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斯：维护在财富和机会分配上不公的现状，只会让民粹主义气焰嚣张。我们需要重新构想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我成长于一个两种相互矛盾的“必然性”同时存在的欧洲。一种必然性预测，我们将永远处于同苏联展开核大战的临战状态。另一种认为，只要我们能避免“相互确保摧毁”，民主和市场将带来繁荣。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更富有。
结果，第二种必然性证明了第一种是错误的。经济上的失败拖垮了共产主义。乘坐吉尔(Zil)高级轿车的老男人——还记得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吗？——可以在热核导弹的数量上与美国较量。但那些被他们禁锢于铁幕后的人们开始注意到，西方模式可以带来美好得多的生活。
对欧洲的民主国家来说，冷战既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也提供了一个托辞。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成为它们的借口，让它们可以对美苏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的诸多代理人战争视若不见。当苏维埃帝国解体后，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将把欧洲视为模板。
那一幕距今才过去25年。如今，无间断发展进步的承诺看起来不靠谱。有人将之归咎于全球实力转移——东方与西方、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再平衡意味着，如今是崛起中的国家在设定全球化的规则。但是，就像当年面对苏联共产主义一样，最大的危险存在于内部。中国不会推翻欧洲的民主，欧洲也许会。
关于人们对旧政治秩序日益强烈的不满和信任崩塌，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可以在一个民调问题上找到，那就是人们是否期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如今，选民们更有可能回答不抱希望。他们假设，进步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
一旦你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就会变得黑暗得多。为什么要忍受当下的艰辛与不公——如果未来还会更加黯淡？当看到少数人确实能够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时，这种痛苦就变得愈加强烈。
陷入这种悲观情绪部分是周期原因，反映出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近10年的艰难时期。按照这种思路——这正是乐观主义者所寄望的——经济增速回升和收入增加将使得问题迎刃而解。欧元区正在恢复增长，失业率在下降。另一种分析注意到，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很久之前，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果实就已经严重分配不公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通人的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而银行家们赚得盆满钵满。再加上移民涌入造成的文化断层，这一切就为民粹主义者向绝望的民众兜售愤怒开启了大门。精英们没怎么帮自己的忙。
还有人会告诉你，我们正面临一场关乎存亡的危机——民主将被威权版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横扫出局。在我看来，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一幕。
欧洲战后政治领导人从上世纪30年代社会崩溃中吸取的教训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可持续的平衡被市场过度行为打破。公民不愿意接受一种把所有好处都交给精英、而把成本强加给穷人的市场模式。
在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做出的回应是推出“新政”(The New Deal)。欧洲一直等到1945年整个欧陆被夷为平地之后，才开始建立英国人所称的“福利国家”以及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所称的“欧洲社会模式”。回报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当下这一代政界人士应该学习上述经验。维护在财富和机会分配上明显不公的现状，只会让民粹主义者气焰更加嚣张。重获信任需要政治领导人重新构想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使之适应一个全球化和技术带来深刻经济不安全感的时代。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类落后于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所代表的排外右翼一样拿不出解决方案。国家社会主义已被证实是自取灭亡。但如今就像1945年之后那段时期，公私之间必须重新划界。
简单而言，建立信任主要靠行动。如今的精英们应该扪心自问，以下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可以接受了？政客们卸任公职后马上进入企业董事会；央行行长们投靠美国投行；商界领袖们想给自己多少薪酬就给自己多少薪酬。
重新划界的一种方法是，打击那些为寻租而逃避创造财富的大型垄断企业；强制谷歌(Google)、苹果(Apple)等数字巨擘缴纳超出象征金额的税款；确保移民不拉低工资；把灵活的市场和有价值的培训结合起来。
许多欧洲人感到愤怒；还有人感到害怕。我不觉得他们想要一场革命。他们想要的只是更公平的平衡，以及主流政客至少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一种感觉。你可以说，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市场经济。
本文作者目前是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Academy)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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