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一  

　　1822年神圣同盟在维罗纳召开会议以解决希腊独立问题，“东方问题”第一次作为特定政治术语出现在文献中。“东方问题”是国际关系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问题，19世纪中期之后，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权力的真空必然引发混乱，“东方问题体现了诸列强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他们希望在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获取权力或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巴尔干各国人民摆脱奥斯曼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简而言之，这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历史”。“东方问题”展现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一进程要远远比很多欧洲学者所认定的要漫长，从奥斯曼帝国进入巴尔干半岛、攻陷君士坦丁堡，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频繁互动就开始了。  

　　奥斯曼帝国跨过黑海海峡、进入巴尔干半岛之后就“嵌入”到了欧洲的地理空间，但是又作为异己的力量存在，可以说，奥斯曼帝国是欧洲形成自我认同过程中的首要的“他者”，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与奥斯曼帝国在东地中海的崛起不无关系。而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可以兵锋直指维也纳城下，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因此，彼时的“东方问题”更多的是欧洲面对一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在１５３６年缔结的条约使奥斯曼帝国介入到欧洲的历史进程，包括宗教改革。“西方，一个半岛，在地理上的被锁闭的特征给所有统一趋向提供了天然支持。然而，现在，这锁闭的区域已被宽广地开放，朝东南开放，而土耳其人之引入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加强了西方的分裂趋向”。对奥斯曼帝国开放的“中东欧”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概念，在奥斯曼帝国、奥地利的废墟上重建的主权国家一直缺少明确的身份认同。时至今日，欧盟内部依然存在西欧与中东欧之间的界线，一个不断扩大的欧盟“撑破”了欧洲，根源还是在于“东方问题”所界定的欧洲的地理和心理空间的边界依然存在。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奥斯曼帝国处于比较强势地位，是欧洲体系发展必须面对的外部力量。直到1798年，奥斯曼帝国都保持相对独立性，在１８世纪的历次战争中它几乎都需要依靠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与俄国进行调停，但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参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东方问题”与欧洲国际体系的发展是相对隔离的。18世纪初，欧洲存在三个区域性国际体系，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以波罗的海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围绕“东方问题”形成的国际体系。奥地利是连接三个体系的枢轴，但是却无力同时参与三个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博弈；俄国是连接南北两个国际体系的桥梁，但是也没有力量进行两线作战。１７００年几乎同时爆发了两场大战，一场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场是北方大战，期间还有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一场短暂战争，这三场战争将欧洲国际体系的现状与逻辑清晰地表露出来。三场战争的界线非常分明，«乌得勒支和约»标志着在西欧国际体系中确立了均势原则，可以说是国际体系对帝国野心的胜利；而北方大战使俄国取代瑞典成为波罗的海的新霸主；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则暂时阻止了俄国的扩张，延缓了南北两个次区域国际体系的合并。  

　　北方大战结束之后，瑞典全面衰落，俄国将扩张的矛头对准奥斯曼帝国。如果说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向普鲁斯河方向的扩张是一时冲动之举的话，那么到了安娜女王当政之际，俄国向黑海的扩张便是一项长久的战略。“1736-1739年的土俄之战可以被视为俄国向黑海推进的有系统的战争的开始”，而这场战争的前提是瑞典、波兰的衰落，如果瑞典与波兰依然强大，那么俄国便会被封堵在亚洲的大草原上，难以进入欧洲。１８世纪波兰的急剧衰落为俄国进入中欧打开了方便之门，瓜分与蚕食波兰成为几代沙皇的重要的扩张方向。波兰在一定程度上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陆上缓冲，直到波兰被瓜分殆尽之后，奥斯曼帝国才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扩张对象。进入欧洲之后，俄国成为改变欧洲地缘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力量，其广袤的领土空间、宗教热情加上欧洲的技术，使俄国成为左右欧洲体系的大陆侧翼国家。  

　　自三十年战争之后，西欧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因此，欧洲的诸多战争都是围绕德意志而展开。这一体系在18世纪中期面临着普鲁士崛起的课题，1740年弗里德里克大帝不宣而战进军西里西亚，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开启战端，此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使欧洲陷入了几十年战火之中，而奥斯曼帝国的几代皇帝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姿态，超然于欧洲霸权战争之外。1756年，欧洲霸权体系发生了外交革命，而其操控者便是奥地利的首相考尼茨，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孤立无援，弗里德里克大帝想到了奥斯曼帝国，希望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军事与商业条约，期待奥斯曼帝国从背后攻击奥地利，但是奥斯曼苏丹拒绝了普鲁士的结盟要求。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坐观奥地利与俄国卷入欧洲大战，消耗两国的国力是有益于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与安全的。欧洲的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此时“东方问题”与欧洲国际体系还是分立的，而普鲁士的结盟要求势必会将奥斯曼帝国拉入欧洲国际体系之中，因此短期来看，奥斯曼帝国采取“孤立”的政策合乎其国家利益。但是，正是在这三十年中，欧洲地缘政治结构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俄国在七年战争中进入中欧的心脏地带，几乎占领柏林，北欧体系与西欧体系融为一体，而奥斯曼帝国则成为孤岛，当欧洲的次区域体系合并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依然作为异质性力量存在，受到欧洲体系的持久性的挤压。  

　　七年战争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性的战争，战争不仅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还在北美、加勒比海、印度等殖民地展开。七年战争进一步凸显了欧陆均势体系和海外殖民体系嵌套在一起的趋势。欧洲的海外扩张，不仅改变了殖民地的发展方向，反过来对欧陆的均势体系产生了反作用。麦克尼尔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令欧洲内部的均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处于欧洲边缘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俄国)能够更快地增强对资源的控制；处于更拥挤的欧洲中心的国家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欧陆均势体系就是一个内核，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处于欧陆边缘的国家开始崛起，欧洲大陆的均势体系的维系越来越依靠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平衡者”，英俄两国隔欧洲大陆而相互制衡，并维持欧洲体系的平衡。  

　　俄国的大陆扩张和英国的海洋扩张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力量，尤其是英国，代表着一种新体制的出现，税务机关、议会、国债和中央银行构成了英国的“权力四角”，使其借贷成本远远低于自己的对手。战争越来越成为烧钱的生意，低成本的融资更能够支撑长期战争。“1689-1713年，英国、荷兰及其大陆上的盟国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打了二十五年几乎接连不断的仗，这场战争既为争夺财富，又为争夺威势，结果证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征集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一方最终获胜”。通过海外市场的大循环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财富环流体系，英国越来越具有大西洋的属性而与欧洲大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英国的“光荣孤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就已经成为欧陆均势体系的平衡者，从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一项战略传统，“即在联盟战争中必须向欧洲大陆派遣远征军和向欧陆盟国提供其他支援，而不能单凭英国的海上优势”。  

　　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在地理空间上逐渐覆盖了整个欧洲，奥斯曼帝国面对的不再是单个的国家，或者基督教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而是一个现代国际体系，这一体系蕴涵着巨大的扩张力量。“东方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欧洲化”的进程，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东方问题”的主体位移，由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单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变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变迁，当然，这一过程是被动的，奥斯曼帝国在“东方问题”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欧洲国家所替代；第二，“东方问题”发展逻辑的欧洲化，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奥地利、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先后成为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成员，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俄国都不得不按照欧洲国际体系的规则行事，奥斯曼帝国无法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而是借助欧洲的国际关系规则，尤其是均势外交的帮助而延长了生命；第三，欧洲国际体系的结构更加复杂，至少包含了侧翼大国与欧陆中等强国、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欧陆均势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三对矛盾组合，奥斯曼帝国则恰恰处于这种博弈切面的夹缝之中，欧洲体系的广度和密度都在提升，对奥斯曼帝国必然形成碾压之势，“东方问题”由此成为“德国问题”之外又一重大而难解的问题。 

　　二  

　　七年战争后，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成为主导中欧未来发展的大国，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带来了连锁反应并使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欧洲地图改绘。1768年，因波兰王位继承问题奥斯曼帝国与俄国重开战端。欧洲的战火刚刚熄灭，“东方问题”再次成为矛盾焦点。  

　　土俄战争不是一场双边战争，而是“东方问题”“欧洲化”的一个新阶段，欧洲诸多列强间接卷入其中，欧洲体系对奥斯曼帝国的“挤压”也进入新的阶段。土俄战争中，俄国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上都居上风。随着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地区的推进，普鲁士与奥地利甚为不满:对于奥地利而言，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扩张无疑压缩了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它不希望看到俄国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常客，与俄国为邻无疑是一场噩梦；对于普鲁士而言，俄国迅速扩张，版图扩大，而普鲁士则难以获得利益，如果奥地利与俄国开战，普鲁士难免卷入其中，因此，普鲁士既不希望两大帝国开战，也不愿意看到俄国在巴尔干继续扩张。只有瓜分波兰才会使三个国家达成妥协，因此普鲁士认为这场由波兰引起的战争需要波兰做出赔偿，最终，战争以瓜分波兰而终止，“奥斯曼帝国意在保护波兰，极其矛盾的是，最终的结果是波兰的消失”。1774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国获得了黑海出海口，同时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的保护者，俄国在黑海沿岸地区所取得的进展表明，“以前，欧洲国家试图阻止俄国参与中欧事务，但现在这种努力失败了”，俄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甚至是破坏者。“《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给予俄国的战略优势，使得奥地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大为惊恐。在随后的反对俄国战争成果的政治运作中，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英国和法国格外希望支撑住这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帝国，以其作为反对俄国进一步扩张的屏障”。  

　　波兰是北欧体系和东南欧体系的“隔离带”，是欧洲国家抵挡俄国的屏障，波兰的衰落让俄国成为欧洲体系的仲裁者。1787年的土俄战争是叶卡捷琳娜拉拢奥地利联合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俄国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东方问题”的权力格局。俄国权力的快速增长引起了欧洲强国的不安，尤其是英国。此前，老皮特支持俄国变成一个欧洲国家以此来制衡法国的势力，小皮特是第一个认识到俄国的权力增长是英国威胁的英国首相，“他认为，如果奥斯曼帝国垮台，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那么将是英国利益的巨大损失”。为了制衡叶卡捷琳娜的扩张，伦敦与柏林联合给俄国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放弃吞并的领土。迫于英国与普鲁士的压力，加上瓜分波兰的前景，叶卡捷琳娜在1792年1月9日签订了《雅西条约》。《雅西条约》是近东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俄国作为一个近东强国的崛起，黑海已经成为俄国的出海通道，下一个目标便是地中海。«雅西条约»还标志着英俄对抗的开始，揭开了19世纪英俄争霸的序幕。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外部强国的介入缓解了被瓜分的压力。当波兰被三个国家从地图中抹掉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便失去了屏障，直面不断扩张的欧洲体系，巴尔干半岛成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体系对峙的“前沿”。当然，无论奥地利还是俄国都需要越过各种地理障碍才能占领巴尔干半岛；另一方面，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瓜分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帝国不愿意与俄国比邻而居，更不愿意被俄国所包围，而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相距遥远，英法等国在奥斯曼帝国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随着俄国的崛起，尤其是俄国自视为“第三罗马”，对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海峡抱有不可遏制的野心和诉求，奥斯曼帝国就被动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  

　　法国大革命是“东方问题”的转折点。当法国爆发革命时，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国务秘书认为这是真主赐福，他希望这场叛乱像梅毒一样传遍与奥斯曼帝国对抗的那些帝国之中，使这些国家陷入彼此争战的泥潭中，而这种局面毫无疑问将有益于奥斯曼帝国。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的前几年，奥斯曼帝国安享了几年的和平，欧陆的“内战”让奥斯曼帝国保持了相对超然的地位。但是革命的浪潮既冲决了基督教国家的堤岸，也涌向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汹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浪潮中，早已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只能随着欧洲大陆的战争潮涌来回摆动。  

　　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之后，东欧三国签订秘密条约:如果奥地利不能从法国夺取比利时，就可以获得巴伐利亚或者威尼斯以作补偿，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时，三国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此时，“东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欧洲均势的一个因素，换言之，奥斯曼帝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欧洲的均势体系之中。而真正结束奥斯曼帝国“孤立”状态的是拿破仑。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反目，两国几百年的盟友关系出现裂痕。当然，拿破仑攻击埃及是为了掐断大英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联系，七年战争之后，英国获得了一个“亚洲帝国”，从希腊半岛到波斯之间的通道就成为英国防御的重点，英俄两国的力量也在奥斯曼帝国针锋相对。拿破仑入侵埃及，将奥斯曼帝国彻底卷入一个以西欧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衰落的奥斯曼帝国需要在欧洲均势体系的夹缝中生存。拿破仑的军队开往埃及之际，俄国在大陆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俄国通过外交手段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其权力边界得到进一步扩展。1799年1月3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这一条约扭转了两个帝国三百多年来的对峙状态，也断送了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几百年的同盟。“条约本身就构成了18世纪的第二次外交革命”，根据该条约，俄国舰队最终可以通过黑海海峡进出地中海。  

　　随着欧洲战争形势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也随势而动，“现在，它被纳入拿破仑的扩张主义计划范围，并且反复再三地被当作它的世界范围图谋的一个目标”。最希望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还是俄国，但是在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之后，瓜分计划也被搁置。和约规定:“土耳其政府的领土、属地和权利应和战前一样保持完整，本最后和平条约应被宣布同样适用于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盟国崇高的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应尽可能不延误地被邀请加入本条约。”奥斯曼帝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其地位不仅需要自己捍卫，也取决于欧洲国际体系的变动。  

　　法国从埃及与叙利亚撤军之后，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友谊得以恢复，双方在战争中相互支持也大有可能。1805年，拿破仑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打垮了奥地利的军队，逼迫其退出战争，普鲁士也遭遇了失败，反法联盟只剩下英国与俄国。虽然英俄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但是两国在反对任何第三方力量改变东南欧权力格局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  

　　拿破仑的扩张将欧洲的各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融为一体，重划了欧洲的版图，恢复了被大国瓜分的小国，波兰复国就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勒姆三世希望借助拿破仑的力量恢复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1806年，塞勒姆三世在拿破仑的鼓动之下向俄国宣战，这场战争既是拿破仑宣传与鼓动的结果，也是“东方问题”发展的逻辑使然。塞勒姆三世决定与法国建立紧密的军事同盟以保卫帝国的生存，这是奥斯曼帝国外交的创举，“将帝国的安危置于一个通过双边条约而结交的欧洲盟友的保护之下，当然这种双边关系要遵循欧洲国际体系和外交法则”。  

　　然而，为了拉拢俄国，拿破仑还是准备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法俄两国缔结了瓜分欧洲大陆的《提尔西特和约》，不过两个皇帝的目标背道而驰，拿破仑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以击败英国，而亚历山大一世则希望获得法国的同意来瓜分奥斯曼帝国。当亚历山大提出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拿破仑非常愤怒:“君士坦丁堡，不可能!这将意味世界帝国!”因此，《提尔西特和约》注定是短命的。拿破仑试图弥合两国目标的鸿沟，他提出法俄两国联合远征英属印度，拿破仑猜测当远征军到达印度的时候，“伦敦的小店主”便会跪倒在法国的面前，而俄国可以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俄国的积极响应，因为达达尼尔海峡被法国占据，俄国依然难以出入地中海。对于俄国而言，黑海海峡两端的海峡缺一不可，如同电路的正负极一样，缺少任何一端，都难以形成电流。除了法俄关注黑海海峡外，英国也认为海峡问题关乎英国的核心利益。1809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规定在战时海峡对战舰关闭，并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古老的传统原则，毫无疑问，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作为“东方问题”的另一个焦点---海峡问题浮出水面，围绕黑海海峡，欧洲强国进行了持久的博弈，最终以国际性公约确定了这一水道的地位。  

　　法兰西帝国在欧洲快速扩张，欧洲大陆几乎都在法国的控制之下，不是其附庸就是保护国。为了与英国争夺霸权，拿破仑构建大陆封锁体系，封闭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市场，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的博弈加剧。1812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便是英国分化法俄联盟的外交成果，这一条约破坏了法俄之间的盟约，瓦解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  

　　«布加勒斯特条约»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可谓有得有失:帝国边缘地带进一步受到俄国的侵蚀，塞尔维亚自治，比萨拉比亚并入俄国；而奥斯曼帝国从中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奥斯曼苏丹借助这一时机强化了手中的权力，凝聚了改革的共识，力图将奥斯曼帝国转变为欧洲样式的现代国家。条约第八条并没有对塞尔维亚的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是要求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人“实施仁慈和宽大的政策”，奥斯曼帝国军队将重新进驻塞尔维亚地区，但是要给予塞尔维亚适当的自治，即“自己管理内政，确定贡赋总数，并由他们直接征收”。当拿破仑大举进攻莫斯科之际，奥斯曼帝国军队重新占领了塞尔维亚，恢复了对边缘地带的控制。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还是边缘地带独立的前景都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发展，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几乎欧洲所有地区都未能独善其身，奥斯曼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被裹挟而下。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战后缔结的一系列和约居然没有对“东方问题”做出安排，维也纳体系只是在欧洲大陆重建一种均势格局，“东方问题”被“遗忘”了。事后证明，这是当时维也纳和会的参与者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国家中没有奥斯曼帝国，单凭这一事实就令会议有意局限于小欧洲的意图昭然若揭。因为，唯有如此，‘东方问题’才会成为一个特殊问题，才可以避开维也纳会议决议来处理的轨道”。  

　　三  

　　维也纳和会的安排几乎“忽视”了“东方问题”的存在，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曾经建议战胜国要保证近东地区的现状，但是遭到俄国的反对，沙皇并不认为«布加勒斯特条约»是厘定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最后法律文件，因此，保证现状就是限制俄国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在俄国的反对之下，“东方问题”被“搁置”，恰恰是维也纳和会对“东方问题”的漠视，最终使“东方问题”成为困扰“欧洲协调”的最主要的议题之一。斯塔夫里阿诺斯批评维也纳和会并没有提出解决“东方问题”相应的办法，“巴尔干的边界并没有受到维也纳和会的任何影响”，俄国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奥地利继承了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遗产，爱奥尼亚群岛在1863年之前处于英国的“保护”下。虽然维也纳和会并没有讨论“东方问题”，但是新的欧洲秩序的确立同样给“东方问题”带来了多重影响，“忽视”本身就是“东方问题”欧洲化的表现。  

　　第一，英国的进入。1798年法国攻占埃及之后，英国意识到自己在东地中海的利益，在战争期间占领了马耳他岛。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奥斯曼帝国是英国通往印度的战略通道。英国的介入改变了“东方问题”既有的权力格局，在此之前奥地利、俄国与法国是影响奥斯曼帝国命运的外部力量。英国进入之后，“东方问题”进一步成为两个侧翼大国与欧陆中等强国多重博弈的焦点。当然，这一变局也给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对抗俄国的可能依靠，184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便是英国介入甚至主导“东方问题”的明证。  

　　第二，“欧洲协调”约束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反法战争胜利之后，俄国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如果没有制度与道德价值的约束，俄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维也纳体系重建了欧洲均势格局，权力平衡与制度约束对俄国的扩张形成了有形无形的制约。神圣同盟虽然镇压了各国的起义与革命，但却是以保持现状为出发点，这对俄国对外扩张也是一种制约。维也纳体系确立了俄国在欧洲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控制权，此时俄国在西部边界的扩张已经达到最大限度，面对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俄国意识到，“把整个帝国占为己有，即使可能，也是不利于加强俄国的实力的”。19世纪30年代，俄国采取了一种“参与”的姿态，即“对苏丹继续施加压力，促进俄国利益，同时保存土耳其政权的一般结构，以避免或推迟极难解决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前途问题”。1848年革命则为俄国扩张提供了机会，借助镇压欧洲革命的机会，俄国强化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促使奥斯曼帝国清除巴尔干地区的革命分子，并且获得了干预多瑙河公国的权力，“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的背叛使神圣同盟不复存在。奥地利获得了短期优势，却将自己置于与俄国对抗的前沿，如基辛格所论述的:“一旦奥国主动摆脱共同价值观的束缚，就同样让俄国获得解放，使之完全可根据地缘政治的取舍来订定本身的政策。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俄国势必与奥地利为巴尔干的前途而起冲突，也总有一天会想到打倒奥地利帝国。”  

　　第三，民族主义思潮撬动了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并引发了多场战争。“东方问题”的有形的边界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板块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法国革命思潮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巴尔干半岛，激发了巴尔干民族主义思潮。“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所有的人，近东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祈祷上帝，希望法国能够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进而将他们解放出来。当拿破仑并没有采取解放行动的时候，巴尔干人开始自我解放”。希腊解放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一直困扰着维也纳体系，也是维也纳体系开始松动的起点。在希腊起义之初，欧洲强国采取漠然的态度，一方面，民族解放与维也纳体系的保守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用梅特涅的话来说，“奥斯曼帝国并不在欧洲文明之内，况且苏丹是希腊合法的统治者”。然而1826年前后，欧洲强国纷纷转变态度介入希腊起义，列强之所以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爱琴海上势将演成长期动乱和海盗出没的那种僵局；原因之二是先发制人挫败俄国的愿望；而更难以确切说明的则是受过古典教育的欧洲人，甚至包括对希腊有好感的评论家的关切，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是他们所熟悉的，至于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便另当别论。”相比之下，俄国占得先机。1829年9月14日，土俄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该条约使俄国在多瑙河与高加索两地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并且将俄国的边界向南大大推进。对于俄国的扩张，英国朝野上下大为不满，格雷伯爵在议会中演说时指出:“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么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一向亲俄的帕麦斯顿勋爵也承认:“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希腊革命使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共管体制基本失去了效力，而埃及的阿里在19世纪30年代掀起的危机则使欧洲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暴露无遗。保罗•施罗德认为，欧洲外交体系没有成功应对土耳其和埃及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他的基本解释也是足够清晰的:法国和英国没有让苏丹相信他们的承诺和警告，或者没有让穆罕默德恐惧于他们的海上强制。  

　　第四，维也纳体系构建了一种静态的体系。它不仅忽视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无视经济力量对国际关系的冲击，而正在欧洲兴起的工业革命正是分化瓦解维也纳体系的最核心的力量之一。19世纪发生的“双元革命”在维也纳体系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维也纳体系对欧洲领土所作的安排基本没有考虑民族主义的因素，从边界的角度而言，维也纳体系中存在着多处边界破碎的易燃点:比利时、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和“东方问题”。当比利时问题、德意志问题、意大利问题被依次解决之后，“东方问题”成为欧洲体系留下的唯一的易燃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尔干这个“欧洲的火药桶”恰恰是欧洲制造的，不是巴尔干人将欧洲拉入战争，而是欧洲将巴尔干置于风暴眼的位置。“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归因于商人移民社群的出现，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若非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的软弱无力---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缘地区---以及国际权力均衡的变动，这些原因全不值得一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最终撕裂了维也纳体系，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双重挑战:帝国边缘地带的民族主义反叛和殖民主义对帝国边缘地带的侵蚀。虽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欧洲体系，但是体系的竞争和挤压让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要么成为独立国家，要么成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比如阿尔及利亚。 

　　结语  

　　19世纪之交欧洲体系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18世纪的欧洲战争还是王朝战争，国家治理的结构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19世纪则是以民族主义思潮涌动、工业化启幕为特征。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主要解决欧洲侧翼大国与欧陆中等国家之间的“均势”，奥斯曼帝国也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潜在成员，但其边缘的巴尔干地区早已经被卷入到“欧洲”的国际体系之中，这也是欧洲体系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业化使其殖民体系扩张到全世界，形成了欧洲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进而造就了全球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海权和陆权所代表的不同的权力扩张逻辑被呈现到了全球舞台上，而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英国所代表的海权体系与俄国所代表的陆权体系的交锋地带。此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改变了欧洲国家治理和动员的模式以及欧洲国际体系的互动模式，奥斯曼帝国被动卷入到一个新型的欧洲国际体系之中，“东方问题”变成了欧洲体系的一部分。欧洲地缘政治模式与欧洲国家的动员模式改变了“东方问题”的逻辑: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参与欧洲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却仍然难以适应欧洲体系一直存在的“锦标赛”；帝国的边缘地带在欧洲体系的挤压之下纷纷沦陷，而巴尔干地区不仅是英俄两个侧翼大国的竞争地区，同时也是欧洲中等强国奥地利与俄国的争夺地区。俄国和英国等侧翼大国的海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内部竞争的压力，但当其海外扩张遇阻，海外压力就会“返回”欧洲，巴尔干地区最终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其根源仍在于欧洲体系存在的竞争压力在这一地区不断积累，这实际上还是“东方问题”欧洲化的体现。（注释略）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1911/t20191105_5028073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