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行的瑞士全民公投中，约78%的投票者否决了发放“无条件基本工资”的全民补助计划。在此之前瑞士政府所设定的公投内容是计划向每个瑞士成年人，无附加条件地每月发25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6万元)，向每个未成年人每月发625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4300元)。
对这么一件打算将无条件发放基本工资写入瑞士宪法的“好事儿”，却有超过3/4的瑞士人选择了“否”，即不同意发放。动议被高票否决这个结果，着实有些出乎人的意料，尤其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到吃惊。那么，瑞士人做出如此选择，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呢?
本质是对经济模型的选择
有人从瑞士的政治体制出发，认为这是“民主”的力量;也有人从民族的特点出发，认为这体现出瑞士人的高素质;更有人认为瑞士人天生勤劳、不懒惰，才会遇到不干活还可以白拿钱的好事也不要。各类解读，可谓五花八门。
笔者由于讲学的缘故，经常往返于巴黎与日内瓦之间，对瑞士还是有些了解的。说句实话，瑞士人也没有那么“高尚”，至少还没有到白给钱也不拿的层面。另外，这与所谓的“民主”体制等因素，也实在没有太多的关联性。
从经济学考虑，瑞士人做出这个决定，必定事先经过仔细的计算。换言之，约有78%的瑞士投票者投了否决票，表明近八成的瑞士人经过周全的经济核算之后，认为这个“最低基本工资”的提议对其自身是不利的，即因此将付出的要比将获得的多。
“无条件基本工资”一词，实际上是大家的一个俗称，这个概念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公民资格补助”，意指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具有“公民资格”，就可以每月领到由该国家发放的固定金额的补助。
“公民资格补助”一词，就如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不平等经济学》一书中提及的“公民资格最低收入”的概念：“然而，这种传统的‘左右冲突’随着时间变得复杂化，例如有些左派人士提倡恢复‘公民资格最低收入’——给所有人发放、由税收收入承担，并不直接与市场机制发生干扰，这与弗里得曼的‘负所得税’只是幅度不同而已”。
而类似“如若通过，瑞士将成为首个无条件向所有公民发放补助的国家”这样的报道，曾在国内诸多媒体中出现，其实并不准确。原因是发放“公民资格补助”或“公民资格最低收入”这种做法，实际上根本不是从瑞士才开始。早在乌托邦主义与早期雏形社会主义盛行的年代，就陆续有一些国家尝试过了。
若从宏观层面来看，笔者认为瑞士人否决“基本工资”提议，本质上是对经济模型与社会福利的一种选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型与社会福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欧洲大陆(欧陆)模式，另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英美)文化国家模式。前者更加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倡导国家对个体的帮助，重在国家的主导作用;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放手对经济的干预，提倡个体自身的努力，重在自由竞争与市场的作用。法国是欧陆模式的典型代表，而英国、美国顾名思义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国家的代表。至于瑞士，地域处于欧洲大陆，经济模式自然也趋于西欧模式。
无独有偶，在瑞士此番对“基本工资”公投之前，例如作为北欧国家的丹麦就已经着手将纷繁复杂的各类补贴和补助，都整齐划一地合并成“单一补助”——800欧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也是针对所有的丹麦公民。显然，丹麦实行的正是本文所提的“公民资格补助”或皮凯蒂所称的“公民资格最低收入”。可见，瑞士并不孤单，还有丹麦同行。
“平均”无法掩盖“不平等”
其实，无论是瑞士人还是丹麦人，他们都需要面对“不平等”和“不平等经济学”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不平等”和“不平等经济学”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说它是个世界性的课题，那是因为“是否平等”涉及的是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已经名列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还是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说它是个历史性的课题，那是因为“是否平等”其实是一个老调重弹的话题，我们的先贤孔子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真要追溯起时间来的话，恐怕人类在其出现在地球之时就关心起“是否平等”的问题了，换言之，平等与否的问题与人类几乎同在。
显然，无论是瑞士的“基本工资”还是丹麦的“单一补助”，都等同于学术上所称的“公民资格最低收入”或“公民资格补助”，即给该国家里的每一位公民发放同样金额的款项，其宗旨都在于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而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平等”与“平均”这两个概念。
而“不平等”与“不平均”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相差甚远。如果只是将一个社会的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所获取的收入不相同就视之为不平等，“要求瑞士政府向所有公民，无论其就业与否，发放一份基础工资”，毋庸置疑，这种貌似“平等”的做法，其实是“平均”，想要掩盖的是另一种“不平等”。
当然，瑞士人的初衷可嘉——这项名为“无条件基本工资”的公民动议，由包括瑞士教师、记者等在内的几名独立知识分子联合发起，建议分别向瑞士成年公民和未成年人每月发钱，目的在于保证大家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般，在“这项计划能促进人的尊严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与“这项计划耗资巨大，会削弱经济”之间，就出现了公投前与公投中正负双方的角力。
至于其他因素，瑞士的公投结果，是否与从中东与北非涌入欧洲的“难民潮”相关?经济核算自然是根本，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例如“难民潮”，当然也会对公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果没有此类外在因素，兴许投反对票的比例不会那么大——可能会超过50%，但现在达到70%以上是内生因素难以诠释的。
另外，这是否也与世界乃至欧洲整体的经济形势不佳有关?这个回答也是肯定的。倘若经济好，瑞士人自然也会大方一些，尽管他们是以会算账而著称的。经济不好，钱包就会捂得紧，尤其面对可能会损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当然会投出否定票了。
总之，这次“最低基本工资”公投的内容尽管被否决了，但依然是瑞士的一次尝试。与瑞士不同的是，丹麦并没有采取公投的方式，直接由政府颁布实施。两国之间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关键是由于瑞士“最低基本工资”的金额2500瑞士法郎与丹麦“单一补助”的800欧元的差异——丹麦实施的实际上只是一部分的“最低基本工资”，即仅仅针对社会补助和补贴部分，而不涉及薪资部分。也许这要比瑞士这样直接实施全部的做法更加务实，也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经济学教授、全法（法国）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