之后,为配合大巴黎全城启动的最高级别Vigipirate反恐机制,法国紧急从外地向巴黎增兵。17日增兵150人,8200人,9日增兵250人。巴黎原有Vigipirate常驻军人450名,到8日已达800人。之后全法国更是先后增加到5,000名和10,000名军人,可谓规模空前。增兵来源地见下图。同时,法国政府也迅速出台一系列的反恐应对临时预案和特别措施。

 

毋庸置疑,上述所有这些举措,对确保巴黎城乃全法国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但笔者同时也感觉到,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其实都在将《查理周刊》枪击事件,悄然地转向一些更加宽泛的或清晰或模糊的概念,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导致此类严重暴力事件背后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仔细阅读这三四名恐怖主义者的简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有四大共同特征,那就是:第一、均是来自非洲的移民后裔,多数已是第二代移民。细微区别在于Kouachi兄弟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移民后裔,而Coulibaly则来自我们俗称“黑非洲”地区的国家马里。第二、都是年轻人,年龄也相仿,多数都在30多岁,有32岁的、也有34岁的,除了在逃的嫌疑犯Coulibaly之妻年仅26岁。第三、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

第四、他们都曾经很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大部分时间甚至是处于“完全失业”状态(Chômage complet),指的是无任何职业活动,各类临时或钟点工作均含在内。Kouachi兄弟在长期的失业期间,也曾短暂到一家比萨店做过临时工。Coulibaly更是在2009715日参加一个500人代表团,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受到萨科奇接见时,恳请届时的总统帮着他找工作。当时法国的《费加罗报》还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

而在对恐怖暴力的悲愤之余,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极端,进而走向恐怖暴力?其实,笔者将对法国的反思部分归咎于“族群主义”。“Communautarisme”这个法语单词,词典将其译为“社区主义”;笔者认为此译法欠妥,特将其译为“族群主义”。基于不同的种族背景、宗教背景、文化背景与经济背景等,来自不同“源国家”的族群,在同一个“目标国家”的一个特定地域,按照“分区化”方式进行居住,容易由此引起相应的就业机会与失业概率等多种经济变量,也随之呈现“族群化”趋势。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都由于这种“族群主义”引起了大大小小的纷争,乃至升到都市或社会层面的骚乱。

巴黎是西方社会中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大都市之一,其市政规划设计也颇有特色与合理性:对巴黎市区蜗牛状划分的井然有序,在此不再赘述;在市区东西两侧、离市中心较近的塞纳河谷地、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建有五座“新城”(英美国家习惯将其称之为“卫星城”),环绕历史悠久的巴黎城。这五座新城从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别是西北是赛尔基-蓬杜瓦兹市,东边是马恩-拉瓦莱市,东南有默龙-色纳市,南边有埃夫里市,西边为圣康丁--伊夫利纳市。

诚然,巴黎以其“新城”建设形式,将世界上不少都市难以解决的人口膨胀与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较为成功地加以解决。然而在笔者看来,巴黎的市政规划和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异大的不同阶层分居不同区域的特点。巴黎中心区在历史原因,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穷人区”和“富人区”,如16区、8区和5区都是富人区,而18区、19区、20区则是穷人区。

此次的劫持犯Kouachi兄弟就家住在19区。他们枪击了《查理周刊》总部之后,也是开车回到19区,再从19区换车外逃。笔者曾多次去那一带考察,那里的房屋结构酷似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大板楼,相当简陋。路上遇到白人不多,那里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与19区相反,在巴黎西边的凡尔赛市(Versailles)和南边的梭市(Sceaux),则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别墅,或是豪华独栋,或是联体别墅,路上遇不到几个黑人和阿拉伯人。

巴黎的这种市政规划特征,丝毫没能解决城市族群“分区化”的问题;相反,原先不同市区间的贫富差异,进一步放大到了不同的新城之间。巴黎的“富人新城”和“富人区”,由于治安好、人才多、环境美等因素,后来陆续汇集了大批的所谓“富人公司”。至于“穷人新城”和“穷人区”,不难想象,由于治安差、人才少、环境恶等因素,自然难以吸引到“富人公司”,甚至一般的企业对“穷人新城”和“穷人区”也是谈虎色变。久而久之,贫富新城(区)之间的差异,就进一步体现在创业与就业上了,而与之相应的就业机会与失业概率等变量,自然也随之呈现“族群化”趋势。

Kouachi兄弟就是在这样的区,与其所谓的“导师”认识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导师”深知巴黎的底细,潜入这类的“穷人新城”和“穷人区”。由于“族群效应”,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大有人在,即使在大白天,也经常能见到成群结队的游手好闲青年。尽管法国设有颇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能确保这些失业者能够拿到一定的失业补助;但要知道这些人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在法国社会,尤其是所谓的“主流社会”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些许位置,其精神就处于迷茫和缺失的状态。

这般,极端组织的所谓“导师”就正好趁虚而入。先用金钱吸引,后用宗教迷惑,进一步送到也门基地,加以系统的宗教“极端化”教育,最终达到彻底“洗脑”的程度,而后委以此类《查理周刊》灭门的“重任”。极端组织的“导师”,同时也让已“教育成才”的“学生”进一步发展极端成员。Coulibaly尽管多次蹲过监狱,但在认识Kouachi兄弟之前并没有“极端化”,也无非就是偷盗、斗殴和贩卖点毒品。正是Kouachi兄弟将其彻底“浸染”在伊斯兰极端思想之中,终至于此。

又赶上2008年欧债危机起,欧洲整体经济一直萎靡不振,法国经济更是艰难匍匐。根据法国央行法兰西银行,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去年GDP增长第四季度仅为0.1%,全年实现0.4%,远低于法国政府和欧盟预期的1.0%。又依据法国劳动部公布的数据,去年法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0.4%,换言之有3,432,500人“完全失业”,如果加上“部分失业者”(Chômeurs incomplets),失业总人数达到5,430,000。初步估计,法国年轻人每四个、甚至每三个中就有一个人失业。

因此,对平时早已是就业弱势群体的“穷人新城”和“穷人区”年轻人而言,可想而知,在法国此等经济形势下,更是何等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笔者认为,这才是导致这些年轻人一步一步走向极端的根本经济原因所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年轻人自身存有诸多弱点和孽根性,因为无论是居住在“穷人新城”和“穷人区”,或是多长时间的完全失业,或是其他任何的理由,都不足以为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开脱。

估计2015年一年法国乃至欧洲整体的重点,都将是接过美国的“反恐”大旗。这固然重要,但其实对法国和欧洲,当下的根本还是尽快走出危机、经济复苏,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只要认识到该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起来其实并非难于登天,只要政府痛下决心,并投入足够的财力和物力;设定短期、中期和远期的非洲裔“融入”可行性计划,并着手一步一步加以实施。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兼副会长,旅法华人经济(金融)学家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