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学者的物理移动更关键的是，他们的知识见解可通过更快速的渠道流传。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可以用于解释欧洲在18世纪的崛起。
人类经济的飞速增长是近三四百年才发生的事情。根据经济史学家的测算，1700年之前，世界GDP年均增长不到0.3%。然而，自18世纪开始，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发生了“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经济迅速发展，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为什么是欧洲突然变富，而不是其他地方？学者们提出过很多种解释。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因为欧洲的土地上存在着很多个国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尽管各国割据的格局造成了连年的战乱和贸易的壁垒，但总体来看，竞争带来的好处更多。尤其是，各国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非常重视科技创新，这就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在他的新著《经济增长的文化》中挑战了这一解释。他说：无论是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还是非洲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国家割据的格局，但是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并没有催生“财富大爆炸”。显然，欧洲崛起的奥秘还要去其他地方寻找。
Joel Mokyr教授提出的新观点是：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是分封割据的状态，但它却拥有一个统一、完整而活跃的思想市场。在整个欧洲，人们享有共同的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学者们使用着同样的语言——拉丁语。尽管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但知识分子还是可以方便地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不受政治分裂的影响。一个最著名的案例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伊拉斯谟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生主要往来于比利时鲁汶、英格兰和瑞士巴塞尔，并且曾经在意大利都灵和威尼斯生活。伊拉斯谟之后的欧洲学者，享有着更加便捷的流动性，很少有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国境线内。
比学者的物理移动更关键的是，他们所生产的知识见解，可以通过更快速的渠道流传。印刷术的发明和邮政系统的改造，让书籍的迅速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这时，统一而非分裂的文化市场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一本书面向整个欧洲发行，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这样一来，学者得到了更广泛的读者，印刷商则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在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视自己为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公民，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欧洲国家的学者。同时，割据的政治局面又给学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万一在一个国家言论受阻，换一个国家就是了。
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阶层幸运地占到了两头的便宜，既享受了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的好处，又从割据的政治欧洲中获益。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欧洲的思想市场迅速发展，其发达程度一举超过了明清年代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这种活跃的人文和科学氛围，既孕育了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也间接催生了将知识应用于经济增长的发明家、工程师。在欧洲，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经济发展需要基于可靠的知识，而可靠的知识则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要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基础的理念，在当时的世界上却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弗朗西斯·培根所言的“知识就是力量”，从那时起被很多人理解为“知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这也为工业革命在欧洲拉开帷幕做好了准备。
Joel Mokyr教授感叹，“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欧洲自18世纪起的崛起其实是一系列特殊机缘共同作用的结果”。万一哪一条要素发生了变化——比如，没有拉丁语为统一的语言，书籍不能跨国发行，或者军事冲突影响了思想交流，欧洲都可能不会是发生“财富大爆炸”的地方。
http://news.ifeng.com/a/20170227/5073559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