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的演变历程与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紧密相连。2001年中国入世促使经济全球化驶入快车道，2003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进入冷战后的蜜月期。然而2008-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潘多拉之匣”，导致经济全球化积累的矛盾陆续爆发，将整个世界拖入持续动荡的变局之中，欧盟外部的地缘战略环境趋于碎片化，内部又出现多重危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更使欧洲的社会撕裂日趋严重。就在欧洲步履蹒跚之时，中国崛起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二大经济体，鲜明的反差之下，一些欧洲政治精英和欧盟决策层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悄然改变。
欧盟对华认知的变化如同潜流暗淌，经历了缓慢的过程。2009-2010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剧烈震荡，但欧洲政治精英和专家学者的战略认知并未立即转变，就在美国学者预言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能陷入困境、中美可能走向对抗的同时，欧洲人仍觉得岁月静好。2016年6月22日欧盟出台了《对华战略新要点》文件，仍然期待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但2016年也是欧盟对外战略认知的深刻转折之年，就在这一年，英国决定“脱欧”，恐袭潮和难民潮达到顶峰，而特朗普的当选打破了中美欧三边关系原有的平衡。2016年底，中国美的集团打算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公司，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压垮欧洲对华优越感的最后一根稻草。欧洲突然意识到，中国已非昔日那个只能制造廉价消费品的低端经济体，中欧实力对比已出现质变。欧盟对中国的总体研判与决策导向从此逆转。
2017年欧盟提出“约束全球化”的概念，启动有关投资审查的立法进程，出台466页关于“中国经济扭曲情况”的报告，强化了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倾向。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启动对华贸易战，欧盟态度暧昧，希冀美国为欧盟火中取栗，迫使中国做出体制机制上的让步。2019年3月欧盟出台《对华战略展望》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而2019年底上台的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新一届欧盟领导层则将中国崛起视为全球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当前，“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战略自主”成为欧洲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界高频使用的关键词，而欧盟决策层愈加重视和强调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不断得到强化。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暴发和中美战略对抗的加剧，使不少欧洲政治精英重新审视中欧关系，并逐渐形成共识。首先，他们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到恐惧，希望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合力，抵消中国塑造国际地缘战略新格局、参与制定世界经济与政治新规则的力量。今年年初以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欧盟不希望中国参与制定全球规则，进而塑造欧洲社会的未来，所以美欧应该携手，在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共同确立新的规则体系。
其次，愈加重视减少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强调建设欧盟主导的“欧洲经济主权”和“战略自主”。疫情在欧洲暴发至今，从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和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等欧洲决策者，到欧洲议会研究部和布鲁盖尔研究所等欧盟智库的报告，都一再强调这一点。
再次，仍然希望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玩平衡，既避免选边站队，又想从两边都获取好处。一方面，欧盟和法德领导人对于美国希望美欧联手对抗中国的意向，明确表示不予认可。2020年底尽管美国一再施压，欧盟仍与中国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今年2月马克龙警告说，美欧联合对付中国会“激起最高程度的冲突”，3月的美欧首脑视频峰会上默克尔谈到，美欧在对华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布鲁塞尔之行亦未获得欧盟的明确回应。但另一方面，面对拜登上任以来伸出的橄榄枝，欧洲方面也一再重申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表示美欧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惊讶于中国在疫情打击之下仍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欧盟决策层明确反对美国对华“脱钩”举措，主张继续发展对华经济关系。
曾经的柔情蜜意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消磨，当前中欧虽未发展到“相看两厌”的程度，但欧盟对华政策正在犹疑摇摆之中酝酿新变化。未来欧盟对华政策仍将保持机会主义态度：在涉及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领域，在有利于欧洲获益的贸易与投资的特定领域，欧盟仍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而在战略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欧盟会追随美国向中国施压，但会仔细掂量施压的力度与方向，以避免中欧全面冲突。中国可将宏观层面的对欧战略举措与微观层面的对欧投资和公共外交相结合，尽量维系良性互动的中欧关系，为中国应对日益严峻的中美竞争形势争取更大的转圜空间。（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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