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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欧洲的理想破灭了吗?
作者:杨帆 | 文章来源:http://news.ifeng.com | 更新时间:2016-07-04 10:18:00

团结欧洲的理想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理想主义之上的,尤其是战后的伤痛记忆催生了以团结为核心的普遍主义情怀。而今,彼时的记忆早已远去,现实的问题又荆棘丛生,人们还能否仅以情怀的意志力去维系团结的纽带?

这几天,关于英国通过公投而脱离欧盟的话题刷爆了新闻和朋友圈。据笔者的粗略观察,讨论的角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从思辨的角度分析英国脱欧背后的原因,这一类是极少数;而第二种则是从实用的角度谈英国脱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比如汇率、购物、旅游等等,这一类是绝大多数。

说来有趣,在笔者看来,朋友圈的这种分际其实正体现了英国脱欧背后最重要的原因——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分歧。

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曾说:如果说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欧洲是社会主义,在美国则主要是自由主义。这里的欧洲当然指的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虽然经常被我们笼统地称谓“西方”,但事实上,千百年来,欧陆与英美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独立发展的。

英美社会的发展更具备渐进式革新的特点,他们很早就确立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占有式个人主义”(麦克法兰语),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实用逻辑波澜不惊地带动着英美世界历史的“线性”前进;而欧陆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变革更具有革命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大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与这些宏大的历史变革相伴而生的是欧陆风格的“螺旋史观”。

前者有“遵循先例”为基础的英国普通法作为法律框架,而后者以追求理性概括的制定法为法律体系的基础;前者的政治发展更多体现实用主义的规律,而后者的政治制度设计则更阐释了理想主义的建构。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无疑是这种理想主义政治构建的产物,其所追寻的正是战后欧洲人所向往的“团结”、“普适”与“共荣”等社会理想。

从涂尔干到哈贝马斯

说到欧洲的理想主义,尤其与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分不开。直到今天,欧陆各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是各国左派政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几年前的欧债危机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陆知识分子就曾到处奔走呼吁,希望各国政治人物和人民都要警惕民粹主义的泛起、维持住团结欧洲的理想格局。再向前追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期,哈贝马斯还曾联合欧陆思想界的一众大师,德里达、艾柯、罗蒂(唯一的美国学者)等,一起在欧洲的各大媒体上同时发声,倡导一个不同于美国实用主义路线的欧洲统一对外政策。

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后来被集结成一本名为《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的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版)。该书很好地论述了这些欧陆知识分子们所念兹在兹的“团结”的价值含义,其中第一篇文章由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就叫做“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

在哈贝马斯之前一百余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就把倡导社会团结的规范性目标作为自己的学术旨趣。涂尔干的社会哲学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灵性的本体,它既不同于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主义,也不同于英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本位,而是将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作为核心。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中,国家权力运用刑法对私人空间进行规训和宰制,从而实现社会的整齐划一,这是一种“无机团结的社会”;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加剧、民事法律逐渐发达,个人基于自愿原则而连接彼此,成为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

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可以自主地创生恰当的规范与道德,这既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权力至上,也不似自由主义的一切权力来自于私人权利的论断。正是在涂尔干所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代,大革命的浮躁与激进逐渐退去,法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主义理想作为立国之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第五共和国,这三个词仍然可以见于法国所有国家机关的显著位置,它们所代表的精神依然是法国乃至欧洲政治实践的价值理想。

然而团结社会的理想是在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之后才逐渐被大众所接受的。近代民族国家化以后,欧陆各国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屠杀等人道主义悲剧。这些冲突、纷争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利益——争夺领土、殖民地、资源等等。因为近代化使得人们不再有精神上的神学依靠,争夺物质财富与享乐成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在一片丛林法则之中,能获得最多资源的人或者国家就将利益最大化,而且是赢者通吃、弱肉强食。

于是在欧洲近代化的前期,各种对内的极权主义、对外的利益外交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丛林法则的欧洲历史发展到极致就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战争的结果自然是“没有赢家”。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循环似乎是一个历史死结,必须翻开新的一页。

欧陆知识界一直有较强的批判主义的传统,几乎战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们都在反思欧洲该怎样走入新的历史。人们会思考:如果世界上的资源注定是有限的,那么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通过无限制的相互竞争,赢者全拿,这样成功者可以不断地满足自己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而失败者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行,竞争不过别人;第二种是把有限的资源尽量均衡地分给所有人,占有资源多的人有义务帮助占有少的人,即便这种多少是因为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的。这样每个人都无法利益最大化,同时每个人也不用担心因为竞争失败而被淘汰。

这是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问题,却困扰着千百年来的人类。一个“自由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会选择前者,而经过几百年战火洗礼的欧洲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种理想也被定义为“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

哈贝马斯是二战以后欧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是神授的,不是国家强制力保证的,甚至也不完全是一人一票赋予的,而是来自于人们在公开的媒介、场域对于公共议题的充分讨论而达成的理性共识。也就是说团结而理性的公共领域才应当是法之正当性的本源。

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的场域有很多——市民经常谈论政治的咖啡馆、报刊电视等媒体,甚至网络等公共论坛等等。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观主张,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必须跟以往的世界完全不同,人们所孜孜以求的那个真理,既不能存在于“我思故我在”的主观观念里,也不能存在于完全可以测量的客观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通过平等、理性的对话交往产生一个基于相互理解的理性共识。这个共识对于各方主体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真理也就蕴含其中,而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团结也会发源其中。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主张在民主共识基础上的团结欧洲,甚至要为这样一个理想中的欧洲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

团结欧洲的实践

战后发展至今的欧盟就是这一系列理想主义的政治实践产物。欧洲二十多个国家通过申根条约打开了边界(不包括英国),让人们可以自由迁徙。非本国公民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工作、生活,甚至享受大多数社会福利。这样就避免了因为领土纠纷而引起的暴力冲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创造了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欧元(英国亦不在欧元区)。于是,最早诞生“民族国家”概念的欧洲大陆也最早进入了“去民族国家化”的过程。

法、德两个历史上冲突最剧烈的国家,为了避免再次的冲突,开展了广泛的军事合作,甚至组建了一支共同的常规军队,由两国将领轮流指挥。在对内政策上,欧洲各国纷纷实行了广泛的“平等主义”社会政策。比如著名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建设、法国在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期实行的各种调整社会分配的措施,等等。这一系列社会改革组成战后欧洲社会的“福利国家化”,其价值根源也在于“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理想。

更多的宏观政策,在此无需繁冗赘述。笔者在法国读书的几年对这种“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有一些直接的观察和体现,也许可以更直观地说明。比如,法国高等教育的所有后勤都由政府授权的机构统一经营,被称为CROUS。几乎相同的饭菜,一般学生到CROUS食堂吃饭要3欧元左右一顿;博后、讲师、工作人员等来吃要5欧元多;而如果是教授则要7欧元多。因为在法国,人们会认为高收入者享受同样待遇就是要比低收入者多付出。

对于青年、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照顾政策更是比比皆是,囊括了从住房到吃饭,再到交通、生育等各个方面。比如,低收入者在住房补贴方面享受跟本国公民一样的标准;而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机构都会对青年学生优惠;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则对26岁以下的学生免费开放;笔者居住过的大巴黎94省则在青年交通卡半价的基础上再补贴一半,相当于只要花四分之一的费用就可以办一张交通卡到处走。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在外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政策,让人怀疑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政府对于私人租房的民事行为进行干涉,除了征收房东比较高的税以外,还规定在每年冬季的几个月里面,承租人即便拿不出租金,房东也没有权利把他赶走,因为这样侵害到了租客“在冬天有温暖的房子住的权利”。再比如,买卖房产时,法国极少有抵押贷款的情况,人们获得贷款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稳定的工作收入而获得信用贷款,这就避免了次贷危机情况的发生。

再进一步讲,相比华尔街,甚至浦东、深圳,法兰克福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规模小的可怜,没有那么多的金融从业者。笔者在接触中也感受到,很多欧洲人认为“用钱生钱”的金融业就代表了一种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所以欧陆很少出现全民疯炒股票或者买彩票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多花样翻新、而实质上却是赢者通吃的金融衍生品游戏,大国经济的支柱也主要是制造业,而非金融业。

光有这些福利化的公共政策事例还不足以说明欧陆“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全部,更为直接而重要的一面是产生和实现这些公共政策的机制。因为不同本位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其出发点和手段都会不一样。有统计显示,在欧洲,舆论领袖们有41%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组织,只有28%看重企业界、17%更看重政府;而在美国,40%更看重商业领域,46%偏向政治机构,只有14%偏向于社会组织的意见。

可以看出,相比较个人和国家权力这两方面,在欧洲,公民社会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涂尔干所描述的那种行会、社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在今天的欧洲各国,打开电视,你会发现有关公共政策类的谈话节目永远是最多的,这与其它地方电视节目高度娱乐化也形成了对比。

团结欧洲的危机

团结欧洲的理想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理想主义之上的,尤其是战后的伤痛记忆催生了以团结为核心的普遍主义情怀。而今,彼时的记忆早已远去,现实的问题又荆棘丛生,人们还能否仅以情怀的意志力去维系团结的纽带?英国的脱欧只是暂时的分道扬镳,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就像前面提到,欧洲团结的理想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重要的挑战来自于英美实用主义。说到英美政治的实用主义传统,并不是说英美的政治家或者知识分子没有情怀或者普通民众更利欲熏心,只是两种传统发展的历史轨迹不一样。就像当年柏克站在英国保守主义的立场批判法国大革命一样,英美文化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经验法则来务实地推进改革,对于更具有理想建构色彩的政治变革方式容易抱持怀疑态度。这也许是英国脱欧的深层次原因。

而欧洲本身遭遇的各种现实的危机催化和加深了分歧的显现。当欧洲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时代,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不会怀疑团结欧洲的理想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可是当经济发展逐渐减缓,各种危机出现的时候,疑欧主义的思潮就会首先在普通民众中蔓延。

首先是复杂官僚制带来的效率低下。在欧洲福利国家,各种社会公平理念的实现需要极其复杂的官僚科层制的机构来维持其运营,但这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南欧各国主权债务危机。欧陆各国普遍实行越来越加厚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政策一旦与民主制结合就会出现累积加重负担的效应——左派政党往往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允诺各种福利,而右派政党为了不让选票流失也不敢轻易地削减福利或者加重税收,如此往复,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债务就会越积越多。除此之外,一些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因为经济基础没有原来核心欧洲国家雄厚,也成为了欧盟经济成长的负担。

当然,最后,中东难民所带来的移民问题或许成为了团结欧洲理想裂解的最重要催化剂。事实上在此次难民危机之前,欧洲各国基于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想,就一直在大量接收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法国为了体现族群平等的理念,甚至立法禁止任何机构对人种、种族的构成进行普查。那些经常造成治安问题的移民二代,甚至恐怖袭击的枪手们,在普世性立法标准看来,都只有一个身份——欧洲法国公民。

移民带来的安全问题、社会福利负担问题等,很大程度上催化了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抬头。前几年在素有欧洲明珠之称的挪威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极右分子枪杀大量左翼民众的事件;这几年欧陆各国的右翼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速崛起……。凡此种种,都加速了欧洲团结的理想主义及其政治架构的裂解。

在未来,或许团结欧洲的理想还将在风雨中继续摇摆。最不被希望看到的结果可能就是重回到民族国家彼此争斗和排挤的弱肉强食时代。当然也有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次英国脱欧只是“一个一直不太合群的小伙伴终于退出了”而已,在此之后,思想更统一的欧陆各国或许可以更团结地去拥抱欧洲理想主义的价值。团结欧洲理想的前路在何方?目前还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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