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内什：直接民主对西方现行的代议制民主的威胁超过独裁。请想象一下就税率或者移民数量进行大众直接投票。
现在还在世的英国公民中，有人是在大众代议制民主之前出生的。在1929年之前，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投票权；在1918年之前，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有投票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Great War)的残酷让政府因羞愧而赋予人们选举权。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英国是一个深受政治启蒙影响数世纪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代议制民主的根基更加薄弱。我们从小生活在一种常态之中，那就是绝大多数人能够自由选择其统治者，然而这个常态在历史长河里存在的时间只相当于一瞬。在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议制民主被暂停。在面临另一个重大考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萧条时，代议制民主在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复杂文化中向强人统治者投降。
我们本能地难以想象我们已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当我们尝试这么做的时候，最令我们恐惧的总是专制独裁（很多绝非歇斯底里的评论人士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上美国总统之后都进行了这种尝试，其中包括温和的保守派人士戴维·弗拉姆(David Frum)）。在典型的反乌托邦情景中，特朗普正处于两任总统任期后的第三个任期，统治英国的是敌视外国人的保守党人或者敌视产权的社会主义者（取决于你最害怕的噩梦是什么），法国最终扶正了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这种把专制视为现有政治体制的替代选择的假设可以理解。过去代议制民主倒下的时候，就倒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假设也符合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地的事态发展。
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可能让位于其他黑暗的未来。上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了一份对民主态度的全球调查。在西方，80%的人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好事。只有13%的人认为没有议会或者法院的强人领袖统治是好事。看到这里，任何认为这两种政治模式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选择的人，都会松一口气。
麻烦的是，有43%的人赞同由“专家，而非选举出的官员，来进行决策”的制度（英国和美国的比例与这个平均值持平），足足有70%的人盼望由“公民，而非选举出的官员，对重大国家事务进行直接投票，来决定什么被写入法律”。尽管有过（也可能正是因为有过）全民公投的经验，英国的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仍然为56%对38%。
代议制民主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独裁，而是柏拉图的天才统治，或者，其最有可能的威胁是直接民主。
大众还没有丧失对专制统治者的警惕性。20世纪在太多国家出现了太多例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粗略的规则是，一个文化越是担心出现强人领袖，就越不容易出现强人领袖，而西方的这种担心是全天候的。这种忧虑体现在反乌托邦的评论，以及对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的充满焦虑的重新解读之中（就像《1984》一样，这本书的伟大体现在除预言能力外的方方面面）。
比专制独裁险恶得多的是前所未有、因此也未曾被讨论过的威胁。我们没有有关一个国家在无休止的全民公投中丧失理智的共同记忆，因此我们低估了这个前景。但看看皮尤的调查结果——再看看经济和技术的趋势。
过去企业加强了代议制民主。大公司（比如福特(Ford)、麦当劳(McDonald's)、索尼(Sony)）本身就像是政府一样。它们雇佣大批人员，做看得见的事情，它们的高管和政治阶层没什么差异。谷歌(Google)和Facebook则更像是不断滚动的全民公投。这些公司雇佣的人员很少（相对于它们的市值而言），但却让数十亿人能够直接发言，获得即时满足感，这是新的人类体验。它们有时候会流露出一种世界观，即现实中的政府是次要的。或许这些都不会随着时间推移重构我们的公民文化。或许吧。
反对就英国退欧进行二次公投的最佳理由与欧洲没有关系（虽然有一些支持二次公投的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直接民主的常态化。想象一下就税率或者移民数量进行大众直接投票。或者，为了避免你夜不能寐，别想了。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说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句话更适用于民主。穷人的数量永远超过富人。专家统治能够保护富人的利益不被穷人抢走。直接民主给予穷人超越富人的最大权力。代议制民主对穷人和富人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如果代议制民主再一次倒下，罪魁祸首不一定是以某个独裁者的面孔出现，而有可能会以我们所有人愤怒的面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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