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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普世价值”为何陷入危机?
作者:英国华裔自由撰稿人 崔莹 |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 更新时间:2016-06-16 14:53:00
    崔莹:著名学者、加拿大自由党前领袖叶礼廷最近在英国爱丁堡演讲,从难民危机、极右势力崛起等角度,解析“普世价值”在欧洲所遭遇的危机。
 
 

  欧洲难民问题持续发酵,继续考验着欧洲各国,许多欧洲国家放弃长期宣扬的平等、博爱的原则,而选择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6月6日,受富布赖特委员会邀请,前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叶礼廷(Michael Ignatieff)教授在英国爱丁堡进行演讲,解析“普世价值”在欧洲所遭遇的危机,他指出目前主权正处于回归阶段,公民多从“常人美德”的角度、而非从“普世价值”或国际法的角度,看待欧洲的难民问题。

  叶礼廷呼吁,“为难民提供庇护就像是公民去献血一样,是他们向陌生人赠予的一件礼物,而不是义务。难民进入公民所在的国家,享用对方的社会福利、住房,进入对方的劳力市场……这是个人所能够给他人带来的最大的礼物。”“唯一正确的方式是依靠生物识别系统,建立国际授权的合法移民流,然后,我们知道谁来了,然后我们说你们来吧,来工作吧,在我们的厨房、学校、酒店工作。”

  9个月前,叶礼廷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难民危机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他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看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巴西等国家的态度。

  今年69岁的叶礼廷本人也是“难民子弟”,他有俄国血统,他的祖父曾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手下担任教育大臣,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逃往加拿大。叶礼廷在多伦多出生长大,后前往英国教书,并担任过记者和主持人。他为英国思想家伊萨•柏林(Isaiah Berlin)写过传记。2000年,他返回哈佛大学,担任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2006年到2011年,叶礼廷步入政坛,并成为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后因竞选惨败,他最终辞去党主席的职位,退出政坛。

  从政前,身兼作家、政治哲学家和人权民主学者的叶礼廷曾入选“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结束政治生涯后,他回到大学教书,业余继续撰文关心世界政治与人权。

  今年9月开始,叶礼廷将辞去哈佛大学的教位,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特,担任该地中欧大学校长。这个选择大概也和他的匈牙利出生的妻子索哈(Zsuzsanna M. Zsohar)不无关系。

  索哈也聆听了叶礼廷在爱丁堡的讲座。叶礼廷在讲座中不时和坐在第一排的索哈互动,告诉观众妻子是他的“质量监管员”,这一幕不仅令人想起身为“政治明星”时,叶礼廷在很多场合和妻子“秀恩爱”。叶礼廷曾表示,“我选对了女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如果人们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因为在家的那位觉得我好就足够了。”

  “普世价值”不被公民认同 

  叶礼廷该场讲座的主题之一是“主权的回归”,他首先列举了导致主权回归的三个因素:“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15年开始的欧洲难民危机。

  叶礼廷解释,“主权国家就是当遭受袭击时,公民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当一些邪恶或者不吉利的事件,比如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发生时,主权通常就会被重新赋权而回归。比如机场设置的各种安检措施,就是对人们免受外来伤害的一种保护。此外,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颁布的新举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退休金,保护劳工市场。”

  早在4年前,叶礼廷就提出了主权回归的观点,他在《新共和》发表文章指出: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面临起义、袭击和入侵时,主权必须行使除法律之外的权力,以便保护这个国家。叶礼廷的这一观点,似乎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多个欧洲国家对难民关闭边境。

  伴随难民危机,西方国家极右翼“逆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穆斯林大量涌入,将威胁欧洲基督教文明,认为“匈牙利人有权不和穆斯林住在一起”,称这些人不是“难民”而是“移民”;捷克和斯洛伐克拒绝接受难民,为的是防止疾病的传播;德国的排外仇外情绪正在上升,原本日渐式微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呼声日益强烈;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一路领先;荷兰反伊斯兰政治人物怀尔德斯将难民涌入视为“伊斯兰入侵”;主张所有的难民都应集中安置在难民营的英国独立党也赢得更多人的拥护。叶礼廷认为这些只是“噪音”,并非是导致公民排斥难民的根本原因。

  叶礼廷解释,为何西方的“普世价值”陷入危机?为何欧洲各国不再主张融合和友爱?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为难民提供庇护的做法和公民的认同之间发生了冲突。当接收一个、两个难民时,公民没有怨言,当一百万难民在那里等着入境时,公民就感到了威胁。在民主国家,政府首先要保障本国公民的利益,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履行为难民提供庇护的义务。当民意反对(由于难民数量增多,公民感受到威胁)时,这个国家就该停止接收更多的难民。

  在讲座中,叶礼廷举例,有感染力的照片也可以改变公民的认同。2015年秋天,叙利亚3岁小男孩伏尸海边的照片令人心碎,因为这个小男孩的父母想移民加拿大,这张照片刺痛了加拿大人民的心。顺应民意,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去年带领自由党参与国会选举,承诺收容叙利亚难民。胜选后,新政府维持承诺,接收了2.5万叙利亚难民。

  以“常人美德”对待难民 

  叶礼廷提出大多数公民出于“常人美德”的视角善待难民,而非西方世界一直推崇的“普世价值”。叶礼廷从事人权研究和教学25年,他的这一观点可能会令人权捍卫者感到失望,却语重心长。

  伊萨•柏林(Isaiah Berlin)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而“常人美德”指的是做为普通人所具有的道德,比如怜悯、同情、容忍、友谊和好客等。叶礼廷认为“普世价值”和“常人美德”之间存在距离,也就是说,两者存在冲突。

  叶礼廷解释,正是这样的常人美德引领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给聚集在车站的难民送水,送面包,送毛毯。常人美德并非是服从、受“普世价值”教化后的道德,而是和“普世价值”毫无关系的、甚至是与其对立的一种道德。

  他指出,用“常人美德”的视角看待问题,首先就要承认自己和他人、公民和陌生人的区别。在“常人美德”的视角下,世界就是由各种差别组成的,人们的共性、普遍性并不是讨论的前提,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比如种族的差异、性别的差异、阶级的差异等。以“常人美德”的视角,美德的体现就在于人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常人美德”的力量在于它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设计关于人类的哪些理论,而就把人当成具体的、和自己不同的人来对待。

  而此处的容忍——容忍不同的社会群体,并非是由于服从于“普世价值”而履行的义务,而是容忍具体的人,公民认识的那个人,无论那个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完全取决于公民对他的评价和态度、公民和他发生的故事等。在这种情况下,容忍不是义务,而是一种馈赠。叶礼廷打了个比方,“因为我喜欢的是你,我可以容忍你,并不因为你是白人,我才容忍你,而因为你是你。”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难民获得庇护是难民的一种权利,明确禁止一国驱逐或遣返难民。叶礼廷却反驳说,从“常人美德”的视角,讨论这种权利是无意义的。他指出,“人们摆脱各种观念的压力,无论是种族主义,或者普世价值,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做决定。”

  按照“常人美德”的角度,公民并不把为难民提供庇护当做是难民的权利,也不把给予对方庇护当成自己的义务。“常人美德”把为难民提供庇护当作是一件礼物,一件神圣的物品:是当难民进入公民所在国家时接收方因情况而定的、有限的好客。

  这样的观点令人联想到1970年理查德•蒂特马斯出版的经典著作《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在那本书中,作者把自愿无偿献血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礼物馈赠,即生命的赠予,这种赠予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叶礼廷把为难民提供庇护和献血行为相比较,主张,“把献血当成是一项义务是毫无意义的,献血是向陌生人馈赠的礼物。我们也应该这样想,为难民提供庇护类似于献血行为,我们为陌生人、焦躁不安的难民提供避难,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国家,享用我们的社会福利、住房,进入我们的劳动市场……这也是个人所能够给予外人的最珍贵的礼物。”

  按照“常人美德”的视角,这个国家会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地对待陌生人。当然,“常人美德”不排斥这样的做法:如果房间已经满了,这个国家就该关门。

  同时,不能回避的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现实是:在西方世界,认为为难民提供庇护是难民的权利的主张根本没有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当国际法、普世价值“失效”时,叶礼廷试图从人性的角度为解决难民危机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为难民提供庇护看成是公民的馈赠和礼物的主张,或许能够真正说服公民。

  难民危机不只是“欧洲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的1500万难民主要来自5个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苏丹南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叶礼廷认为造成大量移民的原因之一是“迁移革命”:交通成本不再是问题,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而易举地联络外面的世界。自由民主的社会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之间的距离因技术而瓦解。造成大量移民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干预所带来的严重性破坏。这些干预动摇了相关国家的秩序,有些难民根本就是由“西方干预政策失败”直接导致的。

  成为众矢之的,导致欧洲难民危机的“原罪”包括美国,然而,在整个欧洲殚精竭虑应对难民危机时,美国在叙利亚人道危机问题上到目前为止依然不作为。叶礼廷谴责美国自2001年至今,只接收了大约3000名叙利亚难民,“像是蜗牛行进一样的速度!”。更令他感到失望的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明确表示反对接收叙利亚难民。

  2015年9月5日,叶礼廷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难民危机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的文章,呼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为解决欧洲难民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接收更多的难民。在讲座中,叶礼廷再次强调这项主张,并提出解决难民危机的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难民要尊重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国家的宪法秩序;根据难民的身份、个案给予处理对策;完善难民的回返和遣返制度;为申请到第三国庇护的难民提供多边帮助;依靠生物识别系统,建立国际授权的合法移民流;为“生存移民”建立国际区域;实行更有效的边境管理等。

  从地理位置看,安全区和危险区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而因为发达的交通工具,所有国家的边境都面临压力。叶礼廷认为,唯一正确的解决难民危机的途径是依靠生物识别系统,建立国际授权的合法移民流。

  此外,他还建议为生存移民建立国际区域,“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主要针对面临受迫害的难民,而非针对因为生存而导致的移民。年轻移民可以舒缓欧洲国家的老龄化危机。鼓励移民的国家通常更富有创造力,其劳动力市场会更灵活。欧洲的难民问题不仅仅是关乎欧洲,也关乎全世界。”

  叶礼廷自言自己是难民的孙子,他不知道假如面临今天的局势,他的爷爷和父亲是否能够顺利移民。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编: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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