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的“两会”议题都受到海内外的热议，今年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退休与养老制度的改革问题。在十二届人大3次会议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全国养老金统筹方案力争在2015年出台——将按照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诚然，退休与养老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通常令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们头疼不已。那么，作为充其量还只有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中国，为何退休养老问题现在就已经显得尤为突出了呢？
其实，除了西方发达社会常规的老龄化成因——如生育率不高，不足以确保人口的更新换代；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引起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等——之外，中国还有自身的成因：“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多轨制的退休机制和养老金的管理不力问题。
不可否认，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解决了那个时代的人口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分强调“人多力量大”而大力鼓励生育，造成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人口增加过快的局面。在经济增长不能一蹴而就的历史背景下，决策者最终无奈地选择了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极端”的做法，即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这是堪称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
迄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其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成效之余，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即严重改变了原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就拿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比较为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的人占总人口的22.89%，15-64岁的人占总人口的70.15%，65岁及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6.96%。这与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4.8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更是显示，大陆31个省份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16.60%，15-59岁占比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这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人口占比下降了6.29个百分点，15-59岁的人口占比上升了3.36个点，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上升2.93个点，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上升1.91个点。
实际上，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那般突飞猛进，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尤其是极其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更是助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剧变，其中就有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
中国的退休养老问题尤为突出，除了“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众所周知的另两个原因：多轨退休机制和养老金管理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退休养老制度的改革是分步骤走的，因而迄今还保留着多轨制的退休养老制度也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有的先行、有的后行，就势必造成了在养老保险的缴费方面，不同“轨道”上的人员对“养老金库”贡献上的差异；尤其是一部分人不缴费或只是象征性地缴费，但退休后却享受着同等乃至更高的待遇。如果这种局面不及时加以纠正，早晚将会导致“养老金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至于养老金的管理问题，由于法规与制度所限，中国的养老金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可言，基本是让躺在银行的账上。因而，哪怕称之为管理不善乃至几无管理，也不为过。
总体而言，中国的退休养老制度，在笔者看来尚属于“粗放型”。何为“粗放型”？所谓的粗放型退休养老制度，指的是在机制的设计上还只是停留在粗线条的层面，如男性与女性之差、工人与干部之别、高工与普工之异等，而缺乏更加细致入微的考量与规章。由于中国当今社会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演变，因而尽管有了些更新、但整体依旧陈旧不堪的中国退休养老机制，早已到了亟需从“粗放型”到 “精细型”的革新。
而要将中国退休养老机制从“粗放型”改革成“精细型”，欧美发达经济体已经探索过数十年乃至半个世纪的经验与教训，则是值得中国决策者们的汲取和借鉴的。在西方社会中，欧洲大陆的法国可以说颇具代表性，其中法国的退休养老体系也十分完善与精细。
法国是一个典型的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的社会。根据欧盟统计局及法国统计机构，按照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在欧洲超过65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05亿，其中4,500万人的年龄超过80岁；而2010年在欧洲，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只有3,000万，其中2,300万人的年龄超过80岁。老龄化问题在法国尤为严重，三个法国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换言之，到2025年，将有2,000万法国人超过65岁。
法国对各个行业与不同工种做了颇为详尽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工种不一，系数不一”——即根据不同工种工作的艰辛程度（Le Degré de Pénibilité），在基准参保年限基础上加以上下浮动。例如，地铁司机及其他机务人员，一直被视为从事的是一个较为艰辛的工作，因而比基准工种的参保年限少两三年，换言之，要比一般人提前两三年退休，而不影响其领取的退休金金额。法国对几乎所有的行业和工种，都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员工分为两大类：干部和工人。中国人说的“干部”，基本上相当于法国人说的“Cadre”，意指管理层。法国将一个机构的人员也分为两大类：“干部”和雇员。一个中国“干部”，在退休养老上要求要比一个中国工人多工作五年时间。在这一点上，法国没有将是否“干部”与退休年龄挂钩。中国这种简单地将工人与“干部”划分开来对待是否合理，尚有待商榷。另外，法国在退休养老机制上，尤其考虑到了家庭情况、孩子数量等多个因素。这一点，中国似乎也应该加以借鉴。
至于职称级别，中国规定高级职称要比非高级职称，即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者晚五年退休。例如一个高工（高级工程师）或教授，需要比一个工程师或讲师多工作五年时间。此类将专业职称与退休年龄挂钩的做法，在法国没有见到，在其它欧盟发达国家也不曾见到。中国可根据国际实践加以重新考量，看是否可以对此种挂钩加以或多或少的调整。
而中法退休养老机制首要的一个区别，还在于法国尽管也考虑年龄，但主要是以参保年限为基础，而中国则是主要基于年龄、附带参考工龄。法国政府在1982年规定从次年4月1日起，年满60岁、缴足37.5年养老保险的人，才可领取全额的养老金。接着在1993年该规定又作了修改，即从2003年1月1日起缴费年限必须达到40年。最后2006年5月，法国部长会议提出建议、后在萨科奇时代得以通过，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限进一步延长到了42年。
笔者以为，法国这种基于缴纳养老保险年限的做法，兴许值得中国借鉴，因为现在世界上不少出现养老金危机的国家，症结都出自缴费不足，所以要以缴费年限来计算而非按照普通的年龄。当然，如果要一步到位，容易对原有体制产生过大的“震动”，因而中国可以考虑分步走的策略——例如第一步，缴纳养老保险年限先按照38年；第二步，过一定期限如十年之后，再按照40年；最后第三步，又过一定期限如十年之后，再到42年。对部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缴足年限又想按期退休者，可以采用有条件地“购买”参保年限的办法，一则至少可以部分补足“养老金库”，二则可给年轻人适时地腾出位置。
法国基于参保缴费年限的做法，还能将中国在退休养老上干部工人区别对待等的做法一起并入。例如，一个工人18-20岁参加工作，如果按照38年参保计算，这个工人到56-58岁可以退休并领取全额退休金。而一个中国称之为的“干部”通常会在22-25岁参加工作，同样按照38年参保计算，这个干部到60-63岁可以退休并领取全额退休金。
同时，法国基于参保缴费年限的做法，与中国最低参保缴费年限为15年的规定也不矛盾。中国人在缴纳养老保险15年之后，能拿到的也是最低的相应养老金金额。对15年的设计，应该是国家当时考虑到中国两种体制之间的变革和过渡因素。显然，不少“跨体制”的人在原有体制下是由国家负责全部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保险”的说法。鉴于在新体制下的人对退休金的期望会更高，相信在一定时期之后15年的设计会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进而极有可能被完全取消。
当然，中国也有值得法国和其它西方发达经济国家学习之处，其中就有性别与退休挂钩的做法：一个中国男性，要比一个中国女性多工作五年时间——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女性工人要比一个中国男性工人提前5年退休，比一个中国男性“干部”提前10年退休，更比一个中国男性高级职称“干部”提前15年退休。中国男女被区别对待的退休政策，由于女性承担更多的生育与家庭任务，对女性早退休的照顾显然是应该的。而法国及其它西方社会尽管“女权运动”不断高涨，但在退休年龄这个根本问题上却远落后于中国。
总之，在退休与养老制度上，从“粗放型”到“精细型”的改革是必须且迫切的。其实，此次“两会”和会前中国政府已经着手改变，并且正在和即将进行大幅的改革。当然，作为一个历史遗留性问题，退休养老制度改革要朝夕而就显然有些天真，只能胆大心细、一步一步地来。而期间，确保改革和转型的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充分考虑到旧机制下生活与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一代人的感受，并确保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扎稳打地推动旧机制向新机制的转型成功。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旅法华人经济（金融）学家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