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尤其是2016年以来，欧盟持续陷入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成员国内部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兴起等多元经济政治困境。在多重困境的冲击下，欧盟的对华政策在保持战略合作的基本前提下，也开始发生新的思维转向，对中国的防范、疑惧之心逐渐增长，对华行动中的保守性、遏制性一面显现，欧中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对欧战略要从全球视野加强系统思考，采取全面合作战略处理对欧关系，将欧盟视为未来美中大国博弈中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避免产生疑欧主义情绪，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中欧分歧，实现对欧政策的精细化、友好化、策略化、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外交  欧中关系  对欧政策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5

　　欧盟的多元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逐渐陷入多元困境之中。十年来，欧盟债务高企、投资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速一直在低位运行，甚至出现两次负增长现象，虽然个别年份达到2%以上增速，但大多数年份都在2%以下区间运行，远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2006年欧盟经济增速为3.2%）。2009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6.47万亿美元，经过十年增长，才于2018年再次超过18万亿美元[1]，自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欧盟年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0.86%[2]，与中国平均7%以上的快速增长和美国1.5%～2.5%之间的稳健增长相比，欧盟的经济成绩在三大经济体中表现最为差强人意，占世界GDP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自2015年被美国夺去世界最大经济体称号后，目前也正面临着中国的追赶。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的经济增长极不稳定，相对于美中的持续增长态势，欧盟经济增长呈现出W型波动。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欧盟28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79万亿美元，到2010年则下降为16.99万亿美元，2012年后缓慢回升，但到2015年，再次下降到17万亿美元以下，经过三年攀升，才于2018年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达到18.5万亿美元[3]。

　　受到经济下行和债务危机影响，欧盟的就业率也不乐观。2012～2014年期间，欧盟失业率一度高达10%以上，2015年回落到10%以下，但2016年仍然达到8.2%，2017年降到7.3%。2018年6月，欧盟28国失业率为6.9%，9月份降为6.7%。与之相比，欧元区失业率更高一些，2016年欧元区失业率为9.7%，2017年12月为8.7%，2018年2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8.5%[4]，12月为7.9%[5]。近年来，欧盟失业率一直保持着不断回落的趋势，但总体来看，近几年的平均失业率仍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前7.5%的平均水平。另外，欧盟国家失业率总体数据虽然不算太高，但国家间分布很不平衡，南欧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都超过10%，此外，青年失业率也居高不下，2018年12月，欧盟青年失业率为16.1%，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则为17.7%。[6]

　　2016年以来，经济金融领域的困境尚未真正解除，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国内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兴起等又使欧盟遭遇一体化以来最为重大的政治困境，延展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多个领域，蔓延在成员国内部、欧盟和对外关系等多个层次。

　　英国脱欧是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最大打击。从经济总量上看，2017年，英国GDP总值为2.56万亿美元，2018年约为2.8万亿美元，英国脱欧后，欧盟成员国由28国减少为27国，GDP总量也将相应减少。以2017年数据为例，英国脱欧后，欧盟28国GDP将由17.28万亿美元下降为14.72万亿美元。如按2018年数据，则由18.77万亿美元下降为15.97万亿美元，而同期的中国则分别为12.24万亿美元和13.46万亿美元[7]。按照中欧目前各自的增长速度，五年之内，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将完全被中国取代。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对作为战后一体化标杆的欧盟的自信心与制度示范作用是一个重大打击。脱欧后的英国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地区一体化运动中唯一的逆一体化的国家行为体，而这个先例发生在号称地区一体化模范的欧盟身上，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可谓是欧盟的重大挫折，这也使欧盟政治精英的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虽然英国脱欧目前尚未引发连锁反应，但在欧盟成员国中，反欧盟、反一体化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壮大，欧盟的离心、分裂危险性明显上升。脱欧说明欧洲一直以来存在的疑欧主义倾向正在不断增长，如果再与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相结合，将会对欧盟的存在运行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对欧洲的政治稳定构成致命挑战。

　　难民危机是欧盟面临的另一个政治困境。从2012年开始，来自中东北非的赴欧难民数量增速加快，从申请庇护人数来看，2013年为43.1万，此后逐年增长，2014年为62.7万，2015年为115万人，2016年达到130万人。2017年，向欧盟各国寻求国际保护的庇护申请人数回落到70.8万[8]。虽然庇护申请被批准的比例还不到一半，但是，最近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实际到达欧盟的难民总数还是超过了100万人。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2016、2017年两年内欧盟共安置了超过121万名寻求庇护的难民[9]。安置大量难民给经济复苏乏力的欧洲带来较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也加大了欧盟成员国内部潜在社会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引发民众不满。据统计，德国平均接纳与安置一个难民的费用一年可达1.2万～1.3万欧元，2016年德国政府对难民的支出为92亿欧元，比2015年提高了73%[10]，再加上地方政府相关支出，用于安置全体难民的费用在三年内累计高达400亿欧元。高额的安置成本容易引发国内矛盾，例如，根据《明镜周刊》报道，到2020年德国政府将总共拨出约940亿欧元安置难民，这引起民众不满，认为损害了自身利益。[11]法国安置一个难民每年也要花费超过8000欧元。相关人员曾预计，在难民安置方面，欧盟成员国将产生高达8000亿欧元的巨额支出。[12]

　　大量难民加重了接纳国的经济负担，使本来经济增长就乏力的欧盟国家尤其是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面临重大压力，移民带来的经济财政、社会治安、恐怖袭击、宗教冲突等挑战层出不穷。各成员国对难民问题态度不同、政策有别，从而引起成员国之间的纷争，希腊、意大利等“一线国家”与目标国德国、北欧国家在难民庇护标准、是否加强欧盟内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也造成了欧盟内部的裂痕。在欧盟成员国内部，难民问题也容易影响国内政治团结，例如，默克尔近年来政治影响力下降，普遍认为其实施的难民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对于接纳难民可能还怨言不大，但在经济下行、工作机会缺乏时，难民将会争夺就业机会、侵占公共和社会资源，带来治安、社会安定等各方面的消极影响，容易引发国内民众反弹。例如，对德国政府拨出大量款项安置难民的不满是2017年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在德国大选中得票数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地区独立倾向历来是欧盟面临的政治危机之一。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巴斯克、英国的苏格兰、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的弗兰德、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地区长期以来存在分离倾向，过去几年，苏格兰、加泰罗尼亚都先后发动大规模的“独立公投”，试图脱离母国，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并未成功（如苏格兰公投中支持独立的公民未过半数，加泰罗尼亚大多数公民赞同独立，公投结果却被西班牙政府否决），但这种独立分离倾向未来必然会持续成为欧盟潜在的政治动荡引爆点。成员国内部的分离倾向与反一体化倾向使部分欧盟国家的公民遭遇了政治身份的双重认同危机，例如，在疑欧主义流行的英国苏格兰地区，对那些既支持英国脱欧，又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公民来说，就同时存在英国公民和欧盟公民两种认同危机。这些危机在其他地区未来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蔓延和发展。

　　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曾长期困扰欧洲，欧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克服的一大挑战就是民粹主义。欧洲政党数量在过去十年有明显增加，极左和极右翼政党数量发展很快。从政党数量占比看，极右和极左政党占政党总数的36.7%，左右翼极化的趋势在增强[13]。民粹主义在欧洲似有卷土重来、持续爆发之势。在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中欧国家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北欧国家芬兰、瑞士，民粹主义政党纷纷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以及英国的独立党、荷兰的自由党是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性力量。欧盟各国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统一，诉求重点也各自有别，但主要表现为反传统政治、反精英政治、反一体化、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欧元、反财政紧缩、反建制派等，极左、极右思潮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势力通过选举政治进入体制内，持有极化主张的个体、政党在欧洲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攀升，有的成为议会第二、第三大党，有的在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二位，对主流政治构成直接冲击。在有些国家，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参与执政联盟，甚至取得执政地位，例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都是民粹主义代表，在2018年意大利大选中分别夺得第一、第二大党，后来组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执政或取得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代表的国家与强调一体化的欧盟之间在基本政治诉求、政策主张甚至价值观上便存在摩擦甚至对立之处。民粹主义崛起也使欧盟成员国国内的政治碎片化有所发展，过去的中间力量居于主体地位的政治现象被打破，左右界限模糊，主流与少数派之间界限淡化。

　　过去几年，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呈现加剧态势。2016年欧洲共遭到142次恐怖袭击，47次成功实施，共造成142人死亡，379人受伤。西班牙巴塞罗那、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英国首都伦敦等都曾遭受恐怖袭击，部分国家如英国甚至连续受到暴恐袭击。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败退，不少恐怖分子开始回到欧洲，这将对本已不稳定的欧洲安全形势产生新的冲击。[14]除暴恐袭击外，欧盟同时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其他非传统安全困境。就传统安全而言，欧盟的周边安全和地缘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等都近在咫尺，带来的难民问题、能源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稳定运行，而其深层次冲击如对欧俄关系、欧美关系的影响将会持续显现。

　　在社会宗教领域，近年来，欧洲不同的宗教信仰、种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所上升。中东北非地区难民进入欧洲引发欧盟社会安全和宗教文明挑战，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移民的增多，欧洲大陆出现歧视伊斯兰信徒的言论和行为的案例不断增多，不少基督教人士担忧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信徒间将出现文明与宗教的冲突。

　　在外交领域，乌克兰危机导致的欧俄冷淡关系阴影持续无改善，过去一直牢固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欧关系又因“非典型”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受到“美国第一”的冲击，欧盟国家在贸易如钢铝关税、伊核协议、北约军费分担等多个领域与美国发生分歧甚至摩擦，美国支持英国脱欧，不再将一个团结的欧洲视为美欧关系的重要选项，甚至鼓动更多的成员国脱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面临新的变数。在欧盟持续陷入多元困境的同时，中国正在日益崛起，大国间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困境的持续影响了法德等西欧大国自信心的提升，再加上其他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近年来欧盟在保持对华合作的同时，对中国的防范、疑惧之心也在增长，对华行动中的保守性、遏制性一面显现，欧中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多元困境下的欧盟对华战略思维新转向

　　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关系稳步发展，由“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欧盟经济复苏乏力，政治、社会、安全等领域困境频发，与之相对，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欧中发展态势的此消彼长加剧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导致欧中关系在维持平稳发展基本面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

　　长期以来，欧盟与中国在基本国情、根本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双方在人权、西藏、新疆、台湾、港澳、南海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摩擦。在安全领域，欧盟仍然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科技封锁。2016年以来，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关系没有本质改进，相反，在国际形势新变数的影响下，双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敏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中双方的互信。

　　经贸关系历来是欧中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则连续十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经济合作对于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意义重大。正因如此，双方都支持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进程，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也有着很多共同利益。但近年来，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功能有所失灵，欧中之间的双边经济贸易摩擦开始加剧，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动频出，捍卫自身利益的态度渐趋强硬。例如，在纺织品、鞋类、光伏等产业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的投资、投标等商业活动设置门槛甚至封杀；媒体、政府频频发表对中国在欧洲投资的质疑性言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指责中国的市场开放力度不够，认为欧盟对中国投资大门的扩大未能换来中国的对等回报，等等。此外，在所谓中国强迫外资企业技术转让、不保护西方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对外国企业开放等问题上，欧盟近年来也频频指责中国，其立场与美国相似，只是措辞和举措相对温和而已。总体来看，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强硬，并且有将经济论题政治化的倾向。

　　欧债危机及欧盟经济放缓使得欧盟需要中国扩大对欧盟的投资，近年来，欧盟放宽了一些政策，这本来应该有利于改进中欧关系，但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方产生了诸多新的矛盾。在国际上，受制于美国的压力（如美国要求其欧、加、澳、日盟友在封杀中国高科技通讯企业华为上形成统一战线），欧盟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门槛提高，限制了中国资本的进入；在欧盟内部，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欧盟经济的踯躅不前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欧盟的自信心下挫、怀疑论上升，激发了欧洲业已存在的疑中主义，使得不少欧盟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上升，进而无形中过度解读、片面放大甚至扭曲中国的正常市场行为，如对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以及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正常商业行为进行泛政治化、安全化的过分解读。欧盟及个别成员国甚至发布一些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的信息，如说中国在欧盟总部有250个间谍[15]，等等，这些负面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加剧了欧洲的疑中主义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欧盟对中国作出正确的判断。总之，随着中国的崛起，欧洲的疑中主义正在上升，对华疑惧成分和负面认知明显增加。除经贸投资和高科技领域的摩擦外，当前，欧洲的疑中主义集中体现在欧盟对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实施问题上。

　　在“一带一路”倡议问题上，欧盟相较于过去谨慎支持的态度有所倒退，近几年来，欧盟国家更突出“一带一路”对欧盟带来的“地缘竞争”“分裂欧洲”等所谓的“负面影响”。德国尤其担心中国与中东欧的经济合作，怀疑中国在“16+1”机制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对中东欧的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会“分裂”欧盟，担心波兰、匈牙利等本就具有反欧盟倾向的国家将加剧对欧盟的离心倾向。

　　欧盟还担心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会影响欧盟作为整体的决策程序，与欧盟和欧盟大国产生直接竞争。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扩大投资和债务等经济手段促使部分国家在欧盟内支持中国，反对欧盟对中国的统一政策和一致立场，尤其是在那些对中国不利的议题上，从而削弱欧盟的凝聚力。例如，德国政界有人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战略。2017年8月底，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怪异地提出“一个欧洲”政策，甚至将其与“一个中国”政策作对比。德国政府以如下所谓的“事实”为依据，认定中国正在利用不断增长的投资活动对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施加政治影响。例如，2016年夏季，希腊、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在南海问题上反对欧盟共同立场。2017年6月，部分欧盟成员国（如葡萄牙、马耳他、希腊、捷克和瑞典）因与中国保持密切投资关系，欧盟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措施的提议被搁置。同月，希腊在联合国再次反对欧盟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对于以上现象，欧盟怀疑是中国在施加对欧盟内部投票过程的影响力[16]。显然，对这些所谓“事实”的解读纯属主观臆测，欧盟成员国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如何表态岂能受中国左右，将中国投资与成员国政治态度硬扯到一起说事，我们只能说，有些欧盟国家或媒体想象力太丰富了。

　　总之，欧盟对华政策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正在呈现出不少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也反映在欧盟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发布对华政策文件是欧盟外交作业的一个传统。1995年，欧盟发布了首份全面对华政策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此后，欧盟定期发布其对华政策文件，但间隔时间不等。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规划了未来的欧盟对华政策，确认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提出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欧之间的双向贸易和投资，促进中欧人文交流，寻求与中国在外交、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携手推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17]。应该说，这些认知反映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基本面，即总体上欧盟仍然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在欧盟的对外战略中，中国的地位也在显著上升，在2016年欧盟发布的另一份对外政策文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中，欧盟提出了将欧盟、美国、中国并列为“G3”的概念。

　　但是，与欧盟近年来对华外交行为中消极性一面上升的趋势相一致，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在维持对华友好合作的同时，开始强调要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防范、遏制逐渐强大的中国，通过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和国际规范要求，企图将中国的发展纳入欧盟期待的国际秩序轨道，要求中国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安全、防务”，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检阅欧盟的对华政策新文件不难发现，欧盟对华政策创新进步不大。在人权、涉藏、台湾、港澳、南海等中欧存在分歧的老问题上，欧盟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保持压力，而就在过去视为压舱石的经贸关系中，欧盟也出现新的消极动向，除了对中国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不履行中国与欧盟的入世协定，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外，近两年来，欧盟频频质疑夸大中国在中东欧投资的地缘政治后果，炒作中国对欧洲的间谍和国家安全问题，强调欧盟和成员国对华接触的整体性原则，强调发展对华关系必须综合考虑更广泛的区域因素，包括东亚因素、美欧关系因素，等等[18]，反映出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的某种倒退和疑惧。

　　以上举动显示出在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趋向准两极化的宏观背景下，欧盟对中国的国际身份和欧中关系定位的认知进入彷徨期，欧盟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全球性考量和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正在明显提升，欧盟对华政策渐趋复杂；随着疑中主义情绪的不断发酵，欧盟对华政策中接触合作与防范遏制的两面性都在发展，但对华担忧和战略猜忌的一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欧中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逐渐增强。

　　关于未来中国对欧战略的几点思考

　　欧盟是世界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西端终点，如何发展对欧关系对于中国发展大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未来五至十年，世界形势将更为复杂，大国博弈将会呈现新的特点，中国对欧外交工作应该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要善于从逐渐隐现的未来国际格局高度出发，跳出中欧关系看中欧关系，从全球视野和系统联动的角度加强对欧战略思考。

　　何谓逐渐隐现的国际格局？根据当前世界各大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趋势，未来五至十年，世界将由当前的“一超多强”格局进入到准两极格局之中，中国由于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将在多强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未来可能与美国实力相媲美的准超级大国。尽管中国完全成为全球性超级强国至少要到2049年以后，尽管完全的两极格局将在30年后才能正式形成，但是，当前中国处理大国关系、制定对大国战略就应该未雨绸缪，增强前瞻性、战略性，培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崛起的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政策，但美国正在制定综合计划，准备全面遏制中国，这是地球人都明白的事实，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只是第一步而已，中美关系长期趋紧，甚至有可能步入全面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形势中的大概率事件，也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统筹考虑与各大国关系，将中俄关系、中欧关系纳入未来的中美全面竞争和“准两极—两极”格局的框架下予以考量。如果未来美国将成为打压遏制中国的敌手，那么，中国需要寻找盟友，至少也要明白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会是我们的敌人。从战略上看，毫无疑问，根据目前的大国关系现状，俄罗斯是中国潜在的盟友。那么，欧盟或欧洲如何定位？由于美欧之间牢固的盟友关系，中国不可能指望欧盟站在中国一边，但中国应将对美外交与对欧外交统筹考量，将欧洲尤其是法英德这西欧三大国视为协调对美关系和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力量，中国应该视欧盟为可以积极争取的中间派，中国的对欧战略目标应该是使欧盟成为中间力量，避免欧盟成为美国反华的同盟军。

　　当前，面对美国新单边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冲击”，中欧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上具有共同语言和战略合作空间。虽然欧盟在贸易摩擦、市场准入、技术转让、人权等方面与美国有着相似相近的对华声音，但应该看到，中欧矛盾与中美矛盾外形尽管相似，但实质根本不同，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战略性的，而中欧之间的矛盾是技术性的、战术性的。中欧两大经济体、两大战略力量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上的根本冲突，不存在结构性矛盾，中欧矛盾与中美矛盾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差异。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尽管中国无意于与霸权国爆发冷战，但未来的中美对抗一旦发生，中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壮大自己，孤立对手。与中国将俄罗斯视为可争取的依靠力量一样，中国一定要将欧盟尤其是欧洲大国定位于可争取的中间力量，才能在未来有可能恶化的中美对抗中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

　　未来中国对欧政策的第二个战略思考是要跳出中欧关系制定对欧外交方针，要充分重视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将对欧外交与对美外交统筹考量。目前，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以上，美国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又是欧盟的盟友，美国因素成为未来影响中欧关系的关键变量之一。特朗普上台后，在美欧关系中过于强调美国利益，使得美欧关系有所冷化，美欧矛盾逐渐发展，分歧程度加深，更重要的是，随着欧盟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困境的发展，美国对欧盟的轻视之心已起，欧盟对美国不信任感增加，美欧裂痕在加大。中国可以利用美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不能指望美欧彻底分手甚至对立。毕竟，欧美是多年的战略盟友，欧盟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冷战结束以来美主欧从的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结构不会根本改变，美欧盟友关系的性质定位不会蜕变。因此中国处理对欧外交要避免政策走向极端和冒险，不能过高估计美欧之间的分歧，中国一定不要指望欧盟会为中国而同美国反目，更要杜绝中欧“联合抗美”式的战略冲动。

　　但是，中国要防止美欧在遏制中国上结成统一战线。在当前以贸易战、科技战为显性舞台的中美全面竞争中，美国一直希望协调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友关系，结成对华遏制的共同阵线。例如，美国多次要求欧盟禁止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欧洲的正常业务；警告欧盟勿让华为参与关键基础设施项目[19]，而欧盟及部分成员国也确实在不少问题上已经随着美国起舞。当前，欧盟有向美国方面靠拢、对华对抗性思维增强的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尤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争取欧盟逆转这种对抗思维、疑中主义和猜忌心理。中国要设法遏制这种局面的持续，关键就是充分考量美国的影响，使美国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降低。2018年10月以来，中欧维护全球化进程的战略共识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战略关系正在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各个击破政策的冲击。美国快速与欧盟达成若干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协议，并就美欧贸易谈判达成原则谅解，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中开始出现针对中国的排他性条款，看起来，美国正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孤立中国，企图结成同盟军“围剿”中国。对此，中国应该采取反孤立、反“围剿”政策。首要的就是做好对欧盟的工作，避免欧盟被美国拉入孤立中国的阵营，至少要使欧盟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保持中立。因此，中国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战术性矛盾分歧，采取积极姿态推进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对欧战略的第三个战略思考是中国要杜绝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持续奉行对欧全面合作战略，以积极姿态争取欧盟对华保持总体合作态势。确实，近年来，欧洲的疑中主义在发展，欧盟对华猜忌和战略防范的一面在增长，欧盟对中国的消极行为必然也会引起中方的不满。尽管如此，中国必须在战略上保持清醒，避免与欧盟的这种猜忌、互疑陷入螺旋式增长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之中。中国应以理性态度认识、分析中欧分歧，把握中欧关系基本面。与其他大国关系不同，中欧之间基本没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冲突。不仅如此，双方在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方面还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当前欧盟对中国的主导战略是以接触合作为主、博弈为辅。正因如此，中国需要投桃报李，对欧盟应该奉行全面合作战略，继续深度推进双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积极姿态对欧释疑增信，化解分歧，扩大双方战略共识，减少欧盟对中国的战略猜忌，冻结欧盟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和博弈思维。中国要维持对欧合作的积极态度，尽管欧盟对中国防范遏制一面在增长，但中国的对欧政策应该不同于对美政策，中国对美应实施“接触+阻遏”的两手政策，但中国对欧总体上要维持深度接触、友好合作局面，通过中国的积极工作，化解中欧关系中的消极因素。

　　近年来激发欧中分歧的关键点是欧洲社会的疑中主义，担心中国会成为欧盟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竞争者，会破坏欧洲团结。具体的经贸分歧本来可以通过技术性谈判加以解决，但一旦与这种政治疑惧相结合，就会放大欧盟对中国意图的负面解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欧盟的担忧和疑惧。目前，欧盟最担心的是什么？当然是欧洲的一体化能不能持续？可否顺利推进下去？欧盟会不会维持团结？因此，中国对欧合作的政治按钮就是以实际行动告诉欧盟国家尤其是德、法等大国，中国坚定支持欧盟推进一体化，加强欧盟团结的政治努力，尤其是支持以法德为核心实现欧洲的再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宜采取真诚态度，以切实措施解决中欧之间存在的摩擦与分歧。

　　中国采取全面合作战略处理对欧关系，坚定支持欧盟推进欧盟一体化和欧洲团结进程的努力，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面对英国“脱欧”、欧洲内部右翼力量崛起、新保守主义势力增强，美国新孤立主义和单边行为日益增多以及世界逆全球化行为扩大的新变局，中欧双方在维护推进经济全球化总体进程，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与美国不同，欧盟的存在得益于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如果大规模的去一体化和逆全球化趋势持续下去，对欧盟的存在和发展必然造成致命的伤害。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动力。因此，中欧双方在维护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经济秩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战略共识。

　　在战术层面，对于政治安全领域那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议题，中国要坚持核心利益底线，杜绝欧盟和少数欧洲大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的片面指责和利益的损害，坚决维护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上的合法权益。中国对欧全面合作战略的前提是有效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可能为了维护合作局面而无原则地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同时，中国也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着眼于解决中欧实际分歧。对于那些有可能导致欧盟战略猜忌的重大战略行动，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等，中国应该通过切实有效的系统化外交行动，化解欧盟的怀疑、误解和猜忌。系统化的外交行动既包括通过官方外交尤其是领导人交往达到解释说明的目的，以及中国扩大释疑增信的国际宣传，也包括以实际行动回击质疑、消除误解。例如，中国可以邀请德法等欧盟大国共同参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一带一路”和“16+1”合作机制，将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对外行动署等欧盟层面的主体吸纳进相关合作平台，使“一带一路”计划更趋多边性，增强公开性。事实是最好的反击者，亲身参与是消除怀疑的良药。德法等众多欧盟国家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实地参与项目运作，能够使他们真切了解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运作流程，了解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真实情况，让他们看看，中国是不是要“分裂”欧洲，以正本清源，消除此类对中国合理合法行动的“污名化”猜忌。事实上，欧洲学者的调研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官员和专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并不会对欧盟决策程序以及成员国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中东欧地区产生机制化和长久化的影响。相反，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中东欧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果中德两国企业能够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公共采购竞标，对德国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20]

　　对于中欧之间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技术转让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中国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二要以积极有为的态度推动双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问题。

　　中欧双方之所以产生分歧，原因很多，有些是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距，有些则是双方国情和政治经济体制存在差异而导致的认识差异，还有一些是双方沟通了解不够。有的分歧可能容易解决，如贸易逆差问题，有的则可能是根本性、长期性的，如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因此，中国需要保持耐心和定力，不能寄希望于旦夕之间解决所有问题。耐心和定力还体现在，在经济谈判中，中国要将坚持原则和保持弹性结合起来，作为基本的长期的谈判方针和问题解决之道。对于那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应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让步，对其他一些非核心利益问题，则应通过双方理性谈判逐渐解决分歧，达成谅解。

　　积极有为指的是，中国要始终向前看，始终将推动解决中欧间的现实分歧作为对欧外交的出发点。毕竟，中国需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需要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倒退闭关，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与中国的分歧总归要解决。只要中国不关上开放的大门，就要适应贸易伙伴的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或指责，就未来而言，贸易伙伴的类似指责、中国与它们的类似分歧必然是一个新常态。怎么解决新常态下的这些分歧？一要靠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二要靠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外交谈判。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是解决中欧现实分歧最积极、最有效的举措。与中美分歧不同，中欧间在贸易、市场、技术转让上的分歧大多是在中欧双边合作中产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双方合作的加深以及彼此内政外交政策的更新才能最终解决。对中国来说，有些问题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中无法解决，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改革开放成果外溢到对外经济合作中，才能使过去和当前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未来顺利解决。

　　贸易摩擦与经济纷争是未来中国经济、中国外交需要面临的新常态。怎么解决？需要靠参与各方的谈判，中国坚持自身利益并不是完全拒绝谈判，也并不认为相关各方所有的要求都是无理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中国方面原因造成的问题，中国内部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中国也需要在理念上和政策上进行调整，不断学习和进化。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有些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例如，在关于部分敏感或特种行业中的外资企业股权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坚持外资占股不能超过50%，但2018年以来，中国放松了这一要求，很多外资在金融、证券等重要领域合资企业中的占股比例都上调到51%及以上。此外，“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问题也有望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已经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21]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也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予以解决。对知识产权保护其实也是中国国内企业的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如同中美之间一样，中欧之间有分歧，但都是可以通过谈判和中国的发展解决的。

　　中国越强大，对外行动应该越低调、越谨慎，至少在2049年中国完全崛起为全球超级强国，两极格局最终成型，中国形成对美全方位权力平衡之前，中国应采取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和区分性的外交谦逊相结合的战略方针[22]。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正在逐渐形成反华联盟，对华打压呈上升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要奋发有为，也应韬光养晦，在一些重大战略上要学会“舍得”，做到有进有退，有时退一步往往海阔天空，有时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未来的中国对欧战略应该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知行合一，说做同步，对外宣传要科学、务实，讲究实际效果。中国尤其需要在对欧政策的精细化、友好化、策略化、有效性上下功夫。例如，对欧投资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对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要制定有效的应对消解预案。同样，对于维护中国安全和利益的海外行动要做到谋定而后动，提高专业水准，更加讲究技巧、方法，增强隐蔽性。

　　注释

　　[1]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14/08/8527076_712912738.shtml.

　　[2]关于欧盟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各方数据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采取综合比较方法。具体参见以下网站：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eu/ID/12；http://www.qqjjsj.com/xolssj/38606.html。

　　[3]http://3g.163.com/dy/article/E9QH0G8R0524H7O5.html.

　　[4]冯存万：《多重危机视角下的欧盟政策调整及中欧关系》，《国际展望》，2018年第6期。

　　[5]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euro-area/indicators；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802/20180202711196.shtml；http://b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1/20181102802321.shtml.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3806063662513510&wfr=spider&for=pc.

　　[7]各国和欧盟的GDP总量数据系参考以下网站资料所得：http://www.sohu.com/a/244793947_1001105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187240581238756&wfr=spider&for=pc；https://www.sohu.com/a/258992328_100110525。

　　[8]王联：《移民问题与欧洲认同的“多样统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9月下。

　　[9]https://www.inform.kz/cn/2017-53-8_a3224610.

　　[10]https://www.sohu.com/a/201813137_359082.

　　[11]俞正樑：《欧洲的困境及其对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6期。

　　[12]郝一骁：《难民问题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8年第33期；http://finance.huanqiu.com/cjrd/2015-09/7490171.html?agt=46。

　　[13]刘作奎：《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

　　[14]任琳、郑海琦：《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欧洲与世界》，《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

　　[15]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90211-930788.

　　[16]［德］塞巴斯蒂安·哈尼施：《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黄萌萌译、赵柯校，《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

　　[17][18]房乐宪、关孔文：《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政策内涵及态势》，《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4期。

　　[19]《美警告欧盟勿让华为参与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联合早报》，2019年2月9日，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90209-930369。

　　[20]［匈牙利］塔马斯·马杜拉：《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马骏驰编译，《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3/15/content_2083532.htm。

　　[22]胡宗山：《关于我国中长期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4月下。

　　The Diverse Dilemma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Europe Strategy

　　Hu Zongshan

　　Abstract: Since 2008, particularly since 2016, the EU has continued to suffer from diver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weak economic recovery, Brexit, refugee crisi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member states, and populism. As a result, the EU has begun to make a shift in its thinking without overhauling its China policy of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It has become growingly suspicious and fearful of China and adopted conservative and containment actions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EU-China relation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all-round think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for its EU strategy;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regard the EU as an intermediate force that China can win its support when competing with the US in the future; avoid the tendency of doubting the EU;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rationally and pragmatically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make a refined, friendly, tactical and effective EU policy.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 EU-China relations; Europe policy; Belt and Road

　　胡宗山，华中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国际政治学基础》等。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