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13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郭丝露
欧洲必须跟上美国在亚太的步伐：“不能出现既被美国边缘化，也被亚洲边缘化的情况。”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欧洲将对亚洲的安全事务，做出承诺。”就在一年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在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的演讲，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欧洲开始全面介入亚太安全事务。
而在2014年6月的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上，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洛希尔斯动作频频，参加了多场双边会谈，并且在会议第二天和中方代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见面。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深化，在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欧洲介入到了亚洲的军事领域，似乎已经无法避免。
因为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许多来自欧洲的军火商到处询问，“亚洲会打仗吗？”
到亚洲做生意
身为法国防长，勒德里昂已经两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演讲并声称，“法国在亚太是有利益的。”
勒德里昂谈到的这种“利益”，首先是军火交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实际上，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赞助商，多半就是军工企业。他们中，没有一家出自亚洲。
在现场，一些亚洲军方代表团在宣示国防策略的同时，也没有忘了借此机会添置装备。有时，他们甚至会当着记者的面，谈到自家进口的军工产品。
比如，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山慕丁在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寻找失联马航客机一事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国家一直都在尽全力，谈到了马来西亚对法国潜艇的采购。
在西方军备市场需求持续偏软，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纷纷面临削减防务开支之际，法国不是唯一看到亚洲市场机会的欧洲国家。
瑞典政府发布的年度军售报告提到，2011年，瑞典军备的最大买主是泰国，紧随其后是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英国。在前五位买家里，亚洲国家占了四个，采购总额占瑞典军备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就总额而言，欧盟成员国瑞典绝对是一个军火小国，2011年的出口总额只有20亿美元左右。相较而言，连续在2011和2012年排名世界第一的一家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销售额就在360亿左右，瑞典跟人家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然而，若按人均出口额计算，瑞典却跻身世界前三，仅次于以色列和俄罗斯。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参与到香格里拉对话，尽管这个对话还有一个说明性的副标题，叫做“亚洲安全峰会”，而很多与会国家或联盟，比如法国、英国、欧盟、北约等等，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亚洲成员。
但他们说，在这里有他们的共同利益。
不再“善意忽视”亚洲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法国防长勒德里昂全程参与，一直待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
在双边会谈上，他先后会见了美国防长哈格尔、越南防长冯光青等官员，甚至因为一场会面，他险些错过会议最后一天的防长午餐会。
勒德里昂对香格里拉对话的热情，比其他欧盟国家都早。2012年，上任仅15天的勒德里昂就来到了新加坡。发言中，他给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法国在这里，法国将会发挥作用。”
那时，勒德里昂就意识到，需要在亚洲发挥作用的远不止法国。他“提醒”欧盟，不应该再对亚洲持“善意忽视”的态度；也告诉亚洲，最好别再把欧盟仅仅视为次要的伙伴。
在此之前，欧盟对亚洲的注视，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冷战结束初期，由于欧盟与东盟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双方时常发生磨擦。
1994年，欧盟通过《对亚洲新战略》报道，称“欧洲与亚洲地位的变化，要求欧洲给予亚洲新的优先地位，对亚洲国家采取更积极和坚定的政策”。
此后，在欧盟的主导下，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欧亚首脑会议，成为欧亚之间，讨论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在亚欧会议中，很少涉及具体的军事防务讨论。
然而，2013年，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三国防长悉数参会，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和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为代表，欧盟派出了极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这个亚洲的防务会议。
阿什顿在会上谈到，欧盟已经和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我们对亚洲的安全承诺是长期的，我们已经和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分析指出，这是阿什顿在推行“欧盟版的重返亚洲”。美国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后，现在轮到欧盟“出手”了。
“欧盟插手亚太有利益考虑，第一商业上考虑。第二欧盟提升形象。”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说，中国和欧盟有值得合作的地方。
考虑到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如果不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亚洲接触，这“在战略上是愚蠢之极”。
跟上美国的步伐
进入21世纪，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度让欧盟非常担忧。
“美国毕竟精力有限，战略东移后，欧洲在同盟中地位必然将下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张耀说，欧洲必须跟上美国在亚太的步伐：“不能出现既被美国边缘化，也被亚洲边缘化的情况。”
欧盟开始意识到，与其担忧，不如跟上美国走向亚洲的脚步。事实上，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寻求进入亚太地区事务的核心位置。
2010年，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后，欧盟就曾示意，希望加入这个每年由亚太地区16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多边会议。2012年4月，第19届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上，阿什顿更曾公开表示欧盟有意加入东亚峰会。
2013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阿什顿继续表达愿望，“去年，欧盟与东盟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现在我们期望有机会参加东亚峰会”。但东盟至今仍未允许欧盟加入。
欧洲紧跟美国脚步，亦步亦趋，但美国同时也是欧盟进入亚洲的最大阻碍。
美国在亚太的地位依靠同盟关系稳固，亚洲许多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而其他一些国家却大多与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欧盟和亚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保筠曾如此描述欧盟与东盟的关系：“双方政治上的战略合作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而共同的经济利益，往往又会为促进政治合作扫除障碍，或者提供发展动力”。
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欧盟一直企图释放一种友好与互助的信号。然而，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盟友，欧盟想要在亚洲局势不稳、南海问题频发的时间点，介入亚太事务，难度不小。
“欧盟应该如何在亚洲与美国共处？”欧盟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而欧盟只是亚洲的“合作伙伴”：“欧盟有自知之明，不得不把美国尊为老大。”
不过，唯恐他人染指亚洲主导权的美国，是否放心让欧盟这个“小伙伴”分一杯羹？
欧洲的“聪明支点”
今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曾私下进行了一场双边会谈。在香格里拉这个开放自由的平台下，他们的对话在没有美国和日本参与的环境下进行。
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认为，欧盟可以在中国身上找到施展“灵活性”的巨大空间：“在全球问题前沿，欧盟和中国或许会发现它们是重要问题上的天然伙伴。”
“中国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其承担与其经济分量相称的全球政治作用。”索拉纳说，“在这方面，中国可能会发现欧洲是个出色的伙伴，不管是与美国一起构成G3还是与欧盟的双边合作。”
在美国将战略支点设在亚洲的同时，欧盟顺势将自己的支点东移。201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后，索拉纳曾撰文称亚洲是欧洲的“聪明支点”。但在索拉纳看来，欧盟的“东移”与美国的“重返亚洲”并不一样：“欧盟不是太平洋势力，没有身为亚洲超级大国的负担。但这绝非劣势，而恰恰是欧盟在亚洲的潜在优势，因为这提供了美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无法具备的外交灵活性。”
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在落实其亚太战略时，往往受其地位所累——“历史超级大国、军事霸权、亚洲盟友的安全守护者”，即使冠上“再平衡”的名义，也难免引起一些亚洲国家的狐疑。
反观欧盟，则并没有这个问题。索拉纳说，欧盟可以利用自身的灵活性成为“聪明支点”。在“欧盟版的重返亚洲”事务中，欧洲人似乎不认为欧洲一定要“跟着”美国。
在经济与军事之外，欧盟甚至开始尝试和亚洲国家取得价值上的认同。
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召开3个月前，“欧盟外长”阿什顿已经到访了日本，与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和外务省、防卫省的高级官员会面。欧盟和日本定期首脑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要在政治领域，确认自由和人权等共同价值观。
如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在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的今天，欧盟意识到需要积极介入亚太事务，以防“被边缘化”。
其中，也包括防止被美国边缘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