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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作者:佚名 | 文章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 | 更新时间:2014-08-17 15:26:06

2014年08月11日
中国经济学家 陈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编者按】FT中文网7月刊出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一文后,亦邀请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进行评论。本文为中国经济学家陈平针对科尔奈一文的评述。陈平从1985年多次访问东欧,他认为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而科尔奈的思想转型也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

    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起死回生?

    今年5月6日,美国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是《转型透视:共产主义瓦解25年之后》(以后简称“转型透视”)。会议的出席者包括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型的主要设计师和操盘手。会议的参与者充满自我庆祝的气氛,他们计划出版的文集标题是《伟大的重生: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教训》。

    回看金融危机之初,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2009年4月3日,于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的闭幕演说中公开宣布:“旧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The old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over.…),我们需要新的世界秩序”。时隔五年,西方发达国家至今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又开始以庆祝东欧转型成功之名,试图给名誉扫地的华盛顿共识恢复信誉。世界格局的转变,难道和万花筒一般?

    有趣的是,会议首日宴会上做主题讲演的,是西方最富盛名的自由派转型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匈牙利人科尔奈。他讲话的悲观警告,给会议组织者试图营造的胜利气氛浇了一盆凉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于7月2日发表了科尔奈题为《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的演说。他用早年经济自由化的明星匈牙利,近年发生U型大逆转的案例,来警告西方所谓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全世界逆转的威胁。匈牙利在1968年就率先推行市场化的渐进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多次组团访问,学习匈牙利企业放权让利的经验。科尔奈惊呼的匈牙利逆转,使笔者大开眼界,可以借机观察东欧转型的前因后果,以及世界变局大出西方所料的深层机制。

    笔者认为科尔奈的文章观点鲜明,但事实含糊、没有数据,完全背离经济学家的规范,令没有去过东欧的读者莫名其妙。笔者从1985年开始多次访问东欧,从1992年开始,和东欧休克疗法的设计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有多年的交往和争论。我愿意和读者分享我所了解的事实,解读东欧政治和经济双重自由化的领头羊匈牙利,为什么在20年后发生了让西方震惊的逆转?东欧转型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究竟是失败还是胜利?未来西方世界的走向,究竟是科尔奈主张的“民主”国家联合“遏制”中俄专制,还是同床异梦分道扬镳?


    从自由经济学家到新冷战的地缘政治家

    科尔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也许只有科斯可以媲美。但科尔奈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则大于任何诺奖经济学家。他在中国访问时受高规格接待,他的著作至少有九本译成中文,俨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引路人。中国转型期每个阶段的重大政策争论,都有重量级学者出面邀请科尔奈到中国或隔空喊话,力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今年86岁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掘墓人,因为来自体制内部的批判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加致命。

    科尔奈一生有两次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变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再从转型经济学家变为鼓吹新遏制政策的地缘政治家,揭示出新自由主义有更深的国际背景。笔者认为,花功夫解析科尔奈的转型之路,有助于中国人选择自己的路。

    科尔奈早年自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的教授和院士。1986-2002年间被聘为哈佛大学的教授,还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似乎不远。他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世界权威。他的名作是1980年发表的《短缺经济》。他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常见的消费品短缺现象,不是计划或政策的失误,而是经济系统的制度问题,他力图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他提出的“预算软约束”概念,成为西方经济学批评国有企业无效的理论基础。他在1989年写的《自由经济之路》,更是明确主张市场化改革就是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自由化,把貌似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挑明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型。

    今天,世界格局和中国经济都处在向何处转型的十字路口。感谢FT中文网在刊登笔者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评论(详见《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后,又载科尔奈的文章,邀请笔者评论。


    东欧转型25年后的整体表现

    尽管“转型透视”的组织者宣称25年前在东欧开始的休克疗法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可惜与会者大谈政治,却不提公开的经济数据,可以用西方的主流数据来判断谁的判断更有依据。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在1988-2012年间的真实GDP数据做了定量的比较。过去24年间(俄国与乌克兰为过去22年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年平均GDP百分增长率依次为:中国(9.7),拉美(6.7),印度(6.4),东亚(3.8),波兰(2.9),世界平均(2.8);美国(2.5),德国、西欧(1.8),日本(1.3),东欧(1.0),匈牙利(0.8),俄国(0.6),乌克兰(-1.6)。东欧转型国家只有波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较24年间经济增长的比例,中国为930%,世界为179%,美国为183%,西欧153%,东欧128%,匈牙利120%,俄国为116%,乌克兰只有1990年的70%。

    读者不要忘记,转型前东欧的工业基础、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加上苏联的自然资源,都远远高于中国、东亚、和拉美国家。转型期间,西方处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免除了波兰的巨额外债。东欧国家的人口规模也远比东亚为小。匈牙利的人口只有1千万,比海南多一点,比天津市还少;波兰不到4千万,和福建差不多。匈牙利、波兰接受的西方直接投资(FDI)的人均规模,也远远大于中国和任何东亚国家。匈牙利吸引的FDI达460亿美元,人均外来投资是波兰的1.7倍,韩国的11.5倍,中国的11.5倍。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东欧尤其是匈牙利,产权、民主、资本、外资、加上军事北约保护、政经和欧盟一体化等条件都齐了,理应成为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推广的楷模,东亚和拉美的亲美国家和匈牙利比真是望尘莫及。但是结果呢?

    转型二十多年后,东欧人口下降的速度超过西欧,俄国人口减少2%,匈牙利减少了4%,乌克兰减少11%,东欧整体(联合国的数据)人口减少了23%。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萧条,贫富分化,使年青人不敢结婚生育,大批中青年移居海外寻找就业。从世界经济的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越南先学中国改革、然后和中国闹边界纠纷,经济近年大幅动荡。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则使原本发达的经济大幅倒退,苏联和平时期经济损失的幅度超过两次大战和苏联的内战加饥荒。即使休克之后恢复最好的波兰,经济增速也落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之后。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除日本以外原本低于东欧,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的经济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东欧整体更低于西欧和日本。

    “转型透视”的组织者宣称休克疗法的胜利,得意的只有政治、避谈的是经济。“休克疗法”虽然在政治上摧毁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并没有带来东欧民众期待的经济繁荣。科尔奈看出东欧人心的逆转,对西方资本主义带来近在眼前的威胁。


    东欧何时成为“发达国家”?

    两年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报告,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报告宣传东欧俄国升级到“高收入国家”的经验,重推华盛顿共识的市场自由化。国内一些学者也用东欧的“高人权”转型,来批判中国的“低人权”和“粗放”增长。世行显示东欧转型成功的定量依据是,匈牙利和俄国在2006和2012年分别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而中国2012年的最新人均GDP排名,被联合国统计局列在匈牙利、哈萨克、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墨西哥、伊朗、和古巴之后,仅仅高于泰国和安哥拉的水平。这无疑是对中国人道路自信的最大打击。中国摸石头过河的对岸,究竟是东欧模式,美欧模式,还是争论不已的中国模式?问题是,西方的数据和分类可靠吗?

    经济数据在政策争论中至关重要。最新的例子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他用西方主要国家三百年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证明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数据发现的倒U形曲线并不成立,换言之,技术进步会使贫富差距增加后,不一定会自动减少。皮凯蒂证明市场机制下不平等游持续扩大的趋势,除非政治干预。

    科尔奈对匈牙利逆转的警告,引发我调查东欧的近况:东欧转型的结果,究竟是升级到“高收入”国家,还是退步为“依赖经济”?对比西方在东欧转型前后发表的经济数据,我发现西方虚构了一个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神话。

    界定世界上哪些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早是1961年成立的西方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我找到的联合国统计局(UN)和中央情报局(CIA)可以比较的数据从1978年开始。如果以美国的人均GDP为标准,富国的最低门槛是葡萄牙和土耳其,他们的人均GDP在1978年分别是美国的23%和21%。美国CIA1978年的数据表明,苏联的人均GNP已经是美国的59%,波兰为美国的32%,匈牙利为美国的31%,都达到OECD的富国标准,分别超过英国,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水平。

    CIA1985年的数据表明,苏联GNP的总量是美国的52%,为世界第二位,人均GNP为美国的44%,依然是发达国家。匈牙利1985年的人均GNP比苏联还高。CIA和大英百科全书直到1990年的数据,都把苏联GDP的规模列为世界第二,约为美国的一半。由此可见,西方在东欧转型前就已承认苏联东欧是发达国家,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一判断符合战后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的共识。苏联瓦解前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比苏东社会主义优越的神话。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杭廷顿,他1969年的成名作《转型社会的政治秩序》,系统论证苏联体制的效率和美国相当,稳定性还高于法国。

    但是苏联瓦解以后,西方媒体开始全面下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数据。联合国统计局2014年发表的1988年(东欧转型前)的新历史数据,把前苏联的GDP总量下调为世界第7位,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俄国1990年(苏联瓦解时)的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略高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前苏联哪来对抗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向来唯美英法的马首是瞻,哪有苏联的胆量敢在中东对抗美国?即使用联合国1988年人均GDP的新数据,苏联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低于墨西哥、高于土耳其;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都高于墨西哥和土耳其。按照OECD的标准,苏联、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水平在转型前仍然属于发达国家。可见,导致东欧转型的主要是政治而非经济原因。

    有趣的是,OECD正式接纳东欧成员国的时间是,捷克1995年,匈牙利和波兰1996年。世界银行1987年开始划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标准,把富国的下限设在沙特阿拉伯和台湾的水平,至今墨西哥和土耳其还未达到世行的高收入标准。转型国家达到世行高收入的时间是: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和匈牙利2007(匈牙利2012年又跌出富国水平),波兰2009,俄国2012。

    以上可见,OECD和世界银行制定的富国标准,地缘政治的考虑有重大嫌疑。笔者这里要指出:人均GDP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因为GDP总量中包含大量物理学定义的废热(即熵),市场定价包含系统性的偏差,因为奢侈品和高科技的垄断价格,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成本和效用。算术平均故意掩盖了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笔者先提醒读者,经济学的客观性,目前和自然科学不能相比。

    如果目前缺乏可以取代西方的经济度量如何判断不同指标体系的真实性和误差水平呢?我的调查经验是: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感觉比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靠谱。

    我在金融危机前后多次访问过东欧转型国家。我问东欧的经济学家和朋友,东欧民众如何评价东欧转型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中老年人认为过去比现在好,年青人的意见好坏各一半,换言之,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不如昔。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一句民间流行的说法:过去我们是政治上的奴隶,如今是经济上的奴隶;经济奴隶比政治奴隶更糟!

    假如OECD和世界银行的富国标准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那么应当推论,匈牙利和俄国的老百姓应当为升级到富国兴高采烈才对。老于世故的科尔奈对世情的观察,比“转型透视”组织者们传递出更多的真实信息。


    为什么东欧转型的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

    自由派经济学家面对市场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问题越多,越要有勇气去闯“深水区”。但是坚信自由的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警告就不同了,值得中国的决策者深思。

    科尔奈坦率承认苏东民众对转型的结果大为不满。列举的事实包括: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上升等等。更严重的是,科尔奈的解决方案不是休克疗法早期的进一步自由化,而是恢复冷战的遏制政策,否则西方难以自保。

    令科尔奈和西方新保守主义者惊恐的是,东欧政治逆转的带头羊,正是最早在苏联阵营造反,最早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化改革,也最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西方盟友。获得西方大笔援助、贷款和投资的自由明星匈牙利发生逆转,无论是经济理性,还是政治智慧,都难以想象匈牙利人是否疯了。科尔奈近在眼前的威胁警告,令所有向往自由富裕的人们不可思议,也让西方战略家重新评价对中国的和战选择。

    科尔奈惊呼2010年匈牙利的政治逆转,指的是2010年匈牙利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中右政党,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试图恢复匈牙利的经济主权,导致欧盟公开威胁警告匈牙利政府。东欧政治的逆转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观察是形势使然。主导人们行为的是利害得失,不是意识形态。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会如科斯预言的那样接受不公正的结果,群体行为形成对抗市场和资本的政治力量。匈牙利逆转提供了皮凯蒂观察到的政治经济不可分的最新案例。

    笔者在转型前后去过匈牙利、波兰、东德和俄国。三十多年来,有机会对比观察中美欧日的竞争格局。东欧今天的困境,包括科尔奈在内的西方转型经济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国内还有经济学家推崇东欧的休克疗法为“高人权转型”,批评中国的“低人权发展”和“粗放增长”,笔者就来对比分析东欧转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把东欧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大约十余年的休克疗法转型期,和北约欧盟东扩后部分东欧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升级期。柏林墙的倒塌和加入欧盟,给东欧民众带来的都是失望大于希望。


    休克疗法摧毁了东欧国家原有的分工协作网络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东欧推行休克疗法,有理论和经验的两个依据。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假设如果多种产品完全竞争、价格自由浮动,完全市场模型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阿罗-德布日模型的两个创立者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依据之二是战后西德出现的“艾哈德奇迹”。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西德,一度实行战时经济的价格管制,结果物物交易,经济萧条。时任经济部长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不和美军总部商量,在1948年6月借引入新西德马克之机,突然解除价格管制,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这使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东欧转型可以重复艾哈德奇迹。然而东欧各国在快速实行价格、外贸和汇率的自由化之后,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巨额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和大量失业。求助西方援助的苛刻条件,要求东欧国家提高利率、紧缩预算、出售国有资产,经济更是十年不振。

    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1990年代的东欧转型没有重演?因为西德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日模型成立的前提。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

    东欧转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18%,俄国下降43%,乌克兰下降61%;通胀率,波兰高达400-580%,乌克兰达3400%,俄国4000%,高通胀持续时间分别为5-8年;货币贬值匈牙利和波兰贬值到4分之一,俄国卢布贬为5500分之一,乌克兰贬为76000分之一。东欧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西方资本手中。

    科尔奈为市场自由化辩护说,休克疗法至少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购买的时间浪费。这正是科尔奈“短缺经济”理论的浅薄之处。客观地说,科尔奈最初在1979年的论文,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约束”,还颇有真实感。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是西方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无法向西方国家那样可以用货币在全世界购买资源。部分物资短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实行固定价格,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分配。如果采用浮动价格,例如中国困难时期部分商品允许高价,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多数人买不起,在表面上可以立即消除某些商品的“短缺”现象。问题是:高价商品不用排队,不等于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等于改善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转型过程和世界经济中,笔者观察到三种“消除短缺”的方法。

    第一,是借债消费,以讨好民众。匈牙利、波兰转型前的政府不惜从西方大举借债用于消费,一度东欧的生活水平超过前苏联。叶利钦在转型过程中不惜瓦解苏联,为了甩掉东欧的经济负担。东欧借债结果和美国欧盟的债务危机类似,都是经济恶化,竞争力下降。匈牙利的外债从1973年的10亿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150亿美元。匈牙利为了还债,不惜把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卖给西方跨国资本,埋下后来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病根。国内有人主张学西方,用拉动消费而非投资的方法刺激经济,历史上包括东欧和西方,都没有可持续的先例。

    第二,是自由贸易,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短缺的需求。按照西方的贸易理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和汇率浮动,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无需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历史事实是,东欧也好,七十年代后的美国也好,无论汇率如何变动,长期陷于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和财政收支的恶化。因为外贸均衡的理想情形,只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贸易成立,对多国多种商品的交叉贸易并不成立。首先,生活必需品和关键零部件短期无法替代,贸易逆差下也得继续进口。其次,分工贸易有大量中端的零部件产品。货币贬值对终端产品的出口似乎有利,但对中端零部件的采购不利,所以货币大幅波动和贬值,很长时期内不但不会改善外贸平衡,反而可能加剧生产企业的经营恶化。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取得外贸盈余花了16年的时间,才在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笔者认为,由此可见不信西方教条的中国政府官员,比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大家,更具国际竞争的直觉和常识。

    波兰金融危机的表现强于匈牙利,因为波兰保留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波兰经济学家告诉我,历史上波兰多次被德国、俄国瓜分,所以对外资包括美国资本也不放心,担心短期利益的美国公司收购波兰的核心企业之后,转手就卖给宿敌德国或俄国。对波兰打击最大的就是贸易自由化,使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团结工会的诞生格但斯克船厂,原有工人2万,如今裁减到2千人,无法与韩国与中国的造船业竞争。

    第三,是增加生产,提高短缺商品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解放后的一贯方针。转型之初,同样面临短缺的中国,一面有限制地开放贸易。进口的彩电冰箱等新型耐用消费品虽然吸引大众消费者,但是国内市场的价格很高。结果不仅长虹这样的军工企业转军用为民用,而且引发大量乡镇企业加入和国企外企的竞争,出现海尔、TCL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国内市场向海外大举进军。相比之下,技术和人才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东欧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转型期的反凯恩斯政策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只是肤浅的微观经济学,则他的“软约束”理论对危机应对的误导,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凯恩斯政策。

    笔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宏观经济的经验是矛盾的。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低效亏损,全靠政府补贴维持,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或通胀率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高通胀在拉美最常见,高赤字在发达国家更流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才喜欢玩货币或债务的游戏。存在金融和破产法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软约束。科尔奈理想的“硬约束”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穷国难以借款和发债。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援救金融寡头和汽车寡头的软约束,超过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企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国企破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补瘦。一旦中国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东欧一刀切的“硬约束”和西方补贴消费而非补贴创新的“软约束”,实践证明西方短视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国远见的“协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鉴定出来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给东欧执政者提供错误的政策指导。他们以为国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才、或营销,而是软约束的补贴。在国企面临进口商品难以抵御时,政府还给国企断粮,结果不但没有给国企改进生产率的机会,反而加速倒闭,使宏观形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给下岗工人提供转业的机会。而东欧的软约束用于企业破产后的失业救济,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金融寡头的垄断地位,这自然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称赞东欧是“高人权增长”的经济学家,究竟了解多少东欧的现实?


    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为何加剧东欧的社会动荡

    读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国完备的欧盟,为何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因为东欧入盟有西欧制定的苛刻条件,但是西方资本进入东欧不受主权国家的节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的积极性。欧盟的整合是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货币和财政的主权,才能和联邦制的美国竞争。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维护的是德法核心区,而非边缘区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统筹协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对称的力量平衡的结果。经济上衰落的东欧国家低首申请入盟,哪有多少谈判资本。中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牛,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越来越强,才能不断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

    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东欧中青年在本国缺少就业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方打工。然而欧盟东扩加重西欧富国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增加,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德法等主要工业国家并不欢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国打工的波兰人,只能找到类似修下水道那样脏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国人讥笑为“波兰管子工”。来自东欧的女大学生只能竞争服务业中非洲黑人的岗位,大批女大学生成为西欧妓女的主要来源。人口急剧老化的东欧和西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乌克兰人填补波兰建筑业的劳力缺口,俄国人又去填补乌克兰的缺口。和埃及动乱的原因相似,东欧、西欧和中东的动乱,都源于失业年青人、尤其是失业大学生的不满和骚动。


    东欧政党为何从西化转为自立?

    从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爱护的“自由经济”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对苏联的示威,引发苏军干预。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新领导卡达尔在东欧首先推行市场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东欧实行多党制选举。被科尔奈不指名批评,变色逆转的匈牙利现任总统,当年正是反共反苏起家的学生领袖,2001年还获得以保守闻名的美国企业协会颁发的“自由奖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机连连不断。

    金融危机前,东欧的房地产泡沫由于外国银行的热钱流入而推风助燃。危机期间,外国资本回救母国,导致东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汇率贬值。匈牙利外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用外币结算,加重而非减轻本地购房居民的还贷压力。匈牙利政府只能求助IMF贷款,但是贷款条件是匈牙利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GDP下降6.4%,受害远超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转型前,匈牙利居民已经习惯社会主义带来的高福利,包括普遍稳定就业,全民免费医疗,高校免费教育,女工生育除了有24周的全薪产假外,还有长达3年保薪70%的产假。相比之下,美国只给母亲12周无薪的产假,职业妇女生育往往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转型后,匈牙利经济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试图改革的中左政府,包括看病和住院要增加收费,大学增收学费,养老金私有化,削减产假补贴等等,结果遇到极大阻力,反对党借机反对大学医院的收费获得民心,公民投票否决福利改革,再次变更政府和政策。

    2010年重新上台的中右政府获得多数议席控制国会,开始推行“国进民退”,把“自由化”逆转。新政府立法强迫外资银行将外币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转为匈牙利本币结算,以减少货币贬值给本国居民带来的还贷压力。所谓“藏富于民”的私有化养老基金,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引起民众恐慌,匈牙利政府不得不把养老基金重新国有化以稳定民心。虽然中右政府大选许诺取消了大学学费,但是危机下不得不变招削减给大学的补贴,重新引发学生和教师的抗议。为了强化施政能力,国家掌握的媒体公开谴责反对派受外国势力支持。欧洲议会和欧盟对匈牙利政府公开谴责时,匈牙利政府用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争取民意,公开反对欧盟走向美国模式的联邦制,要求更大的国家自主权。

    科尔奈不敢承认匈牙利政局的逆转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化造成的,反而转移目标,指责西欧面临的变色威胁,来自俄国和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的“专制”势力。不如来看看,为什么欧盟内斗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


    欧盟东扩为何从希望转为失望?

    尽管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但是东欧的老百姓从实际体验中,很快尝到西方自由的真实后果。东欧国家把自己的核心产业廉价转让给国际资本,倒也换来向西方移民的自由。柏林墙倒塌时,最欢欣鼓舞的是向往西方的年青人。西欧的高消费加上东欧的高福利,一度成为东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东欧的民众很快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不自主的民主和不平等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现实,当然任何新古典或转型经济学的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欧盟1993年制定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开始推行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政策。2004年开始陆续接受东欧转型国家入盟。2005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就已经加剧。入盟东欧国家的选民失望之余,就投票赶下主持入盟的政党。北欧和西欧富国民众体会到的也是东扩的代价而非好处,不但税负增加、福利减少,而且年青人的就业越来越难,愤怒洒向西来寻找工作的东欧移民。这就是法国和北欧反移民的新纳粹党兴起的原因。西方执政党为了减少欧盟的负担,只能压迫东欧和南欧国家削减开支,减少福利,又引起东欧和南欧的执政党的抵制,激发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主权。


    德国统一的金钱政治为何赢了冷战、弱了欧元?

    欧盟的建立和东扩,依赖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法国的政治,法德精英设计的欧盟和欧元,其政治目的是不战而和平统一欧洲,包括乌克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经济目的则是对抗美元霸权,让欧洲重新自立,和美国东亚一起三分天下,同时摆脱美苏的辖制。但在操作上,德法无法在军事上与美苏抗衡,走的是和平演变的议会道路。

    西德最高明的战略是制造西柏林高消费的假象,西德各州出资补贴西柏林的高消费,再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东欧民心。西德对东德单方面开放边界,制造“自由世界”的形象,鼓励东欧人偷渡。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到捷克、东德、西德一游,东德边界这边如临大敌,军人警察和美国一样全身武装,外加警犬探照灯,汽车前后彻底搜查。笔者一行的汽车进入西德却比进入公园还要简单,西德边卡只有一人,既不看护照,也不收费,挥挥手就让我们通过。这种“制度自信”让我大开眼界。

    东西德统一后,我受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我惊讶地发现德国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一片萧条,周末中午讲完课,想请学生吃饭,竟然找不到开门的餐馆。疑问之余,西德学生才告诉我西方赢得冷战的内幕:原来冷战时代西柏林的虚假繁荣是西德各州的财政补贴造成的。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一垮,西德各州财政自负盈亏,柏林没有工业,财政亏空,自然无法与南德各州竞争。

    西德经济学家告诉我更糟的是两德统一的“民主政治”。德国统一时,西德纳税人抱怨西德支付给东德的巨额补贴。主导两德快速统一的西德总统科尔,为了获取东德居民的选票,不顾经济学家的警告。他利用总统特权突然宣布,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率是一比一,等于直接从天上给东德居民撒钱,须知当时的黑市真实兑换率是六比一。东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实行货币统一,离柏林墙垮台的时间不到一年。德国货币统一的速度比东欧的休克疗法还快,后果更影响深远。

    东德居民有巨大储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买东德制造的小汽车据说要等十年。东德民众一旦获得大笔西德马克,立即抛弃东德自产的价廉物美产品,购买西德的时尚商品,使东德企业一夜之间就失去国内市场。以往东德的产品一半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用卢布计算或作易货贸易。一旦转为西德马克结算,东欧国家缺乏硬通货,东德企业又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导致东德企业大面积倒闭。两德统一前,东西德的许多名牌企业,例如东西德著名的蔡司公司,一度谈判平等联合。但是东德企业一旦失去国内外市场,就失去市场竞争的话语权,导致东德私有化的结果是东德的核心企业全面被西德无价接管,私有化的净资产为负,即西德企业接收还以污染等名义收到补贴,东德企业的管理层全部被淘汰,导致东德员工和西德管理层之间的严重对立。

    西德工会害怕东德企业的廉价劳力会和自己竞争,从而保不住已有的高福利,就游说国会立法,要求东德企业的工资水平向西德“收敛”,无视东德企业改善竞争力的实际能力。结果东德劳力比美国还贵,使得在东德的外资企业无利可图。即使爱国的西德资本,宁愿投资劳力便宜的宿敌波兰,也不投资东德,导致东德长期衰退。

    东德转型十年萧条的代价由西德选民支付,每年西德对东德转移支付的金额高达东德GDP的一半。科尔赢得选票和德国统一之父的美名,德国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实际大减。巨额财政负担使德国利率上升,马克走强。这对实行联系汇率的英国成为不堪重负,率先退出联系汇率,使欧元区难以做强。

    相比之下,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模式,给混合经济带来互补学习和良性竞争的时间空间。我对德国与中国转型的比较分析,获得德国经济学家和听众的巨大回应,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请我去讲演,因为我说出德国主流媒体不敢面对的问题和原因。

    休克疗法和北约欧盟东扩,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消除了东欧国家成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可能,但是后果是东欧经济的衰败加剧了欧盟东扩带来的地区差距和社会动荡。危机中,人口老化的美欧日都面临福利社会、军备竞赛、和北约东扩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竞相采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外转嫁危机,出现西方政治上高唱联合,经济上相互拆台的奇观。

    对比苏联垮台和中国崛起的历史,我以为前苏联领导人的短视和邓小平的远见源于导致对开放竞争的不同政策和后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高估了西方体制对东欧人民的吸引力,才会用封闭经济的控制政策来限制人才外流,从而失去知识分子阶层的向心力。邓小平大胆放开出国留学政策,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会吸引留学生回国,使中国获得了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的人口远大于西方,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许中国和东欧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传的“自由”在移民和就业问题上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柏林墙瓦解后,美国在墨西哥边界大建封锁墙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国都用“工作许可证”来限制外国留学生的就业。金融危机加剧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和殖民地宗主国的矛盾。


    是谁埋下匈牙利民族矛盾的火药库?

    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分与合的历史趋势。中国有两千年统一的历史,因为统一的力量才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的建筑史,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大于单纯的军事防御。黄河长江的水灾和旱灾,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效能政府,才能应对。欧洲从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到欧盟,统一的向心力老是敌不过分裂的离心力。市场和民主的机制,分权易、整合难。因为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战争的结果。欧洲商业帝国的霸权,从希腊、罗马,到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欧洲历史上的频繁战争,大国兴衰取决于贸易通道的变更,而非地理位置的优势。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加剧了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如中国汉字对不同方言的凝聚力。

    匈牙利的文字独特一支,16世纪就设立大学,科技教育水平享誉东欧。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氢弹之父泰勒都是匈牙利科学家。为什么匈牙利转型后的经济表现远不如波兰、韩国和中国呢?科尔奈开口闭口声称自己是匈牙利人,却不敢点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匈牙利几度是东欧历史最悠久和最先进的国家。历史上,在对抗蒙古和土耳其入侵的多次战争中锻炼出强悍的民族性。公元十世纪建立的匈牙利王国的势力一度达到今天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九世纪建立的奥匈帝国一度是中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一次大战失败后,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失去70%的领土,60%的人口,也失去海军,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大约30%的匈牙利人留在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南斯拉夫等国成为少数民族,许多人受到歧视性待遇。多民族融合的奥匈帝国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国家取代后,匈牙利王国的原料产地、制造业、和市场被切割,成为西欧的依赖经济。加入欧盟后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匈牙利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这使匈牙利民众怀旧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增,成为首先挑战欧盟集权政策的国家。

    一战后以英国财政部官员身份出席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尖锐批评英法强加给德国的严苛条约,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从而制造下一次战争。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政治,导致英法政治家为了短期的选票,不惜牺牲欧洲的长远利益,导致大萧条和德意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发动二战的号召就是要改变凡尔赛和约留下的不平等格局,才得以获得德国失业民众的支持。

    匈牙利的问题与此类似,只是匈牙利的实力比德国小得多,不得不隐忍至今。1920年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签署的特里亚农条约,在中欧种下的民族矛盾持续发酵。和凯恩斯相比,请读者自己判断,谁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明智的政治家?


    俄国的北约幻想和地缘政治

    笔者认为,科尔奈指责俄国在乌克兰违背国际法,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从而威胁了西方的民主世界,这更是颠倒是非。

    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从东欧撤出苏军,以为可以换来西方的对等诚意。不料苏联瓦解后,北约不但不解散,而且东扩到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1990年退出苏联,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兴冲冲地到西方申请俄国加入北约,不料遭到拒绝。叶利钦不懂历史上严苛的地缘政治,假如超级大国俄国也加入北约,西方中等强国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叶利钦面对大幅下滑的经济和民意,在下台前痛定思痛,才一手扶植有民族意识的普京上台,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转而来反对北约的东扩。

    乌克兰:废核骗局和分裂代价

    乌克兰寻找国家定位的历史更是曲折认识。九世纪建立的公国基辅罗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祖先,语言文化和俄罗斯相近。乌克兰的大草原无险可守,其地理位置先后成为蒙古、立陶宛、波兰、俄国和德国争霸的战场。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的人口、核武器、军火工业的实力可以和法国相当,又是农业大国,所差的只有民用工业。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远超过波兰。如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很快会成为中欧的强国。如果领导人明智,可以左右逢源,成为俄国和欧盟争相讨好的对象,不难从俄国得到能源的价格优惠,也不难和欧盟谈判对等的贸易条件。可惜历史上出过许多军人、艺术家、科学家的乌克兰领导人,没有一点国际政治的本领,连温州农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常识都没有。当时西方急于解除乌克兰仅次于俄国的庞大核武装,许诺给乌克兰巨额援助。等到天真的乌克兰领导人自愿把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移交俄国,西方国家干脆赖掉许诺的援助,乌克兰从此失去国际谈判的筹码。乌克兰失去购买配套零部件的财力,大批农业机械陷于瘫痪,昔日粮仓变为大面积抛荒。苏联仓促瓦解使货币体系混乱,和俄国专业分工休戚相关的东部重工业也陷于瘫痪。原来乌克兰的经济优于俄罗斯和波兰,休克疗法使乌克兰成为东欧经济下降最严重的国家。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民族矛盾并不显著,经济大跌,东西对抗,加剧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矛盾。西乌克兰有大批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东乌克兰有大批俄裔的居民。东部的重工业区必须和俄国整合才有出路,西部的农业区则期待西欧的投资和市场,北约欧盟东扩和颜色革命加剧了乌克兰的分裂和内战。

    科尔奈拿乌克兰动乱说事,单方面指责俄国,还把中国扯在一起,失去经济学家起码的客观性。连德国政治家也公开承认,首先改变边界现状的是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俄国反而力图维护南斯拉夫的原有国界。

    讽刺的是,当年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匈牙利中右政府,再次上台后作了U型逆转,用加强和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应对经济下降和欧盟压力。恰恰是西方大国的自私短视,迫使匈牙利重新向东方寻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新轴心国结盟的恐惧和神话

    平心而论,科尔奈对于中俄联手的恐惧来自他的西方靠山。我去年秋在美国参加过一次欧债危机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从南欧在危机中被德国与北欧边缘化的辩论开始,以惊呼美欧将被中国边缘化的危机感告终。与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把技术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如今大局已难以逆转。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联盟,目标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国,因为西方的实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挑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科尔奈这位匈牙利的转型经济学家,居然来教训美国还在犹豫不决的政治家。科尔奈发明的新轴心国的国际战略,比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返亚洲还要宏大。科尔奈不提让西欧提心吊胆、美国进退两难的恐怖主义和中东动乱,也开不出欧盟如何对俄国的强硬处方。他在德国、英国开始竞相拉拢中国的时候,高调声称最危险的专制威胁,是来自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和越南,不经意间打乱美国制造中越纠纷的棋局。俄国本来和日本一样,在国家定位上究竟西向还是东向左右为难。科尔奈把粉红和深红国家绑在一起打,迫使俄国和中亚国家向中国靠拢,岂不是美国的最大噩梦?本来美国政治学权威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文明面临的威胁界定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设想东正教文化的俄国和天主教的拉美,会加入西方的基督教统一战线。科尔奈把俄国和中亚都推向中国的怀抱,能对抗泛红威胁的绿色力量在哪儿呢?科尔奈的经济学本领只会移动预算约束直线,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如投行的分析师,如何能学凯恩斯的国际政治眼光?

    说实话,我很希望看看,美国如何试验科尔奈的遏制新政。美国遏制政策的高峰是朝鲜战争,结果打出一个工业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苏联撤走科技专家,逼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美国不许以色列卖雷达预警飞机,加速中国研制出自己的军工武器。中国支持越南打抗美战争,结果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的地位和美中建交。美国危机前后打货币战争,打出金砖发展银行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纠纷,不但推动中国加速海军建设,打造渝新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俄欧的新汉莎同盟,而且会加大西北的开发力度,再造中国的江河流域。文化战和网络战方兴未决。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后,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已经大大褪色。多元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论,在东西方都已成为新的学术潮流。剩下的牌,还有核战争和生物战争,没多少牌美国能稳操胜券?说实在的,二战之后,西欧已经没有热战的勇气了。北约也好,日美日奥同盟也好,靠的都是美国大兵。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美国国会的军事拨款更是每况愈下。遏制政策的经济基础何在?这是科尔奈不敢展开的议题。

    其实,西方风险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开放交往的过程中给中国精英洗脑,培育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上台自废武功,等待中国的叶利钦把中国拆分,方能根除中国威胁西方的可能。如果现在就实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岂不断绝自由派或亲美派在中国执政的可能?自强以后的中国,将来不管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旗号,还是打出新儒家的旗号,都是比普京还要难缠的对手。。


    科尔奈的两次转型的教训

    科尔奈名噪一时,自然不是可以轻敌的学者。中国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因为拉美、东欧已经吃到的依赖经济的苦头,让中国政府避免了;而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弊病,还缺乏切身的经历。有科尔奈上课,其效果远超国内大学的政治课。读者们别可错过这学习的机会。

    科尔奈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年转型为自由主义,晚年变为提倡遏制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等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在经济作用的最小化。市场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失业压力、贫富分化、国际环境的冲击等等,都有可能表现在市场化程度、私有化走向和政府作用的强度上发生调整和逆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开放竞争,谁胜谁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能否整合?目前还没有定论。

    第二,福利补贴和政治稳定之间没有简单联系。前苏联对东欧能源和消费的巨额补贴,并没有赢得东欧民众的感恩。同样,冷战时期的马歇尔援助也无法确保西欧日本对美国的忠诚。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高福利都是难以持续的。一旦国际竞争力下降,过高的福利制度就成为改革调整的巨大障碍。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

    第三,全球化使国家的作用增强而非减弱,因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网络效应,加大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差距。开放竞争的结果有两种:拉美和东欧的依赖型开放很难抵御国际资本的短期自利行为,中国和东亚的自主型开放才有可能走出依赖经济的陷阱。没有自主能力的高收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也没有自主能力和稳定前景。

    第四,市场化和民主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发展经济如果只靠市场机制,否认政府干预和社会制约,必然只有少数人获利,最终引起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金融寡头也好,跨国公司也好,黑金势力也好,最终都要寻求外来强权的支持。当代鼓吹自由化的势力,最后的靠山都在寻求美国霸权的支撑,不惜牺牲本国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政治、金融和文化霸权,在二十一世纪还能持续多久?美国人民被科尔奈一类的智囊忽悠,还有多少空间?

    科尔奈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型,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中国人如何辨明自己未来的道路,请读者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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