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长居法国的安德森已退居幕后，但仍保持着年轻时敏锐的思维与斗志，以冷眼观察西方世界的变迁。他于2016年出版了《碎裂的回忆：从去殖民化到西方的衰落》。在这本厚厚的回忆录中，安德森从个人经历出发，回顾了1950年代至今，从第三世界反殖民斗争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失去未来人口活力的欧洲
尼尔·安德森亲历上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的遭遇，对西方国家鼓吹的自由口号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他对西方世界未来发展的预测，更多基于统计数据显示的国际关系变量。安德森强调地理版图、人口、经济及军事力量对不同国家参与世界格局的影响，并认为人口作为国际关系变更的重要指标，其失衡将很容易带来地区冲突与风险。
安德森援引瑞典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统计指出，从2018年到2050年，亚洲人口将从45.44亿增至55.55亿，增幅达7亿；非洲人口将从12.86亿增至25.25亿，增幅高达12亿；北美从4.9亿增至5.9亿，增幅1亿；欧洲则从7.4亿减少到7.1亿，减幅2700万，欧洲俨然进入失去社会活力的轨道。
盖普曼德基金会同时指出，在2019年，一岁以下儿童是非洲人口数量最多的年龄段，这一趋势将保持至2050年不变。在亚洲，人口数量最多的年龄段将从2019年的31岁发展为2050年的37岁，美洲将从26岁提高至50岁，欧洲则将从32岁提高至63岁。安德森强调：“这些数据都指出，2050年亚洲及非洲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80％，欧洲则毫无疑问将进入衰退。”
世界经济体排名再布局
安德森援引法国普华永道事务所对世界前20大经济体排名的预测，指出从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大部分发达西方国家的前景同样不乐观。预测显示，从2016年至2050年，以GDP平均购买力为预测基础，美国将从第2名退至第3名，德国将从第6位滑落至第9位，英国从第9位退至第10位，法国从第10位退至第12位，加拿大从第17位退至第22位，澳大利亚则从第18位跌至第28位。
在欧盟以外的地区，俄罗斯将保持第6位，土耳其从第14位升至第11位；在亚洲，中国于2016年排名第一，到2050年这一位置保持不变，印度从第3位升至第2位，沙特阿拉伯从第15位上升至第13位，伊朗从第18位变成第17位，韩国从第13位上升至第8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巴西从第7位上升至第5位，墨西哥则从第11位上升至第7位。相反，前述地区目前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未来则出现颓势，日本从第4位下降到第8位，泰国从第20位下降至第25位。
安德森指出，上述统计可以说明，欧盟成员国几乎将全部失去原有的优势地位。2050年，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泰国已不在前20名经济体之列，而将由尼日利亚（第14名）、埃及（第15名）、巴基斯坦（第16名）、菲律宾（第19名）和越南（第20名）取代。这样的经济趋势表明，世界的重心将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及墨西哥）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安德森也同时强调，虽然欧洲及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美国仍将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财富与社会制度失衡
安德森分析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发展现状，并指出：“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西方国家国民收入的私有化和私人财富相对于公共财富的大幅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决策者的角色与特权，也成为西方衰退的重要原因。”他强调，在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国民收入私有化的结果，是公共资本比例大幅下降，也即国债增加，政府贫困，从而导致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经常陷入僵局。
安德森指出：“私人财富的增长，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西方国家财富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平衡。如今，约1000家西方跨国企业控制着全球80％的工业生产，由于资本高度集中，跨国企业之间竞争激烈，背后的资本关系也错综复杂，加之跨国企业往往与政党及媒体关系密切，使得跨国企业及资本拥有者成为国家权力的新型介入者，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产生重要制衡，由此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进一步加深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安德森将西方世界面对的危机加以总结并指出：“总体来看，生态危机、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的扩张、战争导致的人口迁徙、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民族国家理念式微、民族身份激化、民族利己主义意识增长、对意识形态的拒绝、以及通过宗教回避现实的心态，是西方国家当前及未来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尽管如此，安德森也指出，美国仍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力量，由于美国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占主导地位，并拥有可观的金融和经济手段，这也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国际格局中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长期记忆”为长远发展铺垫道路
安德森强调，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与崛起，是西方世界普遍未曾预料到的现实，这也导致中国和美国未来会成为对国际关系平衡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他指出：“虽然美国和中国属于债务总额最大的国家，但其债务性质差异很大，相比两国的经济增长，这两个国家在财政上的操作空间仍很大。”此外，安德森也很看好中国互联网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他指出，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及数字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华为等，将完全能够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
但是，安德森也强调：“虽然中美未来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比重高，但这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为首的军事集团对峙并不同。世界格局的未来是主次矛盾的层级化，中美虽然作为两大强国，对世界格局作出结构性的影响，但地区性势力也不可小视，例如土耳其、拉美、印度等的地区矛盾或危机。”这种主要矛盾、地区矛盾共存的特点是安德森对未来世界局势的主要判断。
安德森批评西方政客的“短视记忆”，也即西方民主国家对自身发展历史的遗忘，导致他们用不合时宜的标准判断中国如今的强大和发展。安德森强调：“西方政客对中国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在他眼中，恰恰是今天的中国体现了“长期记忆”的优势，能够将西方国家历史与自身发展相对比思考，以人民的利益与福祉为目标，为未来的长远发展作出规划。
“黄背心”：“法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的结果”
纵观持续一年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安德森指出：“这是法国自1968年社会解放至今带来的制度危机深化，法国自198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今已剧烈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使贫困者更加贫困，中产阶级也极度不稳定，不断有中产阶级沦为社会贫困阶层的现象发生，导致社会危机，这也是‘黄背心’运动的源头。”
安德森强调：“这种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性危机，也体现为民主代表制度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危机。如今权力掌握在全球化金融寡头手中，当选的政府代表不再拥有绝对的决定权，由此导致议会体系很难发挥作用，而新型的公民代表制也很难找到突破口。以上两类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又和欧洲衰退引发的文化危机交织，最终体现在‘黄背心’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