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05日 作者：美国前副国务卿 罗伯特•佐利克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5年前，德国和欧洲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1989年5月，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告诉一名记者，他“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他表示，德国是一个“稳健的民主国家”，已经为“自己的罪恶进行了忏悔，你应该在某个时间让他东山再起”。
今年早些时候，当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讲话时，我想起了这番话以及在1989年指引美国战略的逻辑。他谈到了20世纪后半叶德国政策的伟大成功：“这是一个优秀的德国，是我们打过交道的最优秀的德国……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表态支持德国统一后不久，老布什在美因茨发表了题为“合作领导的伙伴”(Partners in Leadership)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完整且自由的欧洲”的愿景。他的战略依赖于美国与一个统一欧洲中的德国不断加强合作。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总统的注意力最初放在苏联身上。但他们最终意识到，对美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与德国及欧洲盟国建立经久不衰的关系。老布什的呼吁承认了德国将继续在未来欧洲发挥重要作用。在1990年德国统一谈判过程中，针对德国和欧洲的这种战略概念指引着美国外交。
这些年来，德国和美国都没有达到1989年的这一战略目标。然而，美国在1989年的评估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的规模、成功以及此次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现实：德国在欧洲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德国不希望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明白德国这种谨慎的历史和人性原因。然而，正如高克所解释的那样：“各种变化正逐渐啃食德国的确定性。”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展示出了“足够的主动精神”，保障一个曾经带来“自由、和平、繁荣、民主”的行为标准、友邦和同盟的网络。
前美国驻德国大使里克•伯特(Rick Burt)指出，德国和美国已过了上世纪50和60年代那段最初的迷恋期。我们也过了上世纪70和80年代围绕核战略和谈判的激烈争吵期。两国现在都对对方有点想当然了。美国和德国互相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劣势，而且愿意在合作中取长补短。
双方现在应该就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启动一轮认真的战略对话。德国依然置身于前线，但不是交战前线，而是相互对立思想的前线。或许，美国可以了解德国的较长期视野和计划。或许，德国可以确定美国政策是否看上去协调，并与其资源、实力、价值观和意愿相符。
双方讨论的一个话题可能是欧洲。
德国赢得了一项重大但了不起的责任：成为未来“欧洲”（无论它意味着什么）的典范之一。自1947年“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诞生以及1949年北约(Nato)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一体化感兴趣。
另一个话题将是针对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国家以及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在构建欧洲政策以及协商欧盟内部对这些话题的理解方面，德国将发挥主要作用。
欧盟南部邻国一片动荡。一些观察者将其比作欧洲的30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期间由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波及全欧洲的大规模战争——译者注）。美国、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需要对其中的危险和机遇作出共同评估。
美国还感兴趣的是，除了商业往来以外，德国和欧盟能否在亚洲发挥作用？在对话伊始，美国或许可以解释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议的回应姿态。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提出了一些有关全球大国关系中经济实力转移的观念。美国和德国应在全球化赖以维持的规则、机制和预期的转变问题上展开合作。一个重要内容将是缔结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1989年还带给我们另一个重要洞见：统一的推动因素来自德国人民（东德和西德）。外交必须反映这种公众诉求。幸运的是，1989年，美国公众对自由的热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愿景必须接地气。或许，德国对历史的敏感加上美国对未来的关注，能够为下一代人打造一种明智的合作伙伴关系。
本文作者曾在1989年至1992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曾帮助协商德国统一问题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